滿族人在關外時，主要以畜牧、遊獵為生。因此，揚鞭策馬，彎弓射箭，幾乎是每個成年男子必備的本領。加之努爾哈赤為狩獵和軍事行動的需要，建立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騎射更成為每個旗民的必修之課。這種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萬能騎善射的將士。這些將士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建立清王朝的過程中，貢獻重大。於是，騎射尚武，被清朝諸帝奉為“滿洲根本”、“先正遺風”。

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諸帝，先後採取了多種措施，以保持騎射傳統不至丟棄。首先是加強皇子宗室、八旗貴胄勿忘騎射傳統的教育。順治帝曾規定，10歲以上的親王及閒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場進行一次騎射演習。對20歲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嚴，指定他們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參加宗人府舉行的弓馬考試；並授權宗人府對態度怠惰，成績低劣者進行參處。順治帝對自己的兒子也毫不寬縱，特為幼小的玄燁（後來的康熙帝）選擇了技藝高超的侍衛默爾根做老師，訓練玄燁騎射，像讀書作字一樣“日有課程”。玄燁稍有不合要求，默爾根即直接指出。在這樣嚴格的訓練下，玄燁練就一身好武功，能用長箭，挽強弓，策馬射侯（布靶）十有九中。康熙二十二年，他在淺草叢中一箭射死猛虎，又傳在馬上連發三箭，箭箭射過峰頂，其山便稱為“三箭山”。晚年他曾對眾群臣、侍衛說：“朕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射獲諸獸，不勝計矣。又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

康熙帝深感掌握騎射武功，是保持滿洲貴族優勢的一個重要條件。因此，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親自為諸皇子督課，命他們黎明上殿背誦經書，繼而練習騎射，天天如此，從不間斷。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領眾皇子和侍衛大臣，到西苑紫光閣前練習校射。

對普通八旗子弟，康熙帝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清入關以後，很多旗員見應舉赴考升遷較快，紛紛放棄武功，爭趨文事。騎射傳統已漸有喪失殆盡的危險。康熙帝便在鼓勵八旗子弟報考文場的同時，特命兵部先行考試滿語和騎射。只有弓馬合格者方准入闈，以示不忘尚武之本。此外，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試人員的地位。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後，每當在紫光閣前考試武進士騎射、刀、石時，康熙帝都親自拔擢其中弓馬嫻熟、武藝高超者充任御前侍衛，附入上三旗。雍正年間明文規定：漢武進士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一等侍衛，第二、三名授二等侍衛。對習武的人來說，擔任御前侍衛，是難得的榮耀。

確立大閱、行圍制度，是清王朝崇尚武功，倡導騎射之風的又一重要措施。大閱典禮，每三年舉行一次。皇帝要全面檢閱王朝的軍事裝備和士兵的武功技藝。八旗軍隊則各按旗分，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鳥槍、騎射、佈陣、雲梯等各種技藝。清帝除以大閱這種形式來訓練八旗軍隊外，也把大閱視為向各族首領炫耀武力的機會。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爾喀諸部臺吉（清廷賜封蒙古部落的爵號）進京朝貢，康熙帝特命舉行大閱，演習一批新型火炮，並全副武裝來到舉行大閱的王家嶺。參加檢閱的十幾萬八旗官兵，早已陳兵列隊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後，軍中響起螺號聲，接著紅旗飛揚，排炮併發。幾百門大炮相繼轟鳴，場內的靶侯隨聲而倒，場面十分壯觀。隨同康熙帝參加大閱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從未見過如此陣勢，不免呈現驚懼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卻假作安慰：“閱兵乃本朝舊制，歲以為常，無足驚懼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獵組織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訓練八旗軍隊的實戰本領。或獵於邊牆、或田於塞外，四、五十年來，從未中斷。對皇帝這樣不辭勞苦，每年往復奔波於長城內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勞苦軍士”為由，上疏反對。這種與尚武之風背道而馳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絕。他不但一如既往進行大規模軍事訓練，而且為平息蒙、藏地區的動亂，還數次領兵親征寧夏、內蒙。有一次康熙帝率軍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風雪交加的惡劣天氣，行營處早已準備好御營，但康熙帝為鼓舞士氣，卻身披雨衣，佇立曠野，直到幾十萬大軍全部安營紮寨，才入營用膳。事實證明，由於康熙帝不忘武備，勤於訓練，八旗軍隊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復臺灣等戰役中，獲得輝煌的戰績。康熙帝晚年曾以滿意的心情回憶這段往事：“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征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

為了進一步提高八旗軍隊的習武技能，清初諸帝還設立了善撲營、虎槍營、火器營等特殊兵種。專門演習摔跤、射箭、刺虎以及操演槍炮等。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鰲拜專權跋扈，康熙帝就是藉助一批年少有力，又善撲擊之戲的衛士，除掉權臣鰲拜。此後，正式設立相撲營。每當皇帝在西苑紫光閣賜宴蒙古藩王或親試武進士弓、馬、刀、石時，均由善撲營表演相撲、勇射，併為武進士預備弓、石。

火器營是隨著八旗軍隊中，鳥槍火炮的數量不斷增多而設定的。早在關外時，八旗軍隊就開始使用槍炮。被他們稱為“紅衣大炮”的火器，大多是從明軍手中繳獲的。幾十年後，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亂時，才發現庫存火炮的數量和質量，都已無法應付大規模的戰爭。當時清王朝中並無兵器專家，康熙帝只好任命在欽天監供職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試製新炮。南懷仁不敢違命，運用在歐洲學到的全部物理、化學、機械等方面的知識，絞盡腦汁，設計並製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門。康熙帝對南懷仁制炮一直十分關注，視新式武器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盧溝橋試炮時，親臨現場觀看。這次試炮非常成功，每門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康熙帝十分高興，當場賜新型火炮一個威風凜凜的名字：“神威無敵大將軍”，並在炮場賜宴八旗官員。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懷仁制炮的功績，解下自己的貂裘賞給南懷仁，又破格提拔這個外國傳教士為二品工部右侍郎。隨著戰爭的深入，槍炮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使用火器計程車兵也越來越多，於是康熙帝將這批人組織起來，設立了火器營，共轄官兵近八千人。使用鳥槍火炮等較進步武器，無疑有促進在八旗軍隊中倡導尚武之風的作用。

儘管清初諸帝十分重視對子孫後代的騎射傳統教育，但驕奢淫逸的生活，承平安定的環境，卻使宗室王公的成績每況愈下。到乾隆年間，有不少王公貴族已不會講滿語，弓馬技術也很平常。乾隆帝對此十分惱怒，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若猶有不能講滿語，其在宗學者，著將宗人府王公等及教習一併治罪，其在家讀書者，將伊父兄一併治罪。”對宗室王公，乾隆帝則親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每季進行一次滿語和騎射的考試。乾隆帝時，特命在紫禁城中興建練習騎射的箭亭一座，並在箭亭、紫光閣及侍衛教場等練武場所刻石立碑，教育子孫後代永遠銘記嫻熟騎射、精通滿語的尚武傳統。

清朝皇帝重視武功騎射，是考慮到王朝社稷的命運；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視宮廷的防衛。

清代宮廷禁衛，有侍衛處、護軍營、前鋒營諸兵種。侍衛處侍衛因直接警衛皇帝，所以備受重視，品級也較高。一等侍衛正三品，相當於順天府尹；二等侍衛正四品，三等侍衛正五品，也相當於各部院司長。擔任侍衛的人員，都選自皇帝親轄的上三旗。其中武藝高強、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衛，其餘多數分成內外兩班。內班宿衛乾清門、內右門、神武門、寧壽門；外班宿衛太和門。儘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但對皇帝來說，卻有親轄的上三旗和諸王分轄的下五旗親疏之分。這種區別也反映到宮廷禁衛制度中。紫禁城內各門，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衛處警衛外，其餘諸門，如午門、東西華門、神武門等，均由護軍營和前鋒營中屬上三旗的官兵負責。禁城外，如大清門、天安門、端門等，就都交給下五旗去把守了。保衛宮廷安全，是侍衛處、護軍營和前鋒營的第一任務。他們人數眾多，武器精良，僅護衛軍官兵每天每班就多達五百二十五人。在設有禁軍值宿的紫禁城內外各門，都配備弓箭、撒袋、長槍等軍器，要求弓弦每天張馳，槍箭十天一磨，武器終年見新。

紫禁城是帝后妃嬪的生活重地，又是清朝最大的辦事機構。每天出入禁城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工匠廚役，人員繁雜，人數眾多。縱有深池高牆，也難免發生差錯。為了加強宮廷禁衛，皇帝也訂立了許多具體制度。在紫禁城門外有下馬碑，要求官員人等到此下馬，停帶護衛，只允許親王、郡王、貝勒各帶兩名護衛入朝。對入朝辦事的大臣，也按不同等級和類別，限定各自行走的大門。如皇帝走午門中門，宗室王公走右門，其他官員走左門；內大臣及內監工役等走東、西華門和神武門側門。禁城之內，御前侍衛、南書房大臣等，因與皇帝最為接近，可出入乾清門。御前大臣、軍機處大臣等走內右門。禁城周圍的每座大門還設手執紅杖的護衛二名，更番輪坐門旁，親王經過亦不起立，有不報名擅入者，則以紅杖責打。另有專人查核出入此門的官員姓名。對在宮中供役的蘇拉（雜役）、工匠、廚師等，又另有查核的辦法。即由各管理衙門發給記有姓名、旗分及本人特徵的腰牌，作為出入禁門的憑證，門上並有底冊以供核對。

入夜之後，宮廷防衛更為嚴密。出入禁門，須持有“聖旨”字樣的陽文合符與各門持有的陰文合符相吻合才能開門放行。巡更有“傳籌”制，即由值班護軍圍繞禁城依次傳遞一根長約一尺的木棒（即籌），迴圈往復，終夜不絕。傳籌經過宮中的主要大門和通道，以檢查各處的值更人員，防止有人翫忽職守。

儘管宮廷防衛森嚴，還是多次發生過使皇帝震驚的事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有個僧人手持腰刀，隻身闖人東華門。在場值班護軍有數十人，都被僧人咄咄逼人的氣勢嚇住，竟無一人敢上前攔阻。直到僧人行至協和門，才被幾個護軍擒獲。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深感防衛制度懈弛，禁軍怯懦無能。他怒斥護軍“守禦多人，竟不能一為阻攔！如軍前遇敵，諒不過惟怯奔潰而已！”並下令將這一上諭製成木牌，懸掛在各進班之處，以示訓誡。

康熙御製威遠將軍炮

清代使用火炮始自關外皇太極時。康熙年間因平定三藩戰爭之需，開始大批生產火炮。此炮為銅製，重五百六十斤，使用鐵彈重三十斤。炮身上用滿，漢文鐫“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內御製威遠將軍。總管監造：御前一等侍衛海青。監造官：員外郎勒理。筆帖式巴格。臣役：伊幫政，李文德。”

藤牌

藤牌是盾牌的一種，最初生產於福建，為藤條編織而成。由於藤牌輕便，堅固又有韌性，在古代戰爭中被廣泛地當作防衛武器。清代所有綠營軍都設有藤牌兵；在旗漢軍驍騎營中，還設有藤牌營，作為護炮的特種兵。康熙年間，清軍在雅克薩抗擊俄軍入侵時，曾發揮藤牌兵的作用，克敵制勝。

滿族人在關外時，主要以畜牧、遊獵為生。因此，揚鞭策馬，彎弓射箭，幾乎是每個成年男子必備的本領。加之努爾哈赤為狩獵和軍事行動的需要，建立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騎射更成為每個旗民的必修之課。這種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萬能騎善射的將士。這些將士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建立清王朝的過程中，貢獻重大。於是，騎射尚武，被清朝諸帝奉為“滿洲根本”、“先正遺風”。

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諸帝，先後採取了多種措施，以保持騎射傳統不至丟棄。首先是加強皇子宗室、八旗貴胄勿忘騎射傳統的教育。順治帝曾規定，10歲以上的親王及閒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場進行一次騎射演習。對20歲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嚴，指定他們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參加宗人府舉行的弓馬考試；並授權宗人府對態度怠惰，成績低劣者進行參處。順治帝對自己的兒子也毫不寬縱，特為幼小的玄燁（後來的康熙帝）選擇了技藝高超的侍衛默爾根做老師，訓練玄燁騎射，像讀書作字一樣“日有課程”。玄燁稍有不合要求，默爾根即直接指出。在這樣嚴格的訓練下，玄燁練就一身好武功，能用長箭，挽強弓，策馬射侯（布靶）十有九中。康熙二十二年，他在淺草叢中一箭射死猛虎，又傳在馬上連發三箭，箭箭射過峰頂，其山便稱為“三箭山”。晚年他曾對眾群臣、侍衛說：“朕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射獲諸獸，不勝計矣。又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

康熙帝深感掌握騎射武功，是保持滿洲貴族優勢的一個重要條件。因此，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親自為諸皇子督課，命他們黎明上殿背誦經書，繼而練習騎射，天天如此，從不間斷。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領眾皇子和侍衛大臣，到西苑紫光閣前練習校射。

對普通八旗子弟，康熙帝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清入關以後，很多旗員見應舉赴考升遷較快，紛紛放棄武功，爭趨文事。騎射傳統已漸有喪失殆盡的危險。康熙帝便在鼓勵八旗子弟報考文場的同時，特命兵部先行考試滿語和騎射。只有弓馬合格者方准入闈，以示不忘尚武之本。此外，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試人員的地位。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後，每當在紫光閣前考試武進士騎射、刀、石時，康熙帝都親自拔擢其中弓馬嫻熟、武藝高超者充任御前侍衛，附入上三旗。雍正年間明文規定：漢武進士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一等侍衛，第二、三名授二等侍衛。對習武的人來說，擔任御前侍衛，是難得的榮耀。

確立大閱、行圍制度，是清王朝崇尚武功，倡導騎射之風的又一重要措施。大閱典禮，每三年舉行一次。皇帝要全面檢閱王朝的軍事裝備和士兵的武功技藝。八旗軍隊則各按旗分，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鳥槍、騎射、佈陣、雲梯等各種技藝。清帝除以大閱這種形式來訓練八旗軍隊外，也把大閱視為向各族首領炫耀武力的機會。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爾喀諸部臺吉（清廷賜封蒙古部落的爵號）進京朝貢，康熙帝特命舉行大閱，演習一批新型火炮，並全副武裝來到舉行大閱的王家嶺。參加檢閱的十幾萬八旗官兵，早已陳兵列隊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後，軍中響起螺號聲，接著紅旗飛揚，排炮併發。幾百門大炮相繼轟鳴，場內的靶侯隨聲而倒，場面十分壯觀。隨同康熙帝參加大閱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從未見過如此陣勢，不免呈現驚懼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卻假作安慰：“閱兵乃本朝舊制，歲以為常，無足驚懼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獵組織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訓練八旗軍隊的實戰本領。或獵於邊牆、或田於塞外，四、五十年來，從未中斷。對皇帝這樣不辭勞苦，每年往復奔波於長城內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勞苦軍士”為由，上疏反對。這種與尚武之風背道而馳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絕。他不但一如既往進行大規模軍事訓練，而且為平息蒙、藏地區的動亂，還數次領兵親征寧夏、內蒙。有一次康熙帝率軍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風雪交加的惡劣天氣，行營處早已準備好御營，但康熙帝為鼓舞士氣，卻身披雨衣，佇立曠野，直到幾十萬大軍全部安營紮寨，才入營用膳。事實證明，由於康熙帝不忘武備，勤於訓練，八旗軍隊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復臺灣等戰役中，獲得輝煌的戰績。康熙帝晚年曾以滿意的心情回憶這段往事：“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征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

為了進一步提高八旗軍隊的習武技能，清初諸帝還設立了善撲營、虎槍營、火器營等特殊兵種。專門演習摔跤、射箭、刺虎以及操演槍炮等。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鰲拜專權跋扈，康熙帝就是藉助一批年少有力，又善撲擊之戲的衛士，除掉權臣鰲拜。此後，正式設立相撲營。每當皇帝在西苑紫光閣賜宴蒙古藩王或親試武進士弓、馬、刀、石時，均由善撲營表演相撲、勇射，併為武進士預備弓、石。

火器營是隨著八旗軍隊中，鳥槍火炮的數量不斷增多而設定的。早在關外時，八旗軍隊就開始使用槍炮。被他們稱為“紅衣大炮”的火器，大多是從明軍手中繳獲的。幾十年後，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亂時，才發現庫存火炮的數量和質量，都已無法應付大規模的戰爭。當時清王朝中並無兵器專家，康熙帝只好任命在欽天監供職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試製新炮。南懷仁不敢違命，運用在歐洲學到的全部物理、化學、機械等方面的知識，絞盡腦汁，設計並製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門。康熙帝對南懷仁制炮一直十分關注，視新式武器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盧溝橋試炮時，親臨現場觀看。這次試炮非常成功，每門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康熙帝十分高興，當場賜新型火炮一個威風凜凜的名字：“神威無敵大將軍”，並在炮場賜宴八旗官員。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懷仁制炮的功績，解下自己的貂裘賞給南懷仁，又破格提拔這個外國傳教士為二品工部右侍郎。隨著戰爭的深入，槍炮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使用火器計程車兵也越來越多，於是康熙帝將這批人組織起來，設立了火器營，共轄官兵近八千人。使用鳥槍火炮等較進步武器，無疑有促進在八旗軍隊中倡導尚武之風的作用。

儘管清初諸帝十分重視對子孫後代的騎射傳統教育，但驕奢淫逸的生活，承平安定的環境，卻使宗室王公的成績每況愈下。到乾隆年間，有不少王公貴族已不會講滿語，弓馬技術也很平常。乾隆帝對此十分惱怒，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若猶有不能講滿語，其在宗學者，著將宗人府王公等及教習一併治罪，其在家讀書者，將伊父兄一併治罪。”對宗室王公，乾隆帝則親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每季進行一次滿語和騎射的考試。乾隆帝時，特命在紫禁城中興建練習騎射的箭亭一座，並在箭亭、紫光閣及侍衛教場等練武場所刻石立碑，教育子孫後代永遠銘記嫻熟騎射、精通滿語的尚武傳統。

清朝皇帝重視武功騎射，是考慮到王朝社稷的命運；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視宮廷的防衛。

清代宮廷禁衛，有侍衛處、護軍營、前鋒營諸兵種。侍衛處侍衛因直接警衛皇帝，所以備受重視，品級也較高。一等侍衛正三品，相當於順天府尹；二等侍衛正四品，三等侍衛正五品，也相當於各部院司長。擔任侍衛的人員，都選自皇帝親轄的上三旗。其中武藝高強、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衛，其餘多數分成內外兩班。內班宿衛乾清門、內右門、神武門、寧壽門；外班宿衛太和門。儘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但對皇帝來說，卻有親轄的上三旗和諸王分轄的下五旗親疏之分。這種區別也反映到宮廷禁衛制度中。紫禁城內各門，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衛處警衛外，其餘諸門，如午門、東西華門、神武門等，均由護軍營和前鋒營中屬上三旗的官兵負責。禁城外，如大清門、天安門、端門等，就都交給下五旗去把守了。保衛宮廷安全，是侍衛處、護軍營和前鋒營的第一任務。他們人數眾多，武器精良，僅護衛軍官兵每天每班就多達五百二十五人。在設有禁軍值宿的紫禁城內外各門，都配備弓箭、撒袋、長槍等軍器，要求弓弦每天張馳，槍箭十天一磨，武器終年見新。

紫禁城是帝后妃嬪的生活重地，又是清朝最大的辦事機構。每天出入禁城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工匠廚役，人員繁雜，人數眾多。縱有深池高牆，也難免發生差錯。為了加強宮廷禁衛，皇帝也訂立了許多具體制度。在紫禁城門外有下馬碑，要求官員人等到此下馬，停帶護衛，只允許親王、郡王、貝勒各帶兩名護衛入朝。對入朝辦事的大臣，也按不同等級和類別，限定各自行走的大門。如皇帝走午門中門，宗室王公走右門，其他官員走左門；內大臣及內監工役等走東、西華門和神武門側門。禁城之內，御前侍衛、南書房大臣等，因與皇帝最為接近，可出入乾清門。御前大臣、軍機處大臣等走內右門。禁城周圍的每座大門還設手執紅杖的護衛二名，更番輪坐門旁，親王經過亦不起立，有不報名擅入者，則以紅杖責打。另有專人查核出入此門的官員姓名。對在宮中供役的蘇拉（雜役）、工匠、廚師等，又另有查核的辦法。即由各管理衙門發給記有姓名、旗分及本人特徵的腰牌，作為出入禁門的憑證，門上並有底冊以供核對。

入夜之後，宮廷防衛更為嚴密。出入禁門，須持有“聖旨”字樣的陽文合符與各門持有的陰文合符相吻合才能開門放行。巡更有“傳籌”制，即由值班護軍圍繞禁城依次傳遞一根長約一尺的木棒（即籌），迴圈往復，終夜不絕。傳籌經過宮中的主要大門和通道，以檢查各處的值更人員，防止有人翫忽職守。

儘管宮廷防衛森嚴，還是多次發生過使皇帝震驚的事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有個僧人手持腰刀，隻身闖人東華門。在場值班護軍有數十人，都被僧人咄咄逼人的氣勢嚇住，竟無一人敢上前攔阻。直到僧人行至協和門，才被幾個護軍擒獲。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深感防衛制度懈弛，禁軍怯懦無能。他怒斥護軍“守禦多人，竟不能一為阻攔！如軍前遇敵，諒不過惟怯奔潰而已！”並下令將這一上諭製成木牌，懸掛在各進班之處，以示訓誡。

嘉慶年間，還發生了兩件直接危及皇帝

生命

安全和宮闈安全的大事。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曾在御膳房供役的陳德因生活困苦，不堪忍受，帶兒子潛人宮中，乘嘉慶帝回官進入神武門之機，手執小刀上前行刺。在場的一百多名護軍，個個不知所措，只有御前侍衛等六人敢上前與陳德搏鬥，最後縛住陳德，但也被扎傷多處。嘉慶帝為此惶恐不安，急忙下令稽查宮廷門禁制度，又命

重製

乾隆二十三年上諭木牌，同時將他本人訓誡護軍的上諭也製成木牌，一併懸掛於各進班之所。似乎這樣一來就能制止侵犯宮廷事件的發生。然而事與願違，十年後又發生更加令人震驚的事件。天理教一支小規模的農民起義軍以太監作內應，乘朝中大臣都到京東迎駕之機，從東、西華門闖入紫禁城，直趨皇帝寢宮養心殿。當時嘉慶帝雖不在宮中，起義軍也因人少力單很快就被打敗，但嘉慶帝仍然驚呼此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回宮途中即不得不發出“罪己詔”。

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朽沒落，紫禁城的防衛也如江河日下。到同冶，光緒時期，又發生端門被竊軍械，慈寧宮丟失銅鏈等失竊事件。靠近紫禁城四門之地，竟常有買賣食貨的小販私行往來。至於冒名頂替，混入宮內的就更是屢見不鮮了，慈禧太后、光緒帝除哀嘆“成法日久廢弛”，令禁軍應“嚴密梭巡”外，則根本無力整飭軍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