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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記·月令》中，最早對“馬政”做了註釋：“謂養馬之政教也。”可見，把一般的養馬業上升為馬政萌芽於商代，而老百姓養馬則開始於明代。

在冷兵器時代，戰馬不僅是衝鋒陷陣、 克敵制勝的重要軍事裝備， 也是驛站、 後勤保障的主要戰略運輸工具， 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因而備受歷代王朝的關注。

唐貞觀年間，官馬數量達到了70萬匹以上，而北宋時代馬匹的數量不過21萬匹，足見國力的強弱。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自己所說：“自古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當者， 必數馬以對……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 毋怠所事。”

朱元璋既然將“養馬”抬高到國家戰略層面，那就需要全民動員，這樣的話，不但可以減少官牧的壓力，還能迅速增加馬匹數量。

但是，結果如何呢？

先來看看養馬制度的設計，當地民戶養馬有三種方式：

一是“計畝養馬”，一匹公馬對應50畝地，母馬翻番，領養者可以免除上繳公糧；

二是“計丁養馬”，根據任務量的多寡領養不同數量馬匹，其中規定：馬匹有死亡、或者出生數量不夠，就要相應賠償；

三是“計戶養馬”，按照民戶數量來領養馬，江南和江北數量上有所不同。同樣，馬匹沒了，以“差役”形式進行賠償，當然，領養者可以免除勞役。政策雖看上去“利好”，但養馬並不是個輕鬆活。按照朝廷的意思，就是保證大馬生小馬，不能將給馬養死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難題：

首先，誰也無法保證，自己領養的母馬可以年年“產駒”，如果數量不達標就要交錢。

根據《菽園雜記》記載，民牧最苦之事就是“母馬不孳生而百姓自行賠補。”當時，新樂縣有一家每三年賠“二駒”，九年下來舉家破產。

既然，生不出小馬要賠錢，那麼，是不是生的越多就越好呢？

答案是：更糟糕。

生的越多意味著要養更多的馬，負擔會更重。這樣一來，養馬非但不能創收，還會弄得自己傾家蕩產。最終，沒有人再做這份吃力不討好的活了。

那麼，“計戶養馬”是不是就可以減輕負擔呢？

事實上恰恰相反，出力的人往往是最貧窮者，更是加重了窮苦人的負擔。朱元璋得知後很是生氣，便下了命令要嚴懲，但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其次，百姓養馬，還要自己送到太僕寺進行驗收。

太僕寺是明代負責馬政和畜牧的中央政府機構，受兵部領導，官秩從三品，領導官員為太僕寺卿。

當時，太僕寺不在養馬者附近，近的幾十裡地，遠的幾百裡地。人走的辛苦，馬也疲憊，一路上的開銷還要自掏腰包。驗收時合格倒也罷了，不合格就要原路返回。有資料顯示，當時驗收不合格率高達百分之四五十。

試想一下，辛苦一年啥也沒撈著，還要往外掏錢，誰不心疼？

於是，賄賂檢驗官員成了一種“通行”方法。官員高興了，老百姓這一年的辛苦也就沒白乾。只不過，這其中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最後，地方官員不樂意了。

本來，田賦勞役是老百姓的“本職工作”，大家都忙著養馬，哪有功夫種地？地方官員收不到公糧、賦稅，他的責任誰來扛？

於是，馬政官員和地方官員掐架，使得朝廷也很為難，始終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最終，受苦的還是老百姓。《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就生活在明代，那麼，“弼馬溫”這個場景是不是有所暗指呢？

其實，朱元璋的本意是為了強大軍事，但是，在層層機構的盤剝下，反倒出現了隆慶、萬曆年間，種馬被朝廷大規模變賣的情況。而底層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為了養馬最後更是家破人亡。在這樣的環境下，百姓只能鋌而走險。

馬養不好是重罪，揭竿而起沒準還能闖出一條路，索性轉而做“響馬”，以此謀生。尤其河北地區嚴重，時稱“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直隸霸州文安縣人劉六等人起義，一呼百應，聚流民、響馬、屯軍數千人，屢敗官軍，官府稱之為“響馬盜”，用了三年時間才平定。

朱元璋的本意雖然不錯，但是，他將所有的負擔都轉嫁到了百姓身上，不體恤民生，勢必引起“反噬”。最後，馬政實行了這麼多年還是要向西番購馬，這豈不是一個“反諷”？

而當時，設立了一堆官僚機構，養了一大幫官僚人員，還不如用這些費用去買馬。所以，一個制度的設立，如果只是滿足上層的“需求”，而不顧底層的“民願”，註定以失敗結局。

最後，真如朱元璋所言，馬匹數量檢驗國力，明末全國的官馬數量也只有鼎盛時期的1/5到1/4。

其實，不管怎樣的制度，都要符合社會的發展，滿足百姓的利益需求，否則，一切都是白費。畢竟，一個國家的統治需要老百姓的支援，這樣才能發展壯大。

參考資料：

【《明太祖實錄》、《中國的養馬業》、《舊唐書·職官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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