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翰林院在中國歷史上是較為特殊的機構，它是封建社會中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官僚結構，同時，它帶有極其鮮明的儒家文化色彩。西漢的楊雄的《長楊賦》中曾雲：

這是“翰林”二字的最早出處，本意為：文翰如林，有才學之人薈萃如斯。

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學士逐漸取代了中書舍人的位置，成為為皇帝起草各種敕令和聖旨的主要機構。宋朝時，翰林院的位置日漸重要，也有部分宰相出自翰林院，例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蔡京等，在當時，翰林院已經成為培養宰輔的渠道之一。

到了明朝，特別是在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以後，翰林院的政治作用凸顯，明英宗之後，官場流行一句話，叫“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句話充分說明了翰林院的高門檻、大前途。

到了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雍正建立“軍機處”之前，翰林院在清朝也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透過對比明清兩代翰林院的制度，來淺談清朝在翰林院的三大“創新”。

明朝翰林院的成立較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吳元年，公元1367年），在南京已經開始籌建翰林院。最初名為“翰林國史院”，第二年，明朝建立，改名為“翰林院”，其最高官職為翰林學士（正三品）。以下還有侍講學士（正四品）、修撰（正六品）、編修（正七品）等職。在建文、永樂等不同時期，翰林院的人員建制和官員品級有所改變，但大同小異。

當時翰林院的主要職能有五點：

其一，編修國史、實錄和全國地理、水文等書籍。

其二，協助六部制定法令、禮樂等制度。

其三，給皇家講解經史等傳統典籍。

其四，幫助皇帝草擬敕令、詔書。

第五，協助主持全國鄉試、會試、殿試等。

另外，翰林院還要做大量的奏摺、文書的謄抄、歸檔事物。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爆發，朱元璋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大權獨攬後，因精力有限，翰林院開始分擔一部分政治職能。據《明太祖實錄》卷139記載：

從這以後，翰林院學士開始參政。

到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後，為了應對繁雜的政務，朱棣成立了“內閣”，第一批內閣大臣一共有七人，都來自翰林院，據《明經世文編》所載：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摧翰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誥命令誡救之文日移，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鹹屬焉。”

這裡提到，朱棣登基後，對翰林院的七人非常重用，所有的詔令、禮典，政務等涉及機密的事情，都會讓這七人來處理。從此之後，翰林院大臣入內閣的慣例形成。特別是到了明英宗之後，形成了“無翰林不入內閣”的慣例。從宣德年間的“三楊”開始，再到明朝中後期的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明朝翰林院為內閣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人才。翰林院庶吉士等職成了朝廷的儲備宰相。翰林院已經不再是明朝之前的文學侍臣的代名詞，而成了炙手可熱的政治機構。《明史·選舉制》對這個時候的翰林院評價為：

清朝建立後，繼承了明朝大部分的政治制度，但是，翰林院的設立時間較晚（順治元年）。在此之前，皇太極於天聰三年，設立了文館。光緒年間所著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

當時的“文館”，並非是文人聚集之所，而是招納和安置漢臣的主要機構。到了天聰十年，文館的人員越來越多，改文館為 “內三院”，內三院包括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內三院的成立，頗有翰林院的雛形，因為內三院設定了“大學士”一職。《清史稿·職官志》雲：

直到清軍入關，順治元年成立翰林院。因為最初供職於翰林院的大多是漢臣，這和一些滿洲勳貴的利益相沖突，所以在順治二年六月，順治迫於壓力，撤銷了翰林院，翰林院人員又歸內三院管理。到了順勢十五年，順治裁內三院，復設翰林院。但是，為了平衡滿漢大臣，翰林院設定滿漢掌院學士各一人，其他的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也都是滿漢各二人。

但是，順治十八年，順治又重蹈覆轍，撤掉了翰林院，恢復了內三院。這期間，滿漢文化衝突嚴重，滿漢文臣也存在這非常劇烈的碰撞。直到康熙九年，康熙決定以原來的內三院為班底，重設翰林院，併成立內閣。《清聖祖實錄》卷33記載：

康熙復立翰林院的背景複雜，因為登基之初，一直受四大輔政大臣鉗制。直到康熙八年，康熙擒鰲拜之後，康熙開始籌劃大權獨攬，次年，康熙借復立翰林院的機會，成立內閣，以內閣來對抗清朝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

從康熙復立翰林院之後，清朝翰林院才步入正常發展，逐漸盛極一時，對此後的清朝，影響很大。

綜上所述，清朝的翰林院成立是十分坎坷的，最初在滿漢鬥爭中幾度被撤銷，而後又因政治鬥爭被康熙重新復立，此後才步入正常軌道。

在文化上，翰林院本是文學詞臣的聚集之地，也是朝廷重要國史、文化著作的誕生之所。在其核心文化作用上，明清兩代大致相同。

在政治上，在清朝軍機處成立之前，清朝的內閣是政治中樞機構之一，和明朝一樣，內閣大學士幾乎都出自翰林院，有“宰相”之稱，因此，清朝的翰林院，最初也是“儲相”之地。由此看來，明清兩代的翰林院似乎非常相似。

在職能上，明清兩代翰林院皆有編纂文史、稽查檔案、主持科舉、整理奏章等功能，並且，在翰林院的人員建制方面，也都大同小異。例如，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效仿宋朝制度，設立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清朝時期，基本沿用了這樣的方式，例如，清朝張英為文華殿大學士，陳廷敬曾為文淵閣大學士等。

雖然，明清兩代翰林院大體相同，甚至可以說一脈相承，但是，仔細對比而來，清朝在翰林院制度上，至少有三點“創新”。這三點“創新”對清朝的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下面我們就一一來詳述。

經筵日講制度並不是清朝的創新，清朝創新的是對這一制度的空前重視。經筵的意思是為帝王講經論史，在理論上輔佐帝王執政。是帝王的教育制度之一，唐朝時期就有這一制度，宋、明兩代沿襲，清朝最為重視。

誰來負責給帝王來講課呢，黃佐在《翰林記·開經筵》中記載：

也就是說，給皇帝講課的人必須是飽學之士，而當時的飽學之士都集中在一個地方，那就是翰林院。明朝時期，也有過經筵日講，但《清聖祖實錄》評價明朝的經筵是：

也就是說，明朝的經筵制度，都流於形式，而清朝則大不相同，因為他們是來真的。

在順治二年，漢臣洪承疇等人就上書順治，提議要聘請滿漢翰林學子為順治傾授“聖學王道”，讓年幼的順治接受治國教育。《清聖祖實錄》雲：

之後在順治五年和順治八年，漢臣們又多次上奏，強烈提議舉行經筵大典。到了順治九年，終於確定了經筵日講制度。到了康熙九年，翰林學士熊賜履在翰林院為康熙進講《道千乘之國》《務民之義》等經典，讓康熙非常受用，當即“大喜，隨命取經筵日講儀注以進”，同年，康熙下旨：

至此，經筵日講制度走向高峰，康熙幾乎每月都要聽幾次課，以提高自己的儒家涵養和治國理論基礎。從此之後，清朝的經筵日講制度，也逐漸成了清朝帝王培養教育之關鍵。

經筵日講制度對清朝的封建統治意義重大，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培養清朝帝王的儒學素養。

清朝統治者出自關外，清軍入關後，其統治理念和中原主流的儒學文化截然不同。培養和提高畫質朝帝王的儒學素養，對清帝理解漢文化、治理漢族百姓至關重要。

第二，完成滿洲傳統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過渡。

愛新覺羅家族從關外的牛錄製度，過渡到八旗制度、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等，採取的都是滿洲獨有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和傳統的儒家思想並不完全相融。因此融入傳統的儒家制度，是統治全國的必要條件。而經筵日講制度，完成了滿洲傳統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過渡。

第三，緩和滿漢衝突，促進民族融合。

清朝順治、康熙年間，統治者入中原不久，因習俗、文化等不同，釀成滿漢衝突。經筵日講制度促進了滿洲統治者瞭解漢族文化，對緩和滿漢衝突，促進民族融合起了推動作用。

清朝之所以會如此重視經筵日講制度，實際上有三點原因，而且缺一不可：

其一，順治、康熙兩位皇帝登基時，皆是幼年，可塑性極強。所以，不管是滿洲宗室還是漢族大臣，如果想要國運昌隆、國君大有作為，必須要做好帝王的教育。

其二，因為經筵日講大多以漢族儒學為主要內容，而清朝初期漢族大臣的地位並不高。因此，很多漢族大臣希望透過此舉，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時維護和皇帝的關係。

其三，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滿漢文化衝突嚴重，政治上也十分需要透過經筵日講來緩和文化矛盾。

總體來說，經筵日講制度雖然並非清朝所創，但清朝因為獨特的歷史背，卻對這一制度空前重視，並且加以系統化的改造，使經筵日講成為清朝翰林院的一個 “創新”之一。

在清朝初年，翰林院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入值侍班”，強化翰林院“入值侍班”制度，是清朝翰林院的另外一個“創新”。

所謂“入值侍班”，實際上就是讓若干名有學識的翰林文臣按班次陪伴在皇帝身旁，隨時扈從，供皇帝諮詢，充當智囊和文書等職務。和經筵日講相比，入值侍班讓翰林官員有更大、更實際的權力。

早在皇太極登基不久，天聰三年，就已經有文臣入職皇太極的書房，當時稱為書房官，例如當時著名的漢臣范文程就曾是皇太極的書房官。到了順治年間，翰林院（或內三院）的大學士和學士們已經有入值的情況存在，只是當時還未形成制度。據《詞林典故》記載：

到了順治十六年，翰林院入職制度正式確立了入值侍班制度，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曰：

當時入值侍班的基本情況是：從翰林院抽取讀學士、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3人，編、檢各6人，合計24人，分為三班，輪流入值在順勢身旁。這樣，每班有讀學士、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一人，編、檢各2人，共8人。入值侍班制度從此延續多年，並且聲勢越來越大。

清朝為何會如此強化翰林的入值侍班制度呢？從本質上說，有兩方原因：

其一，清軍入關後，順治、康熙兩位皇帝沖齡即位，在繼位之初，各方面學識智慧都不算超群，他們需要更多的翰林儒生們進行日常輔導，所謂“選博學之人輔導，講究文義” 。

其二，皇帝釋出詔令、諭旨等代表著最高權力，因此字字句句都需要熟悉儒學的大臣來斟酌，翰林院有精力、有能力來勝任這份工作，因此才讓翰林院入值侍班。

以上兩個原因，同時也說明了入值侍班最初的兩個目的，第一是輔導帝王學習、第二是做皇帝的文書，幫皇帝起草詔令等。

隨著入值侍班制度的發展，到了康熙時期，又形成了獨特的“南書房”，以高士奇、張英二位翰林大臣入南書房為標誌，清朝翰林院入值制度發展到了高潮。此時的“南書房”，已經不是普通的“入值侍班”，而是作為康熙執政的智囊和私人秘書了。據《養吉齋叢錄》雲：

可見，最初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南書房翰林三者分工明確，南書房地位雖然特殊，但其本質上還是翰林入值侍班制度的昇華。

自明朝明英宗之後，雖然有“非翰林不入內閣”的說法，這僅僅說明了內閣成員都來自翰林，但並不能說明翰林官員的普遍地位。清朝康熙時期，隨著儒學成為清朝官方的主導文化，經筵日講和入值侍班都得到高度的重視和強化，從事這些工作的翰林們地位相比前朝，明顯提高。他們因為常伴皇帝左右，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以熊賜履和李光地為例。

熊賜履在翰林院人掌院學士四年，屢次主持經筵日講，就被提拔為武英殿大學士，直入內閣。憑藉給康熙講課，就能迅速成為朝廷大員，這種情況十分罕見。

李光地是康熙最為信任的漢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人翰林院掌院院士，開始入值侍班，因此得到康熙的賞識，後來李光地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另外，再如高士奇，此人出身低微，因為才華出眾，被康熙以翰林的身份召入南書房，成為一時之權臣。

再對比明朝時期的翰林院，《詞林典故》雲：

也就是說，明朝時期，翰林官員雖然有升遷的途徑，甚至可以位極宰輔，但這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翰林學子，空耗半生，沒有機會成為侍郎、尚書、內閣宰輔，也就沉寂下來。有明一朝，翰林官員的地位普遍不高。同樣的道理，在《嘯亭續錄》中說的更加直白：

可見，明代翰林院官員，除了個別入閣的，很多資源都浪費了。他們只能“空耗俸祿”。

在清朝，因為翰林學子不僅可以透過正常的渠道晉升為侍郎、尚書、大學士等要職，更有“經筵日講”和“入值侍班”等機會接觸到帝王，仕途上機會更多。

究其原因，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提高，有三點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因民族原因，清朝統治者對漢臣的使用並非隨心所欲，但需要藉助才華出眾的漢臣來輔佐自己，而才華出眾的漢臣大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們在這方面有諸多優勢。

第二，因“經筵日講”和“入值侍班”等制度的建立和強化，翰林官員接觸皇帝的機會變多，不僅皇帝從翰林院提拔官員的機率增大，同時翰林官員在仕途晉升上的偶然性也在增大，所以推動了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

第三，清朝統治者革除了明朝翰林院的諸多弊端，提供更多的職位給翰林們，讓翰林院儒生們的出路更多了。《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曰：

可見，由於民族和特殊的制度，清朝翰林院官員的出路的確比明朝要更多，更好。長此下去，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自然上升，這也是清朝翰林院的特色和創新之一。

翰林院雖然非清朝創立，但清朝總結明朝的經驗，並且結合自身需求，對翰林院做出了三點非常重要的“創新”，讓翰林院在清朝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提現在政治、文化等各種領域，讓清朝翰林院於明朝相比，有著更加強大的活力。但是，到了晚清時期，隨著時代的變革，翰林院的地位日衰，庚子國難後，翰林院便不復存在了。

本文參考：《明史·職官志》之二《翰林院》；《明史·選舉制》《清史稿·職官志》《明太祖實錄》《清聖祖實錄》《明經世文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翰林記·開經筵》《詞林典故》《養吉齋叢錄》《嘯亭續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