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在東方和西方有著不同的理解。在東方，在我們的中國，貴族精神是具有著兩種含義的。第一種，貴族是等級制意義上的，與歐洲的貴族相似，由身份來定義所謂的貴族精神。第二種指的就不再是等級制意義上的，而是德行意義上的，高尚的品德，經典國學著作《論語》其實就可以看作是貴族精神養成的教科書。而具有這種貴族精神的人就是君子，他們品德高尚，仁義磊落，行事就是有“君子之風”。
在戰國時期，就有一位人物，他行事非常有君子之風，但是結果卻並不好，而且旁人看了並不覺得他是君子，反而認為他不可理喻、愚不可及，這個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他是怎樣行仁義之事但又為人恥笑的呢？
宋襄公，子姓，宋氏，名茲甫，春秋時期宋國第二十任國君，是上一任國君宋桓公的嫡子，身份高貴，絕對可以說得上是貴族中的貴族。宋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周朝建立之始就被分封，所以受禮樂制度影響較大。宋襄公從小就是生長在這種禮樂文化之下，受到的薰陶影響頗深，一直將仁義奉為第一要義。
宋襄公的“仁義之舉”從還未即位，只是“茲甫”時就已經開始了。周襄王元年（前652），茲甫的父親宋桓公病重。當時的繼承製度是嫡長子繼承製，茲甫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但是他卻在父親面前懇求把即位權力讓給自己的庶兄目夷。他說：“目夷是我的長兄，年齡比我大，而且十分的忠義仁義、無人能及，請您改立目夷為國君吧。”
宋桓公看自己的兒子這樣的請求，就把茲甫的想法講給了目夷聽，想聽聽目夷的想法。目夷聽了之後大驚失色，而且死活不肯接受太子之位，並且說：“能夠想要把國家讓給我，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仁義嗎？我的仁義怎麼及得上我的弟弟啊，他才是最仁義的人啊！況且廢嫡立庶，這怎麼能行，於禮不合啊！”。但是茲甫依然堅持讓位。
沒辦法，為了躲避弟弟的讓賢，目夷只得出逃到了衛國，茲甫的讓賢沒有成功，最後還是即位當了國君。茲甫雖然沒能讓給自己的哥哥目夷，但是即位後還是封了目夷為相，主管軍政大權，來輔佐自己處理朝政。
襄公的仁義之舉還沒有結束，接下來他的仁義更讓他揚名天下。周襄王九年（前643）齊桓公病重，齊國的五公子開始爭權奪利，最終竟然將齊桓公活活餓死。這還不算完，桓公屍體一直無人收殮，足足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屍體上到處是爬來爬去的屍蟲。到了第二年初初，新即位的齊君無虧才將桓公收殮。
齊國原太子昭逃到宋國，向宋襄公求救。這個求救其實是有原因的，周襄王二年（前651），齊桓公舉辦了著名的葵丘之會，葵丘之會上，齊桓公委託宋襄公幫助太子昭，宋襄公也接受了，答應將來一定會對太子昭予以照拂。所以在這種危難時刻，太子昭孤立無援，第一時間就是向這位曾和自己的父親有約定的宋國國君求救。
周襄王十年（前642），宋襄公召集其他國君，請他們共同護送公子昭到齊國去接替君位。但是宋國這個時候實力不是很強，襄公的號召力不大，其他諸侯都沒有迴應只有衛國、曹國、邾國三個小國象徵性派了一些人馬來。宋襄公沒有退卻，帶著四國軍隊向齊國進發，齊國的貴族也不是很擁戴無虧，而且對公子昭懷有同情之心，再加上資訊不明確，以為來了不少人馬，於是就殺了無虧，在國都臨淄迎接公子昭回國。公子昭回國後當上了國君，是為齊孝公。這件義舉，給襄公帶來了不小的名氣。
這些義舉並沒有危害到宋襄公，有些甚至還給他帶來不少好處，雖然在他人看來他的堅持過於刻板，但也不是什麼壞事，真正的轉折，最大的打擊是泓水之戰。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初冬，襄公帶兵攻打鄭國，鄭國驚懼之下向楚國求救。楚國派能大將率兵向宋國國都發起攻擊。根據地遭到威脅，襄公只得撤退，撤退的途中，送楚雙方的軍隊在泓水相遇。
楚軍不猶豫，開始渡河，向宋軍衝殺過來。目夷立刻建議：“楚兵多，我軍少，渡河是消滅他們的最好時機。” 面對大好機會，宋襄公卻拒絕了 ：“我們號稱仁義之師，怎麼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軍就這樣順利地過了河，之後在岸邊佈陣，目夷看時機到了，建議乘著楚軍剛過河，陣型散亂的時候初級。宋襄公又拒絕了，要等楚軍布好陣。楚軍何等強悍，修整好哪還有宋軍的機會。宋軍大敗，宋襄公本人也被楚兵射傷了大腿。
經此一役，宋軍損失慘重，紛紛責怪襄公不聽目夷的意見，襄公卻不以為然，反而教訓道：“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目夷大怒，罵道：“打仗是以勝利為目的，還瞎講究什麼仁義！要真按照您說的去做，還打什麼仗？直接去做奴隸好了！”
最終，周襄王十五年（前637）夏季，仁義的宋襄公傷痛發作，最終不治身亡。
宋襄公的仁義之舉最終害人害己，他的仁義卻要底下無辜的宋國士兵付出代價，這是真正的仁義嗎？後世形容這種仁義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實在是恰當不過。而且據記載，宋襄公也欺凌周邊的弱小國家，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他就不仁義了呢？這樣的仁義那裡是真的仁義。春秋五霸有兩種說法，其中一種裡面就有宋襄公，算是對他的言而有信，仗義相助的褒揚。但是這只是仗義，而不是仁義，泓水之戰那樣的仁義還是少些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