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但是，中國歷史上卻有這麼一個朝代，它由一群白衣卿相建立，它的地基下埋藏著貴族的廢墟。它如少年人一般朝氣蓬勃，它的人民憑著這樣一股銳氣，恢復生產，創造出舉世的偉業，積累了豐裕的財富，它就是漢。然而，當人們生活安逸富足了之後，世風卻漸漸轉向清明簡樸。按理說，富足之後，上層人物驕奢淫逸是理所當然的，因此，這股清明簡樸之風，來得讓人費思量。
每一個歷史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列位，且聽我娓娓道來。
一、漢代社會經濟的發展
1、經濟政策對商業的影響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要治癒秦末戰爭帶給國家和人民的傷害，將國家從戰亂的泥潭拉到富足的文景之治，需要君臣的正確領導和舉國上下的配合。這樣，一個順應時代的商業政策就尤為重要。
總的來說，儘管重農抑商是秦以後中國曆代王朝經濟政策的主色調，但漢初，為了更好地恢復國家經濟，加之黃老治國的總綱領之下，當時的經濟政策是相對寬鬆的，市場是相對自由的。舉一個著名的例子，吳楚七國兵起時，“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有一個富商無鹽氏，在朝廷的討逆戰爭中，居然敢向列為候放高利貸，偏偏他最後還連本帶利收回來了。對比後世沈萬三的遭遇，無鹽氏的待遇簡直是傳奇。
當然，這也許跟朝廷的法度、政治都有關係。僅從貨幣來說，在漢初短短几十年間，中央的貨幣就經歷了三銖錢、八銖錢、五分錢、四銖錢、五銖錢的更迭，況且民間一直有私鑄貨幣，在幣值如此混亂的情況下，恕我直言，中央政府很難有什麼威信和調控生產的能力。
於是，漢初，商業活動興盛。如司馬遷所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可以說，漢初的商業活躍而遍佈各個階級，富商巨賈，固然都是放高利貸的債主，小商小販，也有自己生存的門路。
這時候，朝野都是認可商業發展的，和後世的“談商色變”絕不相同。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也明確肯定了商人的奮鬥，這時候的社會風氣，非但不是“清明簡樸”，反而是“追名逐利”的，甚至在後世儒家看來，也許是“烏煙瘴氣”的。這些，可以說是黃老的功勞，但其他學說，尤其是儒學，從來沒有放棄向上的努力。漢武帝是漢代治國思想轉變的重要人物，說到武帝時代經濟政策的變化，在儒學和黃老之間，我們繞不開的一個人，是桑弘羊。
桑弘羊，是漢代張蒼以後，著名的在經濟上有大作為的大臣，考慮到具體作為，我甚至認為桑弘羊方為“計相”。鹽鐵官營、均輸平準、三官錢，都是他的政績。那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他提出的建議，影響深遠，為漢代經濟秩序的規範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儘管桑弘羊去世以後並沒有很快地人亡政息，但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家士子漸漸佔據高位，經濟政策也逐漸發生變化。清明簡樸之風的興起，是可以追溯至此的，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會提到。
2、經濟成果顯著
漢代經濟發展，經濟成果也逐漸凸顯。首先是各類飲食、器物的平民化；其次是絲織業的繁榮；民間資本的活躍更是市場縱容的結果。當然，不可避免地，社會的貧富差距逐漸加大，幸運的是，上層統治者不斷調整，盡力地縮小差距，緩和矛盾，不使底層人民過於艱難。於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一次次嘗試中，經濟秩序逐漸規範起來，這，可說是最為重要的成果。
最後，我們不該忽視的是絲綢之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的鑿通，絕不僅僅是經濟意義，當然，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我們要說的是，由絲綢之路帶來的貿易的發達；海外農產品的進入對土著農作物進化的積極作用以及對中國古代農產品結構的改善；還有海外產品給中國市場帶來的衝擊和機遇。
在轟轟烈烈的恢復生產、追求財富的過程中，參與的所有人，產生的各種事，儘管看起來和我們所疑問的清明簡樸之風背道而馳，但毫無疑問，清明簡樸的風氣和社會富足、追名逐利是有繼承的關係的。就像基督教文明產生於古典時代一樣，清明簡樸的風氣，也是萌芽於上一個自由熱烈的時代。因此，我們必須初步對追名逐利有點了解，才能順理成章地理解古人為什麼要清明簡樸。
二、清明簡樸之風出現的原因
1、楚王好細腰
“楚王好細腰”的典故，主要講的是上行下效，清明簡樸之風，在漫長的古代社會，自然也是迎合最高統治者的需要。限於篇幅，這裡，我們主要介紹三位“楚王”。
漢武帝
漢武帝的一生，功勳卓著。經濟方面，他的貢獻，是任用了兩個人，桑弘羊和董仲舒。桑弘羊我們已經提過，他的“三官錢”，規範了漢初以來烏煙瘴氣的貨幣市場，我們說五銖錢甚至一直用到唐代開元通寶之前，這裡的五銖錢，更多的是指真正規範了的“三官錢”。而他的鹽鐵官營，從經濟層面打擊了地方勢力割據的經濟基礎，使國家長時間內避免不必要的內部戰爭。他的“均輸平準”，則起到了調節物價，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
至於董仲舒，這也是漢代歷史為人熟知的老朋友啦，然而，諸位可能要問，一個大儒，和經濟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就像絲綢之路的鑿通影響了以後千百年的格局一樣，董仲舒所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經濟的影響，也並不僅僅是重農抑商而已。
說回桑弘羊，無論是從他的主張還是他晚年的政治活動來看，他和儒家都是站在了對立面的，那麼，聯絡他和董仲舒的，除了漢武帝還有什麼呢？答案是思想。
儘管兩人的思想大有不同，但毫無疑問，正是兩人的出現，使得漢初以來混亂的經濟格局為之一肅，使得一心追求經濟發展的朝廷著眼於小民生計，當然我不是說之前的皇帝，尤其是文景之治就不在乎百姓，但老實講，減免某地某時的賦稅只是治標不治本，而桑弘羊提出了某種程度上的治本之策，董仲舒則為這“治本之策”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架構。竊以為，漢代的清明簡樸，是萌芽於此時的。
漢昭帝
昭帝是什麼樣的人呢？想到他，腦中的詞彙甚至是匱乏的：殺母留子、霍光專權、昭宣之治、還有他多病而短促的生命。但，柔仁好儒用來形容他或許也不算錯。不論是由於武帝政策的影響，儒家勢力的發展，還是霍光的授意，又或者皇帝本人確實愛好儒家，總之，儒學，這樣一個在漢武帝時代粉墨登場的學派，在昭帝時才真正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儒學，從來是推崇清明簡樸的。
光武帝。
除了鬼畜的“位面之子”，正經的“光武中興”，其實光武帝在治國理政方面也有著自己的特色。如愛好讖緯之學，如君臣相處。東漢的君臣和西漢有了很大不同。西漢重臣往往是出身草莽，舞陽侯是殺狗的，文終侯是跑腿的，韓信說是貴族後代，就憑一飯之恩，也肯定是個破落戶。
東漢就不一樣了，“東漢功臣多近儒”，“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氣不同也。”
學界說東漢地主是魏晉門閥的濫觴，這短期來看，就是儒家經過大半個西漢之後在上層社會的滲透。這樣的君臣相處起來也與西漢有著明顯差別，皇帝能容功臣，功臣也熟諳急流勇退。光武帝常告誡大臣“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西漢前期的輕急、任俠，轉為“溫柔敦厚”。皇帝自然更為欣賞清明簡樸不招搖的人才。至於讖緯之學，固不可取，也算是儒家發展中的一個小小分支。
2、外交上的萎縮
很遺憾提到這件事情，但說到漢代之後的清明簡樸，外交不利也是一個被動的因素。我在初中學習歷史的時候就有一個疑問，我們都知道漢代抗擊匈奴，可是為什麼在西漢出現衛霍那樣驚才絕豔的人物之後，匈奴是東漢才內附的內附，西遷的西遷，甚至還出現了昭君出塞這樣的所謂美談？
唯一的解釋似乎是，在衛霍之後，西漢抗擊匈奴的戰爭連年不利，把事情留到了東漢，東漢偏偏是個經學治國的，於是手段更為溫和，滿朝君臣拿一個女孩的一輩子做了一次人情。總之，西漢中期以後到東漢，外交上是大大萎縮了。
我們知道張騫鑿通西域，但在張騫和班超之間，西域是幾十年的混亂，漢朝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西域這塊肥肉，又落入匈奴人手中。從地圖上看，抗擊匈奴有三個重要的方向，一是西域，在武帝后期，對外戰爭為眾臣所不喜，又任用了李廣利等這樣的將領，對西域的控制日漸減弱；二是遼東，烏桓深受匈奴控制，武帝時期的遼東四郡，在以後的時期被不斷蠶食；三是長城，可是一旦等匈奴南下牧馬到長城，也就是“坐看甘泉照夕烽”的危難時節了。
掌控西域如同斷匈奴一臂，失去西域則會危及漢朝邊地，西漢以後，外交萎縮，社會的風氣也受到影響。舉一個例子，就像清末民國時期，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大多是謙和有禮，而現在我們倡導的是國民的文化自信一樣，外交上的弱小深深影響到社會風氣的變化。這樣，西漢前期輕急、任俠、張揚，中期以後溫和、清明、簡樸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3、崇儒更化
也許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翻來覆去，儒學在其中的影響力不可小覷，這要從西漢元光元年一個學《公羊》的老大叔給朝廷寫了點東西開始說起。從此，儒者的時代到來。上文說到，儒家對經濟的影響不只是重農抑商而已。還有重要的一點，在於吏治。清明簡樸之風，簡單來講，就是吏治清明，行事簡樸。
歷代明君都重視吏治清明，很簡單，吏治清明，可以緩和社會矛盾，還可以更好地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不然，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貪墨的難道是莊稼人的幾口飯嗎？徭役、賦稅、安定，安撫民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整頓吏治。
儒家好簡樸之風，喜歡的是“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樣的君子，行事簡樸的人做了官，自然也不允許他搜刮民脂民膏，於是有了“學而優則仕”的吏治清明。
另外，儒學的發展帶來了另一個問題——義利之爭。西漢中期以後，經濟思想逐漸由重利輕義轉變為重義輕利，是對過度追求利益之風氣的一種糾正和補充。本意當然是好的，至於後來出現了鹽鐵官營就是與民爭利的流氓邏輯和是義非利的矯枉過正，這是當時單純的學者們沒有想到的。
其次，就像法律領域的春秋決獄一樣，經濟領域也迎來了經學的包裝改造。舉例來講，我們常說的重農抑商，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只是樸素的農本思想，“農，天下之大本也。”但之後，儒者為此找到了經學依據，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
三、社會風氣的延續和影響
社會風氣的演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精確到漢代經濟和社會風氣，儒學的滲透也需要一個過程。
1、經學的經濟政策
首先改變的是重農抑商。我們提到，武帝以後，重農的表述有了經學依據，另一方面，儒家更為強調抑商。他們從重義輕利的經學理論入手，論證商業對國家的危害，更也許是史上首次提到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另外，漢代之後還規定禁民二業，崇儉黜奢，這些都是對重農抑商政策的補充和應用，也都相應提供了經學依據。
社會風氣在延續的過程中於是不斷得到完善、鞏固。東漢在名義上繼承了西漢的正統，在實際上也充分繼承了西漢的政治經濟遺產，比較大的變化就是儒學的地位，東漢以後的社會流動性更差了，市場條件也更嚴苛了，這正是社會風氣形成、延續的結果。然而，我們不但要辯證地看待清明簡樸之風的影響，還要歷史地看待它的作用、功能。
2、社會風氣的影響
例如，現在來看，抑制商業似乎是封建時代具有巨大侷限的劣政，但這實在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重農，就是維護了封建王朝主要的財政來源，保障了農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迎合了士林輿論的喜好；抑商，就是減少了民眾的流動性，使社會更為穩定，就是從大政方針上減少了階級內部的貧富差距，嚴厲打擊如高利貸這樣的行為。
總的來說，清明簡樸之風的好處，是使吏治更為清明，人民雖不富足，也可以安居樂業，儒家士子修身的要求更高了，總體來講更為和諧了。這風氣的侷限——是的，未必不好，但不免有侷限——就是對外更為溫和了，對內，也從大復仇主義轉變為以德報怨。賢良君子或許肚量大，普通人卻不免覺得以德報怨實在憋屈。
然而，要注意的一點是，清明簡樸之風是有斷裂的。雖然之後的歷朝歷代，朝野都推崇清明簡樸，歌頌清明簡樸，但，哪怕看在石崇鬥富的份上，我都不能說清明簡樸之風是一直延續的。但這種風氣確實在以後時常階段性地出現。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反而歌頌范仲淹一天吃一碗粥的事蹟，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儒家士子甚至不再排斥經商，但社會上反而出現勸人簡樸的宣傳。
總結一下，大概是由於兩點。一是儒家學說的影響和控制。理學、心學的出現，否定了漢儒，但沒有改變學說裡對商人的輕視和對商業的厭惡。一是利益受損者對商業發展的反抗。與民爭利作為海禁的依據似乎更為廣為人知，這不就是官商勾結和皇權國庫的角逐嗎？
四：總結
社會風氣實質上是多方面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能對它產生影響。如題，從窮到奢只在一念間，我們一直在說漢代的清明簡樸，然而不可否認，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上層的奢靡也是曾經大規模出現的，上層的簡樸，有很大一部分，只不過是迎合皇帝的喜好。儒學的出現，對以後的影響是持續而深遠的，有它好的一部分，比如以民為本，限制君權。
當然也有糟粕，這些糟粕一部分由於儒家自身的侷限，另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人性，如慾壑難填。面對這樣的情況，不斷完善制度，震懾貪官汙吏，就極為重要。在古代，就是防止經學淪為五蠹蛀蟲為自己辯護的工具，在現代，就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固然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經濟發展，我們捨棄了一些東西，而現在，正是清明簡樸之風大行的時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