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那邪門的宗教觀:儒釋道我來當家,西方傳教士滾一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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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那邪門的宗教觀:儒釋道我來當家,西方傳教士滾一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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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不愧為一代人王,他執政僅14年,若是他執政時間再長一些,沒準他還真能把大清王朝帶上政教合一的路子。

不過說到底,雍正終究是皇權的代表,無論他調和儒釋道三教,還是打擊天主教,都是為皇權服務的。

所以他對待宗教,終歸還是以“御之而不為所御”為宗旨的。

雍正那邪門的宗教觀:儒釋道我來當家,西方傳教士滾一邊去

皇權與宗教,歷來多有牴牾,皇權講究的是老子天下第一,大家都聽我的,太太平平就好,也就是說皇權重在統治;而宗教呢,每一門派都有自己的一套教義,都有一個尊奉的最高的神。

皇帝當然不高興了,這天下,到底聽誰的信誰的?明明這是朕的天下嘛!

古今中外,起義或革命,都與這宗教信仰多多少少有些關連。

雍正大帝在對待這個事情上,卻是與歷朝歷代的君王大相徑庭,有的君王或揚佛抑道,或揚道抑佛,無非就是拉一個打一個,雍正卻是不一樣,儒家為立國之本,自然需要崇奉,就是釋道兩家,他也是極力調和。而且在他那年代,西方傳教士早已遍佈國內,順治時期就有傳教士湯若望受重用,到了康熙朝時,康熙自己對西學就很有興趣,而以南懷仁為代表的傳教士更受青睞,他們教學、造炮,甚至成了清朝與西方特別是與俄國談判時的高階顧問,儼然成了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雍正對此卻是非常地不感冒,他驅逐了諸多傳教士,關上了西方傳教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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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在宗教管理上不走尋常路,很多看似好笑的事情背後,其實也是大有深意。

雍正從少年時就喜歡閱讀佛教經典,成年後,更是認真從事研究討論,與僧人有很密切的交往,與他交往較多的有章嘉呼圖克圖活佛、大覺寺的主持迦陵性音大師、弘素等人。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1712、1713年),當時還是雍親王的雍正在王府舉辦法會,進行了“坐七”等活動,和章嘉活佛、迦陵性音一起演說佛法,在章嘉的指導下,通過了“三關”。

章嘉大師認為他已修成了正果,稱讚他“得大自在矣!”大自在,是佛家用語,語出《法華經》: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章嘉大師說雍正“得大自在”,就是說他已具有了廣大無邊的神力。

而雍正自己認為“明白了三身四智的道理,達到了物我一如本空的境界,真是快慰平生”。

他的修行受到了章嘉的稱讚,認為他已修成了正果。雍正則自稱是不穿僧服的野僧,垂裳而治,勝過那些遁入空門的人。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佛號“圓明居士”,儼然以法王自居,雍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集人王與法王之尊於一身的帝王。

雍正五年(1727年),常年混濁的黃河水變得清澈,那時的人認為這是要出聖人的吉兆。雍正在宮中舉行慶祝活動,蒙古王公也連夜趕赴京師進覲,請求誦經祈福。

這時雍正開啟自誇模式,對蒙古王公們說:“如果蒙古地區因為做佛事人畜興旺,那是受朕之賜,朕即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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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時,雍正已自封教主了。

雍正十一年(173年),雍正在宮中舉行法會,召集全國有學行的僧人參加。雍正不僅親自說法,還收了14名門徒。

這些人是愛月居士莊親王允祿,自得居士果親王允禮,長春居士寶親王弘曆,旭日居士和親王弘晝,如心居士多羅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土大學士鄂爾泰,澄懷居士大學士張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張照,文禪師元信雪鴻,悟修禪師明楚楚雲、妙應真人婁近垣,僧超善超水,僧超鼎玉鉉,僧超盛如川,這些門徒形形色色,包括8個俗家弟子,5個和尚和一個道士。

皇帝、王公、群臣、道士、和尚以這種方式鄭重地坐而論道說佛,古往今來,可能只此一例!

而雍正對此事則頗為得意,還專門記述:“朕自去臘閱宗乘之書,因選輯從上古徳語錄,聽政餘閒,嘗在內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人夏,未及半載,而王公大臣之能徹底洞明者遂得八人……略經朕之提示,遂得一時大徹,豈非法會盛事!”

也就是說,他這14名門徒,經他教誨,有8個得了真經,悟了大道,他還從這已經悟道的8人的著述裡,精心挑出他滿意的,編為一集,題名為《當今法會》。

對於道家,雍正也是非常地瞭解,早在當皇子時,雍正便結交了不少道土,瞭解老莊之學,在他《藩邸集》中,便收錄《贈羽土(二首)、《群仙冊》(十八首),記錄了他對道家的認識和要求。

繼位之後的雍正,依然保持著對道家的興趣。北京白雲觀,金代所建,長春真人邱處機曾在此著書,是道家的重地。雍正與白雲觀道士來往頗為密切。

該觀道士羅清山於雍正五年(1727年)初死去,雍正命內務府官員為他料理喪事,指示按道家禮節從優辦理,又將其追封為真人,可見他們關係之密切。

雍正對道家的長生術感興趣,但對道家虛無縹緲的傳說卻不十分認同。

雍正相信自己能夠治理天下,所以並不贊同道教拋棄現實人生、只求個人解脫的思想。

中國到了明清兩代,儒、佛、道三教都有很大發展,在不少人眼中,儒是政治學、倫理學,佛家精密於修治心性,而道家則最適合求長生,三者是可以互補的。儒、釋、道三學共同的東西很多。

雍正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按照自己的理解,宣傳三教合一之說,在實中更是不遺餘力地進行推廣。

然而,釋家和道家一個要“無生”,一個要“長生”,矛盾重重,於是,雍正藉助自己的帝王身份進行調和。

他宣揚“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門弟子,同時也有妙應真人婁近垣這樣的道家弟子。

他編選佛家的語錄,把道家紫陽真人張伯端的著述也收錄了進去;他給沙門賜封號,同時也贈張伯端為“大慈圓通神仙紫陽真人”;他認為張伯端的《悟真篇》雖然是道家的著作,但即使以佛學的眼光看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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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歷來處於神聖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雍正把儒釋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把道歸於佛,也含有揚佛的意思。所以雍正糅合儒、佛、道三家,最主要的傾向還是在於提倡佛教。

雍正以帝王之尊,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力倡三教合一,究竟用意何在呢?

三教在中國曆代發展中自然融匯的趨勢和雍正個人專心信仰的因素姑且不論,作為一個國家最高領袖,宣傳三教合一還有以下好處:

其一,佛家勸人為善,反對暴力鬥爭,對統治秩序的穩定非常有利。禪宗主張一切解脫都首先要從內心實現,與孔孟之道“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統哲學相輔相成,可以緩和社會矛盾。

其二,這是統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聯絡、控制蒙古人,這是清朝統治者的重要國策。

其三,雍正說聖人生地,雖中外東西有別,但得到的真諦,並沒有差異,這和《大義覺迷錄》內主張好皇帝不分華夷非常相似。

由此可見主張三教合一,也是在為滿洲統治的合理性進行申辯,維護多民族、多宗教國家的統一。

最後,佛道在下層社會中有廣大的信徒,可以充分利用。宣揚三教合一也是雍正爭取底層社會支援的一種方法。

總之,雍正身為天子,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又以解釋佛教宗旨的權威自居,大量干預佛教事務,不啻於精神教主。

但是,雍正雖對儒釋道三教如此用心,甚至“以身相許”,自封教主,可他對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卻又是另一番面孔。

前面說過,西方傳教士在順治、康熙兩朝已是大有勢力,但雍正繼位後,卻對他們關閉了國門,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自然又牽扯到雍正最最關心的一件事:自己的統治。

在雍正上位的過程中,各種勢力激烈鬥爭,他上位後,以嚴猛治天下,對和自己爭皇位的兄弟們更是痛下殺手。

雍正繼位之後,派胤禟奔赴西寧前線,取代同母弟十四阿哥胤禵,當然沒給他任何實權,實質上是讓年羹堯監視他,並且切斷跟八阿哥胤禩的聯絡。

胤禟與家人通訊,為了保密,使用羅馬字母代表某種暗號。他早年和耶穌會士們頗有來往,還接受了穆敬遠主持的洗禮。後來羅馬字母信件被雍正發現,雍正稱其“別造字樣,巧編格式,陰謀詭計甚於敵國奸細。”剝奪其皇族身份,並改名“賽思黑”(滿語豬的意思)。

雍正決心把此案追查下去之後,發現了更為波詭雲譎的內幕。努爾哈赤的嫡長子褚英系的蘇努一家全家皈依了天主教,而蘇努曾為八阿哥搶奪皇位出謀劃策。

雍正為此對蘇努全家進行了嚴厲的處罰,並且對天主教和傳教士們發出了嚴厲的《聖諭廣訓》。

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圓明園接見了巴多明、戴進賢、雷孝思等傳教士,發表了一番很長的講話,即《聖諭廣訓》,其實就是驅逐傳教士的講話,其中有幾句話是這麼說的:

你們區區幾十個傳教士,卻要攻擊其他一切教義。須知爾等所具有的好的東西,中國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爾等也有和中國各種教派一樣的荒唐可笑之處。和我們一樣,爾等有十誡,這是好的,可是爾等卻有一個成為人的神(指耶穌),還有什麼永恆的苦和永恆的樂,這是神話,是再荒唐不過的了。

佛像是用來紀念佛,以便敬佛的。人們既不是拜佛,也不是拜木頭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爾等的話說,佛就是天主。難道爾等的天主像不也是爾等自己畫的嗎?大多數歐洲人大談什麼天主呀,大談天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呀,大談什麼天堂、地獄呀等等,其實他們也不明白他們所講的究竟是什麼。有誰見過這些?又有誰看不出來這一套只不過是為了欺騙小民的?以後爾等可常來朕前,朕要開導開導爾等。

雍正的話說得很有意思,越品越有意思,一方面這些傳教士在諸子爭位過程中站錯了隊伍,另一方面,雍正確實抓住了他們教義中的欺騙性的東西。

雍正那邪門的宗教觀:儒釋道我來當家,西方傳教士滾一邊去

其實這就是雍正發出的禁教令,將天主教列為異端思想而加以嚴格管控,並最終關上了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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