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學界對於春秋時代所產生的眾多史學問題，均有著各自不同的爭議以及看法，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對“春秋五霸”名位歸屬的討論，作為終春秋一世的五位最高權力執牛耳者，確定他們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了對於整個春秋時代歷史演變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定義以及認知。然而就是這個問題卻有著數種大相徑庭的觀點，有的以霸主會盟的儀式成功舉行作為標準，另一些則直接用國力和所處的國際地位進行橫向比較，它們雖然各有道理，卻始終莫衷一是、眾說紛紜，不能獲得一個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客觀結論。儘管如此，在五霸身份的歸屬上，有兩個人卻是穩坐泰山，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最權威的認可和接納，並且在後世成為了“賢能君主”的代言詞，這二人就是後來的齊桓公和晉文公。
薄姑之亂：一場國君意外身亡引發的血案
如果將歷時八百年的周王朝，看做是一家擁有龐大體量的巨型跨國綜合集團，那麼齊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定是那個最賺錢的子公司之一，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這個“之一”去掉也不為過。我們都知道，雖然周王朝的建立者為周武王姬發，但真正意義上奠定了周王朝的統治根基，乃至於之後長久地影響了華夏民族歷史程序的人，應當是實質上的周王朝第二代領導人，周公旦。正是周公旦所設定的禮樂規範以及宗法制度讓周王朝成功地在意識形態和思想綱領層面擁有了穩固的基石，而齊國的地位以及其合法性也來源於此，作為商周易代中的主要功臣以及核心指揮官的姜尚一手創立的諸侯國，它從一開始就與王室之間有著無法分割的密切關聯：王室給予齊國以超然的地位和信任優待，而齊國的歷代國君則肩負起拱衛王室的重要責任。彼此之間踐行著一種近似於契約形式的上下級扶持關係，而如果沒有意外發生，這種關係會隨著歷史的推移而愈加鞏固下去。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
——《史記·齊太公世家》
然而沒有人會將未來的境況預料的一清二楚，更何況歷史的程序也不可能盡如人意，到了第五代國君齊哀公統治時代，此時在位的周天子為西周第九代國君周夷王，根據史料記載，因為諸侯國紀國的國君紀侯進獻讒言的緣故，周夷王對齊哀公產生了不滿，並且最終使用烹殺的刑罰將其處死。這件事令齊國與周王室之間維持了近百年的良好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從長遠看，烹殺哀公事件也影響到了周王室在其整個統治範圍內各藩國中的威信，為後來在幽王面對戎人的進攻時無所助力埋下了伏筆。然而“事為反常必有妖”，周夷王擅自殺害親近強藩這一舉動如果僅僅解釋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紀侯進獻讒言這一原因未免顯得過於荒誕，更深層的原因很可能與周夷王繼位的波折以及他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夷王之父乃是西周第七代國君周懿王，作為長子的夷王並沒有在父親死後直接繼承王位，而是被其叔祖父姬闢方篡奪，是為周孝王，這一舉動從理論上來說應當是極大的破壞了西周整個國家政治體系，徹底打破了由周公所制定，維繫西周治理下法統正確以及意識形態的惡性黑天鵝事件。然而非常詭異的是，後來的周夷王在此刻發現沒有人明確的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正義，從諸侯到宗室近臣，大家都彷彿患了失語症一般的沉默，放任周孝王統治長達十五年之久，當然今天的我們知道，無論是周夷王還是他的父親周懿王，兩者的政治能力都非常弱雞，換言之很難支撐起整個周王朝在進入漫長衰退期後的有序運作。而篡奪天子之位的周孝王反而顯得精明強幹，利用十五年時間重整了周室，使其煥發出新的活力，為其延續了行將就木的國運，畢竟政治是容不下弱者的，違背宗法制卻能夠得到一個新的局面，現實主義的諸侯和宗室近臣做出了可想而知的選擇。
懿王崩，共王弟闢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這件事對於周夷王所帶來的傷害是深遠的，一個人在無助的時刻所能夠依賴的物件一定是他最為信任的人，周夷王所能夠信任的自然也是多年以來的盟友齊國，而當齊國對他的信賴迴應而選擇明哲保身時，這種期待就會慢慢轉化成怨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被背叛後帶來的怨恨就會變得更加深厚。周夷王對於齊哀公的處理方式，乃至於不惜用烹殺這種殘酷的方式將其處死，或許更可能是積怨已久的報復而非單純的聽信讒言，只不過我國史書向來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故而無法直接表達，只能採取春秋筆法隱藏在字裡行間而已。
出了一口惡氣的周夷王不會想到，一個合法繼位的國君因為自己的個人恩怨被擅自殺害後，會對這個國家帶來怎樣的影響，當然即使他會想到也可能以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去面對。但是齊國人卻不能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置身事外，因為繼承國君之位的齊胡公執意將齊國的首都從建立多年的臨淄遷徙到薄姑這一決定，他招致了齊國本國貴族和一部分平民的聯合反對，最終導致胡公被殺，繼胡公之後的齊獻公又將首都重新遷回了臨淄。此後齊國曆經了武公、厲公兩代國君，依舊無法徹底解決薄姑和臨淄間兩派勢力在齊國政治上何為主導的問題，政治清洗和屠戮頻仍，直到厲公死後繼位的文公，才徹底擺平了薄姑勢力，整合了齊國的內部政治，因國君哀公的意外身亡所帶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齊國“薄姑之亂”，由此宣告結束。
曲沃代翼：大宗與小宗間的血腥對抗
與齊國相比，晉國的身份與周王室間的身份則更為親密。初代國君唐叔虞是西周王朝第二代天子成王的孿生弟弟，且關於唐叔虞被分封到晉地還有一個“桐葉封弟”的典故，說的是成王幼年時與唐叔虞玩耍，隨手摘了一片桐葉給自己的弟弟，並說將來要以此為憑證將土地分封給他，得知此事後的周公立刻著手將土地冊封給唐叔虞，並對成王說了一套大意為天子無戲言，說出去的話一定要踐行的理論。然而剝離開中國傳統故事中無處不在的道德教化成分來看冊封唐叔虞這件事，我們真正可以從其中體會出的資訊量可能會比想象中更加巨大，武王伐紂作為一個政治事件來看，其得以成功實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有著相當程度的偶然性，這是由於商王朝末代國君帝辛很可能並非如傳統文化觀念中的暴君一般，而是一名頗有作為的改革者，牧野之戰更多的是作為方國的周利用帝辛征討東夷的軍力疲憊狀態，打了一個時間差的優勢，從而施行了斬首行動一舉擊垮了商王朝的統治核心。這種勝利是非常不穩定的，相當一部分親商系的諸侯國對於商王朝的感情猶在，且周的軍事冒險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這些諸侯的野心，你能取代商，難道我就不能取代你嗎？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圭，而授唐叔虞曰：『餘以此封女。』
——《呂氏春秋·覽部》卷十八
基於這種現實威脅，作為武王死後實際執政者的周公旦，一方面如前文所說利用禮樂和宗法制度建立意識形態的保障，另一方面也開始考慮擴大周王室自身的助力。顯而易見，分封隸屬於周王室的功臣階層乃至於直接出身於王室的姬姓親藩是可靠度最高同時也最具有價效比的選擇，而身為成王同父同母的嫡親弟弟，唐叔虞毫無疑問是一個具有標杆性的人物，透過對唐叔虞的冊封進而安定人心，為此後大規模擴張親周派諸侯埋下伏筆，也許這才是“桐葉封弟”這個典故背後所承載的東西。不過無論如何，在這件事情中唐叔虞都是其中最為得利的一員，正所謂“你可能賺了，但我絕對不虧”，得到了臨近黃河地區的膏腴之地，不僅人口繁榮、農業發達，而且周圍幾乎沒有強國，在擴張上不需要步步為營的精密計算，可以放心大膽地延伸自己的勢力範圍，更為重要的是，晉國本身的建立，其合法性毋庸置疑，最開始的目的也為拱衛王室而誕生，因此在長達近兩百年的時間內，周王室對這個自己的嫡親兄弟給予了各種各樣的，從文化、政治到軍事等多個層面的大規模援助。
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
——《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第九》
值得思考的是，昭侯最初決定將曲沃一帶分封給成師的用意，很明顯昭侯非常清楚，自己這位叔叔無論是從能力上還是威望上都遠遠勝過自己，既然如此還要堅持這麼做，比較符合邏輯的推測是有可能為了方面一步一步的剪除成師尾大不掉的勢力。可能在昭侯的計劃中，留下一個近在咫尺，足以直接干涉到朝堂內政的叔叔，倒不如先讓他遠離國都到一個稍微偏遠一點的封地就藩，反正叔叔的年齡比我大這麼多，先把他挪開再跟他拼壽命，早晚也能夠耗死他，到那時所有權力自然而然也會回到自己的手中，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昭侯竟然死於暗殺，這也再次證明了歷史發展中的偶然事件往往有著超乎尋常的力量。
混亂中的曙光：內部攻伐背後的大國崛起
無論是薄姑之亂還是曲沃代翼，他們兩者背後的深層次核心，其實一言以蔽之，是一場國力分配的改革運動，或者更確切的說是動員力和凝聚力的再整合，無論他們最終呈現出什麼狀態，牢牢地掌握住這一核心思想，就可以對這兩場政治事件有著非常清楚的認知。先說薄姑之亂，胡公本人並非哀公的嫡親兄弟，從大義名分上說胡公即使年長也不過是非正妻所生的庶子，在宗法制度森嚴的西周時代，庶子與嫡子間的差異可謂有著天壤之別。而在胡公前的歷代齊國國君均為嫡長子繼承，臨淄作為齊國的首都，自然而然也充斥著恪守宗法制度的嫡長系勢力，從這個角度來看，胡公執意將都城遷往薄姑的這一舉動，或許就包含著他企圖建立新的政治中心，集合歷經幾代統治卻不受重視，在政治活動和權力方面都處於邊緣位置的庶人派系，重建一個新齊國的想法。
從這個角度來看，齊胡公與曲沃桓叔實質是一類人，同樣出身非嫡系的小宗勢力，也同樣在機緣巧合下掌握了權力，希望以自己在政治上的奮鬥打破宗法制度的束縛，將自身所代表的的政治派系推向歷史的前臺，讓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理念改變國家的命運。基於這個原則，又再次印證了上文所述，薄姑之亂和曲沃代翼本身的進步性和變革理念，才是他們得以持續漫長的時間反覆拉鋸而非旋起旋滅的根本原因，他們的確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中下層貴族的利益和突破階層壁壘的渴求。當然，相比較經過了殤叔之亂這一殘酷考驗的曲沃桓叔，齊胡公在政治能力上的確有著相當程度的不足，最為關鍵的地方在於，其領導合法性的取得來源於不同派系間在哀公之死事件後的妥協，並不是自身以能力和功績獲得的威望，或許正是這一點才最終造成了薄姑之亂的失敗，庶人派系最終沒有戰勝嫡長系勢力，齊國的統治法統再次回到了嫡長系勢力的手中。
總結
亂世是一塊試金石，最能夠鑑別出的就是一個國家的潛力，齊國和晉國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內在的整合和淘汰，從而決定了此後本國在板蕩時局中的命運。這種改變可能是本身具備了相當的殘酷性，但是當歷經血與火的洗禮後站立起來的，是兩個真正的巨人，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切未來所要經歷的命運，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乃至於寫下結果了。
參考資料
《左傳》、《史記》、《呂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