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四海、八方來朝，明代全盛時遠洋船舶噸位高達1。8萬噸，佔世界總量的18？然而明朝終世都在開海禁海之間反覆不定，萬國朝聖的背後卻是國庫空虛，重農抑商的策略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最終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文化上，明朝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盛行，儒學由此衍生出更多分支，後期影響一度輻射至日本，卻在中原銷聲匿跡。如何客觀評價明朝的商業經濟與財政政策？陽明心學對日本的歷史程序有什麼影響？本期問吧繼續邀請華東師大歷史系副教授包詩卿，一起聊聊明朝的商業經濟與名士文化！
海禁下的對外貿易>@小兔兔：明朝最初的海禁政策對整體貿易發展有何影響？能否介紹一下明朝的海上貿易線路？
包詩卿：明初對日外交政策的失敗，促使明太祖取消私人海外貿易，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影響有二：
一是官方朝貢貿易的畸形發展。明朝官方市舶司港口接待海外國家有十分明確的分工，如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寧波、泉州皆主持一國貿易，日本被限定十年一次至寧波。再加上明隆慶初年和萬曆初年，浙江和福建兩市舶司先後被裁革，使明朝的海外貿易重心偏離較為富庶的長江流域核心地帶，不斷向福建、廣東集中，最終造成廣東市舶司一家獨大。
二是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官市不開，私市不止。”隨著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歐洲早期殖民者東來，中國商民的走私貿易逐步被納入到世界貿易體系之中，廣東香山縣的澳門港、福建漳州的月港等無名港口迅速興起，最終促使廣州市舶司打破“貢舶”與“市舶”的貿易界限，對外國來粵商船一律接受，並加徵關稅；促使隆慶元年月港對中國商民私人出海貿易的開放，民間商人向督餉館，申請船引，繳納稅餉後，即可前往東西二洋貿易。明朝政府雖有限度地開放海禁，但其目的更多的是基海防安全和財政收入的考慮，並不是為了保護和支援商人和海外貿易，因而其經濟意義就大打折扣（參見：陳尚勝《明代海外貿易及其世界影響——兼論明代中國在亞太地區貿易上的歷史地位》）。
@Oxford：明朝重農抑商，但到了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為什麼還是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包詩卿：請允許我們換一個觀察角度，即從社會風俗變化的視角，以晚明徽州的情況為例。萬曆三十七年（1609），晚明歙縣知縣張濤敏銳地指出，嘉靖末、隆慶間，徽州當地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最近三十年，“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
@諾予：請問明朝海域倭寇橫行，這些倭寇出自哪裡？為什麼明朝對此無可奈何，以至下令禁海？
包詩卿：明朝“倭寇”盛行有兩個時期，一是元末明初，主要以日本馬島、壹歧島和平戶島等地日本人為主，也稱“三島倭寇”，往往和沿海“奸盜”勾結，掠奪人口、財物，甚至波及高麗；二是嘉靖中期以後的“倭寇”侵擾，此次影響更大，主要集中在江蘇、浙江和福建沿海等富庶地區。僅嘉靖三十四年，入侵事件就過百次。 兩個時期的“倭寇”都與日本國內形勢有關，明初日本正處於南北朝時期，嘉靖年間的日本進入到歷時百餘年的戰國時代。為彌補戰爭經費不足，就要向外進行武裝掠奪。只是嘉靖年間的原因更加複雜，除日本國內形勢動盪外，還有葡萄牙人東來後，無法與明朝建立正常貿易，也加入到走私貿易行列。另外，中國沿海的豪族大姓及海商巨賈，都私自出海貿易，甚至組織武裝，加入劫掠行列。最後就是明朝軍隊戰鬥力、佈防、後勤，都出現了較大問題。
失敗的財政體系
@澎湃網友RBzENn：請問您如何看待明朝實行的財政制度？
包詩卿：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明代財政設計框架只是一種適合易貨交易的經濟。明政府不但不創造發展經濟的條件，而且積極反對介入商業活動，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技術能力又極為有限。由於財政收入有限，極大限制了政府的面貌。
@謝耳朵吶：明代財政體系轉型失敗是否加速了明清易代的腳步？
包詩卿：首先，明亡是一個歷史事實；其次，有關明亡與財政體制的關聯，仍在爭論當中，比如黃仁宇先生認為，財政的保守與僵化導致了明朝的滅亡。萬先生認為，財政轉型步代過快，加劇了各種矛盾與衝突，導致了明王朝的傾覆。最後，既然是歷史解釋，那麼我們自然歡迎一切理性、邏輯和公平的討論。
@曉東不曉西：有觀點認為造成明末財政破產的原因是“白銀輸入減少”，請問您覺得這是決定性的影響嗎？
包詩卿：明代貨幣白銀化，賦稅白銀化，實物財政體系逐漸向貨幣財政體系轉變，海外白銀輸入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學界對白銀作用的強調，主要基於兩個理由，一是白銀成為明清時期納稅人履行對國家義務的方式趨勢，據吳承明先生估算，萬曆中期，包括地方財政，田賦的折銀比率達到40-50？二是白銀將中國和世界聯絡起來，明帝國成為早期全球化網路的重要參與者。事實上，白銀不僅是一種貨幣媒介，其本身也是財政管理，乃至行政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末清初，雖然白銀流入有一定波動，但其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種形式上，對明朝滅亡造成影響，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評估。
名士與名伶文化
@澎湃網友U7VzAf：請問陽明心學是否對歷史程序產生了影響？
包詩卿：王陽明在後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術，二是事功。王陽明剛去逝時，明廷僅有保留地肯定了其事功，而對其學術則直斥為“邪說”；三十多年後的隆慶元年（1567），明朝官方認為，王陽明學術上“闡聖賢之絕學”，事功上為“文武之全才”；萬曆十二年（1584），最終縱祀孔廟，與薛瑄、胡居仁和陳獻章並列為官方“欽定”的四位大儒。百年後清修《明史》，對其事功更是發出溢於言表的讚歎，認為其事功得益於學術。這些評議本身都是皇帝和各派官員反覆爭論的結果，無不反映了陽明心學在歷史程序中的影響。因此可以說，作為明代立國一百年左右社會多元化的產物，陽明心學反過來又推動了社會多元化的程序。陽明心學自明朝中期東傳日本後，一度取代朱學成為顯學，對明治維新產生了重要影響。（參見：方誌遠《蓋棺未必論定：王陽明評價中的廟堂和輿論》）
@柒星：王陽明的思想為何在當時沒有發揚光大？
包詩卿：一種思想或學派的興起，是各種條件因緣際會的結果。一般來說，除這種思想本身的價值外，弟子同道的倡和，官方的支援，都是十分重要的。
@澎湃網友qUzi6b：能請您介紹一下秦淮八豔嗎？>包詩卿：“秦淮八豔”係指秦淮河畔風塵女子中的翹楚，通常有馬湘蘭、柳如是、顧眉、董小宛、卞玉京、陳圓圓、李香君、寇湄等。秦淮八豔之說，系後人對明末清初傳奇女子的一種追憶。光緒十八年（1892），文人張景祁與葉衍蘭以金陵舊院中才情與俠義兼備的八名女子有物件，繪製一系列影象，並撰寫八豔小傳及詞詠和詩，命名為《秦淮八豔圖詠》，以寄託和懷念曾經的喧囂鼎沸與家國情仇（參考趙琰哲《再話前朝金粉事》）。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