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中國新型人文城市標杆

——《人文城市的中國話語與思想歷程》出版感言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

今年，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迎來建院10週年。大約一年前，我們決定編輯一本學術紀念文集。文集以時間先後為序，以10年來發表、釋出、報送的重要成果為主線，輔以相關部門、專家、媒體及社會的反饋反響，客觀呈現城研院十年來的學術歷程和社會服務。

無論做什麼事情，初心和來路是最重要的。以人文學術為背景和基礎，既是我們團隊構成的特點，也是我們開展研究的特點。在這樣的背景和基礎上，我們開始了建立中國人文城市學派的探索。

《人文城市的中國話語與思想歷程》 劉士林 主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記得在我們最初介入城市研究領域時，在很多場合都會被問到同一個問題：你們既不是海歸（當時很多在國內突然做起城市研究的，大都有海外學術背景，而我們是一幫土生土長的文科生），也不是搞經濟學、地理學的，怎麼會研究起城市來？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我自以為找到了答案。前者對中國城市“瞭解窄”，後者則是“瞭解淺”。前者一般比較瞭解“北上廣”，且主要是透過文獻和媒體，但對廣大中西部地區瞭解非常有限。後者比較瞭解中國現代一百年，而對幾千年來形成的積澱深厚、結構複雜的中國社會土壤所知不多。同時，我還強調，這是很多西方理論在西方講得通行得通，很多實證公式和計算模型看起來言辭鑿鑿，但在中國實踐中往往變形、變質、適得其反的根源。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回答主要是從“自我辯護”的角度講，也難免有些意氣用事。而如果從“反歸諸己”的角度，還有一些涉及思想源流和學術價值取向的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完全超越了書生意氣了。具體說來，主要是受到了三個人物的啟示和影響。

第一個人物是蘇東坡。在林語堂《蘇東坡傳》中有一段話：“詩人兼人道哲學家蘇東坡以他的常識來對抗經濟學者王安石的邏輯，他留給我們的教訓以及中國所付出的代價，我們至今還沒有學會。”這句話的意思是，“王安石的邏輯”儘管講起來頭頭是道，但由於基本上不了解中國的“世道人心”，和現實一接觸就會暴露出“志大才疏”“百無一用”，甚至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對於現實中的城鎮化，只有“王安石的邏輯”的理論必然是殘缺的，而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詩人兼人道哲學家”，不僅不能缺席，還應該是重要的批評者、矯正者和引領者。

第二個人物是張居正。在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中有一段話：“在張居正入翰林院的時候，多數的進士們，正在討論怎樣做西漢的文章和盛唐的詩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卻集中到實用上面。”作為出身人文學科的團隊，我們本來也應該整天“討論怎樣做西漢的文章和盛唐的詩句”，或者說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怎樣發文章、申報專案及各種人才獎項上。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和機緣，我們的目光和注意力卻逐漸“集中到實用上面”。蔣孔陽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對康德和黑格爾曾有一個評價：“他們離不開的是書，而離得開的卻是生活、實際和鬥爭”。這句話可謂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拷問靈魂。而不甘心的我們則想透過自己的努力勞作，在“書”與“生活、實際和鬥爭”間搭建一座溝通的橋樑。

第三個人物是盛宣懷。作為晚清洋務重臣，盛宣懷一生致力於“有用之學”，在輪船、電報、鐵路、鋼鐵、銀行、紡織、教育等領域開時代先河，也是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的創辦者。他不僅一手建立了交通大學，也以現身說法的方式奠定了交通大學的精神和靈魂。在交通大學1909年重擬的校歌中，有一句“實心實力求實學，實心實力務實業”，最能說明這一點。每每遙想盛公當年“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的人生選擇，都會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和信心。我們真切意識到並堅定相信：我們是交大精神的傳承者和踐行者。

十年來，我們的研究足跡在縱向上涵蓋了經濟帶、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區、國際大都市、國家中心城市、城市、鄉鎮、傳統村落等空間層級，在橫向上涉及人文城市、都市文化、江南文化、智慧城市、科技中心城市、資源型城市、新城新區、設計之都、藝術之城、城市景觀、工業遺產、城鎮化率預測、城市治理、城市現代化等具體領域。自主研發了《中國城鎮化率分析預測系統》《智慧城市評價標準體系》《城市群評價指標體系》《國家中心城市評估指標體系》《人文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特色文化小鎮評價指標體系》《中國傳統村落評估認定指數系統》等，並建設了相應的資料庫。與此同時，參與了國家十三五及十四五規劃、國家新區稽核辦法、國家重大區域規劃實施中期評估、國家特色小鎮規範治理、國家都市圈規劃編制、國家文化產業標準修訂等規劃編制或前期研究。主持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指標體系、國家大運河規劃綱要實施評估、國家文化旅遊消費預測、國家新型智慧城市與治理現代化框架、國家級新區產業高質量發展政策、國家陶瓷文化傳承創新試驗區實施方案等研究工作，多次得到國家領導人重要批示。

站在新的起點上，做一個簡單的10年小結，可以說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個轉變，同時正在著手開啟一個新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經過10年時間，我們基本上完成了從“玄學”到“實學”的轉變，從理論研究轉向了政策、規劃編制和標準研發。第二個轉變是指在下一個10年，我們將重點探索從“實學”到“實務”轉變，即不再滿足於做研究、規劃和標準，而是想實實在在地參與城市建設工作。具體說來，是把我們一手建立的人文城市理論和方法，更加密切地貫通於文化引領區域和城市高質量發展、文化產業引領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文化消費引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化服務引領城市功能最佳化品質提升、文化生態建設引領生態文明建設、文化發展繁榮引領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等六大方面，打造中國新型人文城市標杆，使之成為展示中國人文城市學派的名片。

《光明日報》（ 2021年06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