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認為人類社會的正常執行，需要依靠法制作為一個控制和衡量的標準，他在政治實踐中，所提出的“人之道在法制”的思想，是他社會控制思想中的必要條件，“人之道在法制”思想的提出，不是他個人的主觀意願，而是由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理論環境所決定的。

劉禹錫在多年的貶謫生涯中，對自己的世界觀重新進行了反思，對天人關係的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因此寫下了著名的《天論》三篇。在文章中他對天人關係、宇宙的形成和法制的思想，做了深刻的闡釋，雖然劉禹錫的這些法制主張，沒有被統治者採納，但是他的這些法制思想的內涵是深刻的，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社會問題治理方面，劉禹錫指出必須要依靠法制。只有確保法制的順利實施，才能防止社會亂序和百姓失控、影響社會風氣，促進社會進步。他在《砥石賦》中，對西周以來的王朝更替迴圈，進行了歷史的總結，藉此來闡明以法治國的重要性。

劉禹錫提出的法，是人治社會中的法，主要是指君主的意志表現，包括詔、令等，是至高無上的，不可違抗的君主集權的體現。劉禹錫在流放朗州時期所寫的，這篇《砥石賦》主要是為了諷刺當局，他認為當時宦官專權、奸臣當道、政治腐朽，藩鎮割據等現象的出現，都是由於法制鬆弛綱紀敗壞所引起的。

因此，劉禹錫認為統治者必須要從加強法制入手，以法制的思想治理社會，賢能的人才會從各地匯聚過來，才能革除這些弊政。劉禹錫將法制和政治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和論證，他認為法制被執行的情況，可以反映出國家政治情況的好壞。

劉禹錫還用辯證法的觀點，指出世上的萬物都在不斷的運動變化，國家的興衰也是不斷變化著的。他將法制的貫徹執行劃分為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法制嚴明，則政治清明、是非明瞭，有功者就會得到獎賞，而有罪者就要接受懲罰；

第二種情形是“法小弛，則是非駁”，法制稍微鬆懈，政治就開始衰敗，就會出現黑白不分、受獎勵的不總是善的，被懲罰的也非全是惡的；

第三種情形是“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法制徹底敗壞，就會出現政治黑暗、社會動亂、道德敗壞，得到獎賞的總是那些壞人，被懲罰的總是那些好人。

劉禹錫對法制被執行的這三種劃分，是他根據隋唐時期，國家的興衰起伏作的歷史經驗總結。隋朝時期，統治者對百姓橫徵暴斂，實行嚴刑峻法，隋朝也因此短命而亡。

唐初統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訓，因此選賢任能，虛懷納諫，休養生息，以法治國，因此而出現“貞觀之治”的盛況。但是到唐朝中期統治者生活日益腐化，貪戀酒色，常年不理朝政，宦官奸臣專權，後導致了“安史之亂”。從此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形成了“法令弛壞”的局面，雖然叛亂被鎮壓下去，但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

在這種形勢下，劉禹錫提出“人之道在法制”的思想，把法制作為判斷是非，和衡量政治好壞的標準，是切中時弊的。這反映出他對當時弊政橫生，社會公理難明的強烈不滿，流露出他對社會安定、道德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富足、法制嚴明的理想社會的嚮往。

對於怎樣才能解決，當時面臨的法令鬆弛，和政治日益腐朽的問題，劉禹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首先必須要關心百姓的生活，把百姓的富足和安定放在重要的地位，法制的實行，與百姓的經濟利益有直接關係，百姓的基本物質生活條件，也是實行法制的重要物質基礎。

如果百姓家給人足，就期待能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穩定了就會審慎行事，自覺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倘若窮困潦倒，那些百姓就會胡作非為，為了求利益而不守法令。因此，政府在制定稅賦政策時要和時宜，必須要先保障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

為了保證法令的順利實施，還必須抑制豪強勢力。劉禹錫主張設立檢舉箱，以此來揭露和打擊豪強，對揭發檢舉的人給予獎賞，對那些壓榨百姓的人進行懲罰。

執政者一定要關心百姓疾苦，做到廉潔自律，守法奉公，他還指出，統治者如果想得到人們的信賴，一定要以法治國，保證執法嚴明，要先對社會的實際弊病進行調查，根據具體的形勢制訂出對應的法制措施。

雖然劉禹錫所講的法制思想，具有很深刻的現實和歷史意義，但是他所提倡的以法制為核心的社會控制思想，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他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

他所講的“法制”是人治社會中的法制，是表明君主治國要制定明確、嚴密、規範的法律條文，以便疏而不漏，強化君主專制。他試圖透過加強法制，來緩和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他的法制思想是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防止農民起來造反，維持封建統治秩序，是維護封建統治階層利益的工具。

劉禹錫雖然具有很強的親民情懷，但他主張對民要做到，不能讓百姓危害到統治階級的利益。法制的施行，既要保證百姓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又不能對封建社會，正常的秩序形成衝擊和破壞。他也不主張虐民，但必須要對民做好防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