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個人提起“士”來彷彿都知道一些，但深究起來彷彿又並不是那麼能理解“士”這個字的概念。

“士”字最早出現於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皿之上，屬於金文的一個象形字。而要追溯起士字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上古炎黃五帝時期，在那時便有了士的概念。

在炎黃五帝時期，士最早被稱為獄中的刑官，專門用來監管犯人以及抓捕犯人，而這也恰恰是士的最原始的含義。

但後來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逐漸發展，士也開始從原來起初的刑官衍生出了許許多多的含義，其中包括了士兵，也被稱作為男性，甚至還有姓氏等等含義。

士的含義經過了漫長的發展之後，在商周時期，因為社會生產力的逐漸發展，士也有了不一樣的含義。

在商周時期，因為實行分封制度的影響，士的含義也有了新的變化，因為在商周時期，分封制的實行使得從原來的部落制度直接進入到了諸侯國的分封制度。

為了能夠穩定政權，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為此，統治者推行了嫡長子繼承製度，在這樣的基礎上在所有的諸侯國實行宗法制度，將嫡長子列為大宗，而不是嫡長子的其他支脈則被稱為小宗。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士的含義出現了另一種變化。由原來的刑官，男子等意思演變成為封建社會中最為基礎的貴族。

因此，士變成了最基礎的貴族，換句話說，士的含義在商周時期成為了最高等級的百姓。因此這一類人則被後世稱作為士族。

而在商周時期的等級秩序之中，周天子為最高等級，視為大宗，而諸侯則是相對於周天子來說是小宗。

在諸侯之下則是大夫，而在大夫之下便是士的階層，而在士階層裡士不僅是讀書人的代表，而且士階層一般擁有著一定數量的農田，可供進行耕種。

不僅如此，士階層因為大多為讀書人，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通常會選擇在卿大夫的家中充當謀士或者家臣，以便幫助卿大夫作出政務上的決策。

但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商周時禮樂制度的瓦解，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士不再受到等級制度的保護，因此也失去了糧田的分配。

因此，失去庇護後計程車族階層開始了分散式的生活，但恰恰是因為士族階層的等級瓦解，使得士族階層能夠不再受到之前卿大夫的等級壓制。

因此，士族階層能夠不再受到等級限制而出現在各個階級，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中，各國都希望透過賢臣而勵精圖治將自己的國家治理為中原強國。

因此，受到過教育計程車族階層開始受到各國統治者的歡迎，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士族階層也開始進入官場，因此士大夫的群體開始出現。

而這時計程車大夫階層並不是如同之前的貴族那樣一般是固定不變的，此時計程車大夫群體則是一個高速流動的群體，不斷有人進來，也不斷有人離開。

因為隨著禮樂制度的崩壞，原有的等級制度完全廢除，因此，不斷有貴族因為落魄而變為士大夫階層，也有無數的普通老百姓因為自身能力的出眾而進入到士大夫的群體之中。

在這樣的高流動性之下，士大夫群體也被人們當作了讀書人的群體，被貼上了知識分子的標籤。

這一幫知識分子也放棄了之前耕地，為卿大夫謀職為生的做法，而選擇從政，並且身為各諸侯國的重臣，對春秋戰國的局勢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因為此時計程車大夫群體大多為知識分子或者是已經沒落了的貴族群體，因此，在這一幫人的心目中都有著一股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的遠大理想。

在春秋戰國這樣的巨大歷史變革的時代下，各國爭霸的時代格局之下，如何讓自己的國家或者自己任職的國家強大成了每一個士大夫的目標。

因此，許許多多計程車大夫在這樣的亂世之中開始產生了不同的思想，例如孔子企圖恢復已經崩壞的禮樂制度，為了這樣的遠大理想，創立了儒家學派，提倡仁的思想。

再比如老子，提倡順從自然，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起源於道的思想，老子也因此開創了道家學派。

正是在這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思想的火花迸發之下，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學術局面，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最為閃耀的一個光輝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之下，士大夫群體發揮出了自己極大的作用，對中國後世的思想文化，乃至世界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發展，使得中國在漢武帝時期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自此，儒家學派開始變成為了正統地位，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一直都是中華民族的正統思想。

其中儒家學派的三綱五常也成為了不論是上至朝廷皇家貴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受著儒家的約束。

因此，百家爭鳴的成果對中國後世的發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幫助，甚至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動力。

士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正是推動了百家爭鳴這一思想迸發的根本動力，在先秦時期，士文化不僅推動了當時各階級的流動性，加強了階級流動，避免了階級固化。

同時因為士大夫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的緣故，推動了思想層面的進步，使得在先秦時期出現了這樣的光輝燦爛的時期。

對後世甚至到今天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士文化是極其重要又彌足珍貴的，因為士文化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是中華文化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