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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氏倮乃是秦的官商。

烏氏倮是民間商人還是官商？

根據《史記》的記載，烏氏倮的身份仍有可疑之處：他到底屬於民間商人還是官商呢？關於這個問題，何清谷先生認為，烏氏倮以內地絲綢與關外戎王進行“走私貿易”，因“屬國家需要，故對烏氏倮給予優待”。在我看來，烏氏倮並非走私商人，而是一位官商，並對秦的統一戰爭和其他戰事、工程運輸等做出了重大貢獻，現進一步把淺見和論據進行簡要陳述。

我們認為烏氏倮乃是秦的官商，其原因在於有種種跡象表明他並非一個民間商人。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秦朝對於關梁控制頗嚴，在對外貿易上亦有著嚴格規定，然而從司馬遷的記載看，烏氏倮在與戎王進行貿易時卻可以帶著大批商品隨便出入。不難想見，如果他真是一個民間商人，從事的還是“走私貿易”，是絕不可能這樣暢通無阻的。我們還可以提供一個與此類似的反證——班壹的事例。《漢書·敘傳》雲：“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後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顯然，若僅就財富而言，班壹恐怕並不比烏氏倮遜色，但他只能到漢初“與民無禁”後，才能“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可見其中必有緣由。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烏氏倮的貿易活動曾得到秦朝統治者的允許，或者雙方存在某種默契，這樣他才能如此暢通無阻。但這也就意味著他在秦的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至少可以說，他是秦朝的一位貿易代理人。

還有，秦自商鞅變法即實行嚴格的軍功賜爵制度，據許多學者研究，即使能獲得軍功，也相當難得高爵。烏氏倮若只是一個畜牧主，且從事“走私貿易”，能夠受到“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的優禮，這顯然也是很奇怪的現象。漢承秦制，從漢朝官制來看，凡享受“朝請”優待者，一般為九卿、關內侯以上的重臣或退休老臣。如：“萬石君奮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蘇武以著節老臣，令朝朔望。”“關內侯蕭望之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丞相張禹遜位，以特進奉朝請。”“馮參以列侯奉朝請。”如果烏氏倮不是秦朝的重臣或做出過很大貢獻，這豈不是令人更加費解嗎？看來也只能有一種解釋，即：烏氏倮的貿易活動是代表官方進行的，並不是“走私貿易”，對秦朝亦曾有重大貢獻。

那麼，烏氏倮究竟曾做出哪些貢獻呢？我們認為，他的貢獻就是作為秦的貿易官員，以民間或半官方的名義與戎王進行貿易，為秦統治者提供了充足的馬牛等戰爭和生活物資，既保證了秦統一戰爭的順利進行，也滿足了秦朝的其他戰事及工程、運輸等需要。這種貢獻完全可以和軍功相比。所以當秦統一全國後，鑑於他的特殊貢獻，並勉勵他繼續努力，秦始皇便以“比”的形式給予他優寵待遇。顯而易見，這才是烏氏倮會受到優禮的根本原因。

順便再說明一點，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對優禮烏氏倮的原因也進行過分析，認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這種看法對後人曾起了很大的誤導作用，實際卻完全是想當然的解釋。一則缺乏可信的史料依據。從《史記》的敘事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於烏氏倮的記載，在一些重要的史實及邏輯關係上幾乎都是殘缺不全的，說明早在漢初人們對他們的事蹟就已經不甚明瞭。因之司馬遷的記載很可能是透過採擷傳聞而撰寫的，然後據此予以評論，其可靠性值得懷疑。二則帶有濃厚的偏見。由於特定的時代氛圍及其不尋常的身世，司馬遷對利慾、求富和重商幾乎到了完全迷信的地步，以致在今天看來，仍帶有著幾分偏執。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人富而仁義附焉”云云。因此，在評論歷史事件時，司馬遷也必然要把這種觀念體現出來，並往往把利慾和財富視為它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其結論難免出現偏頗。三則不合情理。

秦始皇曾公開宣稱“上農除末”。裡耶秦簡亦記載，一個名叫“枯”計程車伍，可能因為無奈而娶了商人的女兒為妻，竟受到戍邊四年的嚴厲處罰——“城父蘩陽士五（伍）枯取（娶）賈人子為妻，戍四歲。”（8-466）到秦始皇后期，商賈更往往被作為戍邊和服役的優先物件。如：“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遣戍。”試問：在全國絕大多數商人由於求利、致富而遭到秦王朝嚴厲摧殘的情況下，對於烏氏倮的優禮又怎麼可能是因為他的富裕呢？這顯然是司馬遷的一種錯誤歸因，不足為憑。

完

本文轉自《中國國家歷史·拾叄》（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