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後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便於國。’”

這段話，看似像是一箇中國近代史的相關研究著作——或者是一箇中國曆史相關人員的口述，但實際上，這段話卻來自一篇經濟學著作。

這本著作的第一卷正於1867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版標誌著一個全新學科的創立。

這個學科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這本著作叫《資本論》。

咸豐年間，為了撥款鎮壓太平軍，眼看著國庫空虛的咸豐想出了一個餿主意——

鑄大錢。

鑄大錢可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意思，把錢鑄造得大一點就可以叫大錢。“鑄大錢”和“鑄小錢”幾乎可以說是古代的經濟學術語，後者指把錢做得更輕，但面值不變，前者則指的是把錢做得略重，但面值大幅增大。

這無疑是一個糟透了的做法，本來自嘉慶以來，清朝的經濟格局便是銀貴錢賤，鑄大錢則更必然導致錢相比於以往更賤。這一點從當時的貨幣政策也能看出端倪，前文講過，在康雍乾時期，一兩白銀抵錢千文，而當時隨鑄大錢一同發行的寶鈔則明晃晃地標明瞭“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文。”

尤其關鍵的是，清政府發行的寶鈔，是沒有儲備金作為基礎的。換句話說，清政府國庫內根本沒有一千兩白銀（假設），但隨隨便便印了張紙，蓋上官印，就可以明晃晃地把它當做一千兩來用。因此，這一千兩白銀的寶鈔也更不可能兌換成白銀。

身為戶部侍郎的王茂蔭哪裡能看著咸豐帝如此胡來，他先後上奏了《條議鈔法折》《論行大錢折》《再議鈔法折》，對咸豐的貨幣政策表示抗議，認為這“下辜人望”（雖然奏摺原話是王茂蔭自己罵自己的，但其實就是在譴責制度不合理）。

“竊維今日度支告匱，需餉方殷，不得不資行鈔。然鈔法貴於行之以漸，持之以信。伏讀上諭，有‘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之旨。仰見聖明洞鑑，固知發之不宜太驟也。

“今至上年議行鈔法以來，初用銀票，雖未暢行，亦未滋累。至臘月行錢鈔，至今已發百數十萬。於是兵丁之領鈔者，難於易錢市物；商賈之用鈔者，難於易銀置貨。費力周折，為累頗多。臣察知其情，夙夜焦急，刻思有以補救之。惟臣既在戶都，凡有所見，必取決於總理祁寯藻、尚書文慶。乃所商多未取決，而設想更已無方，有不得不上陳於聖主之前者。”

從奏摺中我們可以洞見，咸豐帝推行的經濟制度已經讓民間的經濟極度崩潰，雖然國庫確實因此而充盈，但實在是竭澤而漁，沒有補救的手段。王茂蔭試圖推行相對不那麼激進的辦法，但卻被皇帝斥責是“專利商而不便於國”，把他從戶部調去兵部好好吃吃苦頭。

其實歷史上關於鑄大錢的情況有很多，只要補救措施得當，是可以保持經濟穩定的。東漢末年，董卓曾鑄小錢來進行斂財，民不聊生。曹操把持朝政以後，試圖推行糧本位來恢復經濟，這期間南方的劉備與孫權都曾試圖鑄大錢來充盈軍費，但只有劉備因穩定物價最終獲得了成功。孫權推行的“大泉當千”“大泉五千”不但少有人用，甚至在東吳境內還出土了大量劉備所鑄的“直百五銖”。可見推行鑄大錢等貨幣政策必然要有相應的經濟政策來進行扶持，否則只會使得百姓的負擔更加嚴重。

尤其是道光年以降，清政府不但面臨著白銀外流，還有各種賠款要進行償還，老百姓負擔本來就重，結果還有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起義軍的各種軍費開支。在此等情況下鑄造大錢、發空頭銀票，甚至還忽視對於恢復民生經濟的主張，通貨膨脹將完全不可避免。

“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係中產生。……如果紙幣超過了自己的限度，即超過了能夠流通的同名的金幣量，那末，即使不談有信用掃地的危險，它在商品世界畢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個金量。……其結果無異於金在它作為價格尺度的職能上發生了變化，同一價值，原來用1鎊的價格來表現，現在要用2鎊的價格來表現了。”

《財經大辭典》“官票”詞條下寫道：咸豐九年，面值一兩的寶鈔僅值五六百文制錢，而一兩白銀卻能抵制錢一萬兩千文；而《中華文化制度詞典》在“官票”詞條下則寫道：咸豐十年，銀票一兩僅值錢二百餘文，而實銀則值錢六千文有餘。且不論兩者的考據孰更嚴謹，當時的通脹情況已經可見一斑了。

王茂蔭的經濟宏圖雖然沒能實現，但他的主張被俄國駐北京佈道團的巴拉第收錄於《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中，後來又被德國人卡爾·阿伯爾和弗·梅克倫堡翻譯成德文，傳到了馬克思的手中。

不論他當年所做的一切有多麼的不被朝廷所理解，那些為百姓發聲的事蹟總歸會在典籍的縫隙裡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