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傳統，雖然著述極豐，但不甚看重體系，也不講究抽象思維。孔子習六藝，六藝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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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功課，並不能代表他的儒學體系。但要研究儒學，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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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不行，還要讀《論語》，習《五經》，知思孟，明漢儒。孔子對那些關乎哲學本體論、認識論一類的問題，並非沒有論述，但不追根問底。比如他的鬼神思想，似在信與不信之間，究竟有無鬼神，並不認真追究。
比如他雖然極度重視道德倫常，但道德倫常緣何而生，緣何必如此而不如彼，以何為本，以何為據，對於這些問題，他同樣不作深究。那意向並非不明，只是
“
述而不作
”
，
“
信而好古
”
，微言大義，會心而已。
中國文化傳統，其意會性高於思辨性：其規範性勝過抽象性；其現實性超出理念性，其重視道德倫常遠遠超乎對起源、本體及規律的研究。這個特點，到了漢時有所改變，但依然失之粗疏不成體系，至宋明理學，才吸收釋、道所長，有了質的改變。
理學講理重道，使其體系日趨嚴整，其演繹功能亦臻於上乘。所以後人有稱宋明理學為新儒學的，道理在此。但宋代理學，也分兩派，一派重理，主要是程朱理學，一派重心，主要是陸九淵。然重心者不敵重理者，所以在元代，程朱理學就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到了明初，更是聲勢顯赫，唯理獨尊。但理、心二途，缺一不可，歷史總有一種滿足性要求，這似乎是一條定律。
心學研究早晚會得到更充分的發展。於是時至中明，王守仁的心學應運而生。王學上承陸氏心學，又有新的發展，終於成為中國歷史大轉折時期的一代顯學，對於後世產生重大影響。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餘姚人，
1472
年生。他父親作過吏部尚書，他的家屬於官僚加儒者式的家庭。
王陽明既好習經，又善思考，所以他能不拘泥於讀經讀書。史書說他
“
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
”
足見他不是一位酸生。他好言兵，也好訪客，愛讀書，也愛縱觀山川形勝，反映出他獨特的性格特徵。他一生追求仕宦，又能講學論道，作詩為文，統軍從政，苦思冥想，與他這種性格、經歷及家庭環境都有很大關係。
王陽明早年仕途順暢，加上他雖年輕但有見有識，很快得到提升。可惜好景未長。正德三年即
1508
年，他正當年富力強之時，宦官劉瑾受寵，逮捕南京給事中戴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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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他仗義執言，抗章奮救，結果，太監並龍顏一怒，被廷杖四十，謫為貴州龍場驛丞。由此觀之，他不但好學多思，而且為人做事，也算有膽有識。他到貶謫地，並不心灰意冷。雖地處邊荒，依然不忘儒學教化。史載，由於他能
“
因俗化導
”
，當地居民相率伐木為屋，對他甚為歡迎。劉瑾被誅，他重新得到信任，先被任命為廬陵知縣，後來又遷升南京刑事主事，一直作到南京太僕少卿、鴻臚卿。後以軍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但他一生遭非議甚多，他雖對明王朝忠心不二，但明王朝卻對他常有疑難。
王陽明一生，無非兩件大事，一是完成他的心學之說，二是奉旨出師，討剿有功。可謂是一個允文允武的人物，他原本進士出身，但帶兵有道，統軍有法，幾次出師，都傳捷報。但也因此，過去一般大陸學者每當談到他時，總是多加鞭撻；加上他又是明代理學的主帥，屬主觀唯心主義範疇，更是兩罪歸一，幾乎無一是處。但他以書生之身而統軍，確有些不凡之處。明有王陽明，清有曾國藩，可說中國歷史上書生將兵的兩大典型。這說明他並非腐儒，對於民間事、宮廷事、社會事都能情有關懷，並著以深思。他雖儒學人物，但同情心重，他的散文名著《瘞旅文》，寫得情深意重，字字千斤。他率軍
“
剿匪
”
，多所殺戳，竟至一戰而殺
7000
人首級。他一面對造反者絕不手軟，一面又發文佈告，講述他的傷痛之情。他在《告諭浰頭巢賊》文告中寫道：
“
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卹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
對此，也不好說他全是偽君子作風，貓哭老鼠假惺惺。
他對皇帝一片忠貞，但皇帝對他卻是信任時少，猜忌時多，他因功受封
“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步祿一千石
”
，但
“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
”
。
他父親死了，他回家奔喪，喪期既過，
“
亦不召
”
。
後雖經人薦引，
“
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困營
”
，但全都
“
皆弗果用
”
，白忙一場。唯有當有人造反，朝中的昏官庸吏個個束手的時候，他才又被皇上想起來，於是加官補遺，命他出徵。直到
1578
年，他又被命令率兵鎮壓少數民族起義，第二年病重歸來，死於途中。然而皇帝又聽信讒言，下廷臣議，最終來了一個
“
停世襲，卹典俱不行
”
的寬大處分。
王陽明鎮壓農民起義，有他獨特的理論。他是心學大師，對於
“
心
”
的重視，超出一般層次，進入哲學境界。他認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所以每經征戰，必發文佈告，以正民心。他的這些作法，自然引起後來人的種種不同之見。
王陽明的哲學，既名心學，自然以
“
心
”
為本。但他所講的
“
心
”
，並非心臟之心。他說：
“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
又說：
“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
可見他說的心並非物質而是精神，能夠主宰一切行為的精神。這意思原本簡單，但一經演繹，便成奇觀。
他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中寫道：
“
經常道也。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
議論風發，跌宕如歸。在他看來，道即是命，也即是性，又即是心。心也，性也，命也，不是三者，而是
“
一也
”
。以心為本，心即是理。於是，而父子，而君臣，而夫妻，而長幼，而朋友；於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於是古今上下，天地萬物，莫不如是也。人為人，因為你有一顆善良的心。這就是王陽明心學最主要的思辨特徵。
不但如此，他還認為世間唯有心在，
“
心外無物
”
，
“
心外無理
”
。你不要以為心是一事，物是一事，理是一事。他說：
“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固所指而異其名，實皆我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
心的外面一切皆無。這與常識其實矛盾，所以就有人向他請教：既然心外一切皆無，那麼，一株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與
“
心
”
有什麼關係呢？
他回答說：
“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
你一看花，花的顏色便一時明白起來，你不看它，它和你的心便一同歸於沉寂。對此說，後人多有批評譏諷之辭。當然，此說確有不合常情常理處。
但並非沒有它自身的思維邏輯。如果說，王陽明連這點常識也沒有，恐不足令吾輩心服。他的意思只是在強調
“
心
”
作為主體的決定性作用：你看花時花則分明，因為她在你的感覺中分明起來了。你不看她，她與人心無干，只是一片沉寂；譬如古老洪荒之期，野無人跡，縱有國色天香，亦等於無。
程朱理學，重理而輕心，王陽明上承陸學，把
“
心
”
的學說系統化又理論化了。這對於宋明理學的發展自是一大進步，對豐富中國傳統哲學的內涵，也是一大貢獻。而且，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重視主體性研究，重視思維、精神或曰
“
心
”
的作用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諸如西方哲學中的
“
認識你自己
”
，
“
認識就是靈魂的回憶
”
，
“
我思故我在
”
，
“
存在就是被感知
”
等等著名的哲學命題，都是以研究哲學主體，研究人的精神、理念為側重點的哲學流派，這派哲學影響深矣，作用大矣，雖有唯心論之嫌，卻又不是僅僅唯心主義四個大字可以概括的了的。而中國哲學史對人的精神的研究大大弱於西方，王陽明獨樹一幟，更顯得意義非凡。
人類哲學的發展，常有兩種聲音，一家重物，一家重心；一時重物；一時重心；對世界不明，便觀世界；對人不明，又察其心。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思想史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以辯證形態進行的，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哲學便既有分爭，又能互補，它們便在歷史的宏觀交匯處產生共鳴。重心之路，歷史必然有之。既是必然有之，可見以簡單的方式對待它們，用粗暴的方法對待王說，也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