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是個崇尚武力的皇帝，他能得“武宗”的廟號，就足以證明這點。朱厚照性格自由，為人荒誕，對朝政疏於打理，大明內外弊病重重。而在正德年間，大明內外更是戰爭不斷，外戰有蒙古韃靼屢次侵犯明朝邊境，內戰有諸多農民起義或藩王叛亂，例如劉六劉七農民起義、安化王叛亂、寧王叛亂等。
在這些內外戰爭中，大明大多都獲得勝利，例如在應對蒙古韃靼邊境，除了朱厚照自己率軍大敗韃靼之後，大明在主動防禦的策略之下，也曾取得很多小的勝利。在內戰方面，一些農民起義或叛亂曾一度聲勢浩大，卻最終仍被朝廷平定。一般來講，國家戰爭頻繁，將領也會得到更大的發展機會，國家也會誕生很多優秀將領。但實際上，正德年間的優秀將領寥寥無幾，除了王守仁和楊一清之外，其他將領幾乎不為後人所知。而王守仁和楊一清雖有軍功，卻都是文臣，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將領。
也就是說，朱厚照尚武，正德年間戰爭頻繁，卻仍不能讓將領出人頭地。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幾點：
1.這是明朝以文治國的延續；
明朝發展到正德年間時，已經形成以文治國的基本策略，即便朱厚照本人尚武，卻也未能改變這點。明朝各地的將領都受到當地文臣的節制，就算是立下戰功，其功勞的確認和評定也由文臣來完成。在出戰之時，朝廷一般派文臣總督軍務，宦官任監軍，將領任總兵。朝廷這種做法的目的是讓文臣、宦官、將領形成相互制約，削弱將領對軍權的掌控，以防將領擁兵自重。在這種組合裡，將領的地位是最低的，除了戰場之上衝鋒陷陣之外，將領的權力受到文臣和宦官的嚴重製約，例如文臣總督軍務，牢牢控制軍隊的糧草輜重和軍餉發放。戰果的彙報也由文臣和宦官共同完成，與將領沒什麼關係，這意味著將領必須與文臣、宦官保持良好的關係。
總之，在明朝這種以文治國的策略之下，將領的身份地位被大大壓制，在戰場上也會受到約束，立功也不容易，升遷更是難上加難。
2.朱厚照雖曾對武將進行培養，但實際上只是3分鐘熱；
明朝時的將領培養或提拔主要有兩個渠道，一個是世襲，另一個是舉辦武舉。明朝軍隊實行的軍戶制度是世襲的，即子孫後代可以繼承祖輩父輩的官職。這種世襲的體制使得軍隊將領不經過提拔，就可以直接進入軍隊任職，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漸導致軍隊將領的綜合素質下降。明朝中後期，朝廷雖曾多次對外招募軍隊，但軍隊待遇不高，也使得朝廷很難招募到合格計程車兵或將領，自然也很難選拔出優秀的將領。
武舉是選拔出優秀將領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效仿科舉制度選拔文臣的方式，透過考試來選拔將領。但明朝在以文治國的基本策略下，對武舉不重視。與三年一度的科舉制度相比，武舉的舉辦並沒有形成有效的體制，而是想舉辦就舉辦，不想舉辦就拉倒。在弘治十七年時，當時任兵部尚書的劉大夏曾嚮明孝宗建議每三年舉辦一次武舉，被明孝宗採納。
朱厚照繼位之後，曾於正德二年舉辦“會武宴”，這種對武舉中舉者的賜宴就表明朱厚照有提升將領地位的想法。正德三年，朱厚照開辦武舉，透過三場考試，選拔出60名中舉者，當年的武舉狀元叫安國。這60名中舉者被分配到了西北廷綏等邊鎮，並被編入行伍，讓他們在實戰中熟知地理知識和邊防事務，表現優秀者再行功升官。不巧的是，正德五年，寧夏安化王起兵謀反。雖然叛亂很快被平定，但仍有言官藉此攻擊武舉中舉者，進而攻擊整個武舉制度。另外，當年主持武舉的是投靠劉瑾的兵部尚書劉宇，劉瑾倒臺之後，劉宇被清算，有很多大臣也借武舉來攻擊劉宇。
對於朱厚照而言，這些中舉者在安化五叛亂的過程中表現平平，並沒有達到他心中的預期，他深為失望。面對朝廷諸多大臣對武舉的攻擊，朱厚照將這些中舉者打發回原籍衛所任職。
本來，朝廷群臣對透過武舉選拔人才的方式並不熱衷，即便舉辦武舉也是草草了事，還常常拿武舉來做文章。再加上朱厚照對武舉也只是3分鐘的熱度，武舉一度被中斷。直到十幾年後，朱厚照才舉辦了正德年間的第2次科舉。
3.朝廷亂政之下，將領無法出人頭地。
朱厚照疏於打理朝政，喜歡遊玩嬉戲，寵信奸佞小人，使得朝綱混亂。本來在以文抑武的體制之下，將領就很難積功升遷，再加上將領社會地位不高，戰功還常常被剝奪。所以，明朝內外戰爭明明獲得勝利，但朝廷封賞卻不豐厚，一些將領甚至沒有得到足夠的封賞。
正德三年的武狀元安國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安國於正德五年被安置在綏德衛，在職期間小心謹慎，也沒出過什麼紕漏，逐漸升遷到副總兵，鎮守大同、延綏等地。正德十一年，蒙古韃靼兩萬大軍來犯，在偏頭關劫掠。安國等率軍出擊，大敗敵寇於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戰馬千餘匹，敵寇狼狽逃遁。而在此之前，朝廷就曾派中官張忠、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統領京軍討伐，卻被蒙古韃靼擊敗。負責評定戰功的御史官劉澄甫居然將安國等人立的戰功，記在張忠、劉暉、丁鳳等人的頭上，上報朝廷。
明厚照高興之下，對張忠、劉暉、丁嵐等人全都晉級加俸，並給予子孫世襲爵祿，連兵部尚書王瓊也因此加少保銜。真正立功的安國由都指揮僉事升為都督僉事配總兵官，僅官升一級，他的手下官兵沒有任何封賞。安國心灰意冷，上疏向朱厚照提出辭官，表示自己情願不當官，希望朝廷能夠撫卹手下將士。兵部尚書王瓊才向朱厚照提出為安國記功，朝廷這才晉升他為都督同知，並下令地方官對立功的將士加大撫卹。朝廷雖事後加大了對安國等人封賞，但這種做法顯然不能讓軍中將士滿意。安國是個優秀將領，卻生不逢時，四年之後，安國病逝。
事實上，這種事情在明朝中後期幾乎是普遍存在的，即將領立下戰功，其功勞卻被記在文臣、宦官身上，真正立功的將領只能得到微薄的封賞。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正德年間雖戰亂頻繁，本應該是將領出人頭地的時候，卻缺乏優秀將領，其根源是明朝以文治國的基本策略。在這種策略之下，將領的選拔不被重視，身份地位不高，就算立下功勳，其功勳也會輕易被剝奪，升官受賞的總是那些文臣和宦官。所以，說起正德年間的優秀將領，後人也只會記住楊一清、王守仁這種文人出身的將領，而不會記住安國、杭雄等真正意義上的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