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好些朋友發私信問我，不是說是要寫西安和洛陽兩個城市呢，咋快寫成西周的編年史了？說實話，依年代順序來寫東西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在寫這個主題以來，回覆中很多朋友提出的一些觀點和論點，我明知應該展開了聊，卻陷於文章的進度“不到時候”。著急。
至於為什麼要把這個西周寫的相對比較詳盡，我是這樣認為的。無論在任何一個公開的網路媒體或者自媒體平臺上，關於地域之爭的說法都是非常“熱”的一個主題。或許是我所在區域的緣故，西安與洛陽無疑是所有“地域爭論”中最為“火爆”的。自然有理有據的地方主義者是能夠理解的，且有些觀點與論據也讓我耳目一新，至於一些“黑子”來說，看得多了，也就覺得權當一樂。而這些爭論的話題，其最具代表性的，個人總結無非兩點：一、西安與洛陽哪個更早！二、誰是誰陪都！恰恰這兩點，以我的看法，就必須要從西周來聊起才行！因為就是從西周開始，我們的華夏文明才真正進入到了封建王朝時代；也是從西周開始，西安和洛陽，更準確的說應該是以現今這兩個城市為中心的區域，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區”；還是從西周開始，中華文明才真正進入了穩定和發展的階段。而西安與洛陽這兩個城市，也正是從此時開始，作為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毫無爭議的“雙中心”持續了兩千年！
至於有些朋友不同意我“雙中心”說法的，見仁見智，各抒己見吧。也看過不少朋友列出不少很具針對性和攻擊性圖片來做“證據”的，隨後，也必然有截然相反的論據出現。還是那句話，看看也就圖一樂。由於這一系列的文章也已經寫到第九篇了，很多論點和論據都在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的提起，我想也沒有必要反覆。所以，如果有朋友願意消耗寶貴時間翻看我之前文章的，萬分感謝。不看的，認為我沒有擺明觀點論證的，那我也只好默認了。
接著聊。
在“王道微缺”的周昭王后，繼位的是西周的第五任，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或者說是唯一一位真正極具傳奇色彩的君王——“周穆王”！穆王，名姬滿，據《史記》記載：“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就是說他即位時就已經50歲了。而隨後又記：“穆王立五十五年，崩”，這樣看，周穆王應該是活了105歲！同時，被一些周王朝愛好者們推崇的《竹書紀年》中，又非常堅決的記下：“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歲。”至此，可見周穆王本身，僅從壽命上已經是非常受爭議了！然而，要說中國曆代君王的傳奇史，恐怕沒有任何一位君王的傳奇經歷能出穆王之左右。更重要的是，其他人都是源於野史或者小說，比如滿清的前幾位。而人家周穆王，那可是實打實的被記載在史書上的！用句比較流行的話就是，和其他君王相比，周穆王人家的經歷，就是赤裸裸的“降維打擊”！
儘管他的一生確實是非常精彩，但終究和我這一系列文章的主題並無過多關聯，所以，只好忍痛割愛。將來有機會再聊起，當真是可以好好說說。畢竟，其間似乎還關聯著一部我非常喜歡的小說《盜墓筆記》……如果有朋友對於穆王的故事感興趣的話，自行搜尋。各類搜尋引擎都有很多相關。原文的話，自然以《穆天子傳》為首，《列子》等史籍相佐，還有眾多現代的文獻可考，頗為有趣。
那我們既然提及，當然是要說一下穆王與“豐鎬”和“雒邑”之間的關聯啦，不然，豈不是輕易放過。要說起來周穆王與兩地的關聯，還要從一件國寶級的出土文物談起。2007年，在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大河口村，發現一批西周時代的墓葬群，後經鑑定，基本確定為一處西周早期開始使用並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的邦國墓地，隸屬於一個未曾見諸史料的，名叫“霸”的邦國。至於這個“霸國”，我查了許多史籍原文，確實並無記載，我也看過有些文章質疑其真實存在性的。但是由於有非常之多的出土文物作為佐證，似乎還沒有找到更多的證據證明這個在西周初年被分封的諸侯國的可疑性，那就暫且認為存在吧。
這當然不是本文重點，重點的是在其出土的“霸伯方簋”上，其中的銘文現釋為：“唯正月，王祭登於氐，大奏。王賜霸伯貝十朋，霸伯用作寶釴，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這段銘文直譯的話，就是：“在正月裡，周王在氐地舉行祭祀活動，進行了盛大的器樂演奏。在活動中，周王賜予霸伯寶貝十朋，霸伯遂鑄造這件青銅器，作為他的子孫永世將其收藏，並受益。”從此器的形制和紋飾，所對應的就應當是周穆王時期的特徵，那麼可見銘文中賞賜霸伯寶貝的就應該周穆王本人。在1978年，河北省石家莊市元氏縣內曾出土過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簋，其上的銘文大致為：“唯戎大出於軧，井侯搏戎，誕令臣諫：**亞旅處於軧……”這個銘文大概的意思似乎就是：犬戎來入侵到了“軧”，“井侯”帥軍與其戰鬥，命令其屬下“諫”駐紮於此地。那麼，兩兩相證，這個“氐地”，現在比較廣泛的說法就是在現今河北省石家莊市的區域內。
怎麼又扯到石家莊了？當然不是，因為這個關聯比較繞彎子，所以還是需要一點點的遞進才更清楚。由於這個“周穆王”的經歷過於傳奇，很多地方對於他的傳說五花八門，我就選一些相對比較靠譜的來聊吧。在昭王時期，周王朝軍事擴張的重點是東和南以至於昭王都死在了南征返回的途中。那麼，周穆王時期，擴張的主要方向就變成了西和北。在這個上面，相關的史料也是比較多的。還是取其中與“雙城”相關為重點。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多次提到“宗周”與“成周”，這兩個稱謂，在西周時期，是分別用來代表“豐鎬”和“雒邑”的。當然，也有朋友將“成周”也一定要強行說為“豐鎬”的，沒啥可理論。然而，就西周都城這一點上，似乎在周穆王時期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在《古本竹書紀年》中記：“穆王，名滿。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冬十月，築祗宮於南鄭。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以下都於西鄭。”我們當然可以認為《竹書紀年》是胡說八道，但似乎對於這一段歷史，還是有很多佐證可查的。按這段話的直譯釋解的話，那麼就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在周穆王繼位之後，在“南鄭”修建宮殿，之後就將國都定在了“西鄭”。而且，似乎在各類的記載西周初期的史書上，都極少有穆王在“豐鎬”的記錄，而大多數都是在“鄭”，而同樣《古本竹書紀年》中記：“五十五年，王陟於祗宮。”就是說，穆王去世也是在“鄭”的“祗宮”之內。至於是“西鄭”還是“南鄭”，我查閱過一些相關的考證，似乎應該指的是同一個地點，就是現在陝西省渭南市的華縣，也有說是現在陝西省寶雞市的鳳翔。為了簡便，且就稱之為“西鄭”吧。
在傳統的歷史觀點上，西周的都城應該就是“宗周”豐鎬和“成周”雒邑，可到了周穆王這裡，則是完成了一次小規模的“遷都”，這是個什麼情況呢？我覺得，這源於是大家對於周王朝政體規模的一個小誤區。自武王伐紂以來，大家就認為周王朝是一個擁有廣闊領土的龐大王國，而周王室也是一個極具實力的王族。這個觀點，也對，也不全對。大家都知道“商都八遷”，所以才會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眾多殷商遺蹟。而周在歷史上，也並不是始終政權穩固，也是多次經歷遷都的，於是有了“五遷六都”的說法。這六都分別是“岐邑”、“程邑”（現陝西咸陽市境內）、“豐邑”、“鎬京”、“犬丘”和“西鄭”。當然，前三個是在武王伐紂之前，而後兩個，就比較具有特殊意義了。
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呂亞虎先生與2007年發表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中的文章裡，透過各類史料佐證了這個“西鄭”所處的位置，應當是位於現陝西省寶雞市的鳳翔。在也參看了其他一些資料的情況下，我個人也是比較傾向於這個說法。因為正如前文中我提到在“豐鎬遺址”內並沒有發現祭祀宗廟，而在現寶雞的岐山、扶風等地卻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及祭祀遺址，所以，如果真的存在了穆王遷都的情況，到更接近“周原”的區域，似乎也更加合理。而從各類史料上看，這個遷都一說，應該是確實存在的。因為在與周穆王相關的記載中，似乎並沒有關於他在“豐鎬”的經歷，作為一個國君卻並沒有在“國都”施政的記載，那極有可能的就是，此時的“豐鎬”，已經不再行使國都的職能了。隨著穆王“以下都於西鄭”，周王朝的西政治中心，也由“鎬京”轉到了“西鄭”！
我想，這個說法恐怕會引起眾多熱愛西安的朋友很多不滿了。
滿意不滿意先不提，繼續往下說。我看過有幾篇文章質疑此次穆王遷都的，但所舉例項都太過主觀且缺乏佐證。倒是有兩篇文章中，提到所謂“王畿”一說的，我覺得尚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說，當時以“豐鎬”為中心的現在陝西省西安市以及周邊的很大一塊區域，都屬於國都的“畿地”，而“西鄭”也在“王畿”之內，所以，國都還是在“鎬京”。這種說法嘛，我覺得和我在這一系列的第四和第六篇文章中也曾聊到，也許存在著“鎬京”與“周原”之間關聯的。但是像這種一百多公里的範圍，要是純粹將其歸於“王畿”之內來由此說明穆王並無離開“鎬京”遷都，那恐怕也是有些牽強了。所以以我的看法就是，根據現有能查詢到的史料記載，穆王將“西鄭”作為他在位期間的都城，是並沒有什麼可懷疑。
那周穆王為什麼要在繼位元年就開始“築祗宮於南鄭”呢？而且一建成就馬上將國都定在“西鄭”呢？以我的看法就是，這與周昭王的南征有關。在上篇文章中提到，周昭王死於南征返程的途中，《竹書紀年》有記：“天大曈，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也就是說，在昭王身死同時，他率領的周精銳部隊“宗周六師”也在漢水幾乎全軍覆沒！而且，根據史記記載，昭王身死，屍身都沒有回來，所幸在政局發生動盪之前，穆王就繼位了。就以穆王“春秋已五十矣”，早就過了受爭議的年齡，那擺在他面前的關鍵就是如何儘快的恢復用來包圍“宗周”王室的“西六師”了。“西六師”素來有種說法，就是這支部隊的起源來自“周原”，也就是說，這支名震西周初年的王牌軍“西六師”極有可能是一支周宗室的“子弟兵”！那麼，在剛剛親政，面臨父王“喪六師於漢”的情況下，將國都遷至更接近，甚至就直接在“周原”範圍內的“西鄭”，無論是穩固新政，還是從養精蓄銳，補充兵員的角度上考慮，也都是非常合理的選擇。
那麼，周穆王既然已經將西國都從“鎬京”遷至“西鄭”，那麼作為東國都的“成周”雒邑又在當時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這又該繞回前文中提到的現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的“氐地”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周穆王在執政期間最大的功績就是西征！然而這個西征的路線，就很有的討論了。按正常的思維，之前說了周穆王遷都到了“西鄭”，那西征的話，理應是從今天寶雞市的區域開始向西進發，進入甘肅。然而，在《穆天子傳·卷一》中記載：“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這個“漳水”按地理類的史籍記載，應該就是現在河北邯鄲附近的“漳河”。那麼，北征要路過這個地點，和“西鄭”乃至“鎬京”似乎都不太能搭配。而在《穆天子傳·卷四》中記：“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裡，合七千四百里。”這段話是用來說明周穆王西征所到達的地域，然而有趣的是，這個頭一句：“自宗周瀍水以西”。之前文章中也多次說過，在西周初期，“宗周”是豐鎬，那麼這個“瀍水以西”的“宗周”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就要提起與周穆王的事蹟中關聯最大的一個傳說似的人物——“西王母”。具體穆王和西王母的過往或傳說，大家可以很輕易的找到，在文中不做贅述。至於是真是假，我個人的觀點是，“西王母”確有其人，但一定非記載中的樣子。閒話不多說。然而在《古本竹書紀年·週記》中曾記載：“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宮。”這個“昭宮”是西周時期，更具體的就是在穆王時期設立在“成周”的王宮偏殿。這源於西周時期的宗廟制度。據《周禮·春官· 小余伯》中載：“辨廟祧之昭穆。”東漢大儒鄭玄後注：“自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也就是說，始祖在宗廟中居中，以下子孫分別排列左右兩列， 左為昭，右為穆。始祖之子為昭，始祖之孫則為穆，以此類推。可見，這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周王室宗族的排序制度。當然，這制度從名稱上也看得出，至少是從周穆王執政期間才開始的。
同時，在我之前的文章中寫到“成周”雒邑規劃建設的時候，提到過一個看起來像地名的名字——“康宮”。這個“康宮”實際上就是作為“成周”內周王室的主宮殿而設定的，結合“昭穆制度”，在康宮大殿的東側為“康宮昭宮”，西側為“康宮穆宮”，也就是東西偏殿。而“康宮”這個配置，就史籍上記載，在西周時期是設立在“成周”雒邑的，那麼，周穆王接見西王母的地點，也就應該是在雒邑了。在轉過頭來看這個“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自然是不用多講了，從最直接的地理參照無疑就證明了，周穆王西征的根據地，就是在“瀍水以西”的雒邑。那這個“宗周”又從何解釋呢？
我的看法是，這極有可能就是《穆天子傳》中的一個錯誤。因為在西周早期，“宗周”和“成周”的劃分與稱謂還是非常清晰的，不太可能出現因為穆王遷都“西鄭”而將“宗周”也改到雒邑的情況。雖然在“成周”雒邑中確實存在有周王室的宗廟以及“康宮”，但在“周原”尚存，“西鄭”尚有祗宮和春宮的情況下，雒邑同時被稱作“成周”和“宗周”的可能性還是很小的。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的是，周穆王的西征，確實是從雒邑出發先向北，並在今天的河北、山西境內發生了與犬戎的戰鬥，而“霸國”和在“氐地”的“井侯”軍隊也參與了協助穆王的戰鬥！所以，才會有前文中提到的河北和山西發現的遺蹟和出土文物。從地理上看，這一系列的形成也是最為合理的。至於周穆王與犬戎的戰爭和西征，與本文主題關聯並不是太大，所以也就不多描述了。
那麼可以簡單的總結，就是在周穆王時期，東方的雒邑仍然是作為“成周”，作為周王朝統治疆域核心區域的國都存在。而且，在周穆王中期，還是作為西征的大本營和供諸侯朝拜的地點！而“鎬京”，卻因為“喪六師”，暫時失去了在周王朝疆域西方的統治核心區域的地位，周穆王在“西鄭”建立新城，並將國都遷於此處。當然，也有說是穆王的兒子遷都“西鄭”的，不管怎麼說，“豐鎬”也確實是在周王朝建立後，第一次失去了國都的地位！
關於周穆王的，看來本篇是寫不完了。咱們隨後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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