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

倭患是明朝的一大問題，很多事件都是圍繞著抗倭展開的。但是，這個倭寇到底是些什麼人呢？倭寇等同於日本人嗎？對倭寇的構成，史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倭寇主要是日本戰敗武士，中國海盜摻雜其間；第二種，以中國人化裝的倭寇為主，當然也有真倭寇和中國大商人僱傭的日本武士。戚繼光抗倭打的就是日本人這沒跑了，但是今天文史君就帶大家看看戚繼光的前輩——抗倭名將朱紈抗的倭，成分是什麼。

倭寇

一、倭寇為明朝跟本性問題

倭患問題自明朝立國就已經存在，明成祖時取得了望海堝大捷，加上日本內部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由此基本肅清了明朝前期的倭寇。可好景不長，室町幕府本身就是豪強大名的聯合政權，室町的中央集權很快就被各地大名的分裂所取代，從1467年開始，日本進入了應仁之亂，全國大戰亂持續10年，期間戰敗的武士就開始向西進發掠奪中、朝，中、朝頻繁的倭患就此開始。這也是明朝倭患氾濫的原因之一。

倭寇

1523年發生了寧波爭貢事件，當時兩個日本大名分別派遣了朝貢使來華，朝貢能為日本換回巨大的利益，《太平記》說，朝貢一次日本能夠得利百倍。但後到的朝貢使瑞佐透過賄賂寧波市舶司太監取得了高於先到寧波的朝貢使宗設的地位，此舉惹得宗設大怒，宗設襲殺瑞佐，他率領的百人武士從寧波一路燒殺到紹興，屢敗官軍，如入無人之境。日本人發現中國人也太好欺負了，這是後來倭患嚴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倭患屢發，所以明人遇到海盜和搶劫，第一想法就是，他們是日本人。

倭寇

二、弛禁派和嚴禁派之爭

圍繞寧波爭貢後與日俱增的倭患問題，明朝內部開始分裂。一部分人以朱紈、俞大猷為代表，他們主張嚴格執行立國之初的海禁政策，徹底斷絕海外暴徒的機會，他們被稱為“嚴禁派”；一部分朝臣則認為，海通則盜轉為商，海禁則商轉為盜，所以要開放海禁，他們被稱為“弛禁派”。其實這也代表了他們的兩種態度，即嚴禁派認為海患主要在外，禁海斷絕海盜機會，他們見無利可圖也就散了；弛禁派認為海患主要在內，是沿海百姓出於生計由良為盜。

俞大猷

在嘉靖元年、二年（1522年、1523年），在廣東海域，中、葡兩次爆發大戰，明軍大勝，自此十幾年，葡萄牙不敢在廣東出沒。但十幾年後，葡萄牙將爪子伸向東南沿海，開始頻繁掠奪東南。俞大猷《正氣堂集》中就有所記載：“佛郎機夷人……內入境劫掠，去來無常，本年九月內又復入境劫掠。”可見即便是身處海防一線的官員，對海盜的認識也僅僅是境外海盜主動入侵而已。

佛郎機（葡萄牙）人

三、賊人洗劫浙江之因緣

當時浙江地區置辦藩貨頗類似於清朝的廣州十三行，因為嘉靖二年發生了寧波爭貢事件，朝廷一怒之下就撤了市舶司，斷絕了對日交往，所以不僅日本，其他藩國來浙交易也無頭緒，只能由浙江當地幾家大財主秘密進行藩貨交易。

《明史紀事本末》就說，自從朝廷停止互市之後，藩貨運到，就由幾個商家包攬，但貨物是賒欠的，也就是說中國買家沒給他們錢，當藩人找他們要錢的時候，這些不良商家“則避去”，而且這些商家多有官府背景，加上本身就是走私貿易，藩人只能幹吃虧，“挾國主貨而來，不得值”，而且藩人不能登岸，只能在海邊島嶼待著，日久天長，缺乏食物，最後藩人只能搶掠。而中國沿海那些失業漁民就給他們當嚮導。

浙江的大海盜

《世宗實錄》中也贊同這些倭患是中國奸商賴賬引發的爭端，而且更具體、直接地說出了是餘姚謝家賴賬，謝家透過海盜頭子王直、徐海聯絡藩人，“謝氏頗抑勒其值……謝氏度負多，不能償”，謝家壟斷貨物、壓低價格，還不給錢，動不動就說“吾將首汝於官”，商人跟海盜頭子耍流氓，海盜能忍嗎？結果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四月，海盜就連同藩人把謝滅家了門。

謝家滅門案之後，藩人又“放火殺數十人”，這些可都是豪門大戶，和官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絡，這些事促成了朝廷的強硬反制，當年嚴禁派代表朱紈被任命為浙江巡撫，主導浙江海防。

朱紈

四、雙嶼之戰

朱紈到任，可謂教科書式地執行了嚴禁派的思想，“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當然朱紈雖然在海防認識上存在誤差，但本人還是個很有本事的人。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紈得到了海盜們在雙嶼集結的訊息，馬上分兵駐守各地，準備進攻。《明史》對雙嶼之戰的過程記載得較簡單，只說到了4月，先期駐守海門的盧鏜在九洋山遇到了大海盜徐棟，雙方打了一仗，徐棟被抓，盧鏜隨即攻克了雙嶼，並修築了要塞。

而明代專寫海防軍事的《籌海圖編》則對這一戰事進行了補充，包括軍隊部署、參戰部隊人數、戰爭怎麼打的、斬獲多少賊寇等，書中說明軍殲敵數百，其中主要是中國人。

明軍

在《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有一段葡萄牙人的史料說，雙嶼當時已經頗具規模，畢竟藩人沒地方住，又不能天天待在船上，只能自己找島嶼搞建設，當時的雙嶼已經成了一個容納3000多人的據點。之後所謂明軍修城堡，只是在原葡萄牙人建築的基礎上進行修葺，城堡的3000多人中，有1200多人都是葡萄牙人！其餘的人是由各國（包括中日）基督教徒組成的，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做生意。雙嶼一戰，和明軍對抗的其實主要是葡萄牙人。

那為何中葡史料中出現如此差距？這就是雙方立場不同的緣故了。《籌海圖編》是胡宗憲掛名召集幕僚所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懲戒沿海刁民，警告沿海百姓要安分守己，所以其戰功就要突出走私者的下場；而葡萄牙史料主要是給西方看的，為了突出中國的野蠻，所以要誇大自己的損失。但不論立場如何，我們可以明確的是，雙嶼之戰頗具規模，而且明朝的敵人由多國人員構成。

五、走馬溪之戰

如果說在雙嶼之戰上，中外史料出現差異，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走馬溪之戰，中外可就一致了。雙嶼之戰，中方記載中，對戰爭物件用的無非就是賊、寇等字眼，而到了走馬溪之戰，中國就開始用“番客”、“賊夷”來稱呼敵人，如果查查史書就會發現，明朝絕不會用這種兩個字的詞來指代日本人，這就表明走馬溪之戰中，明朝的確和非日本勢力有了接觸。

對走馬溪之戰，朱紈有詳細的戰鬥報告：本月二十日，大軍開船，次日就和賊夷交戰，當日一戰“生擒（包括）佛郎機國王三名”在內共120人，另擒番賊婦哈的哩等29口，斬賊33人。明軍大勝。走馬溪之戰，實際就是明葡戰爭，此時日本海盜還處於跟從地位。

佛郎機人

文史君說

自明朝立國以來，說到外國反動勢力，那一定就是倭寇，所以雖然朱紈兩次大捷打的全是葡萄牙人，但在明人的認知中，只要涉及海盜、沿海搶掠，那一定就是倭寇，所以佛郎機人成了倭寇的一部分，抗葡英雄也就成了抗倭英雄。而葡萄牙在東南沿海的兩次失敗，迫使葡萄牙只得重返廣東再尋出路，這樣浙江倭患才真正被日本人包攬。朱紈的兩次大捷給了明朝中央嚴禁派巨大的鼓勵，嚴禁派此後更加有底氣地推銷自己的海禁主張，所以明朝的東南海禁也就更加嚴厲了。

倭寇

參考文獻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

張天澤：《中葡通商研究》，華文出版社，2000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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