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馬同槽”士林傳奇
2021-11-14來源：大眾日報 07版
□ 本報記者 盧昱
1950年，山大歷史系人才濟濟，名流雲集，是當時國內綜合性大學歷史系中實力最強之一。其中，尤以楊向奎、童書業、黃雲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趙儷生、陳同燮為代表的八位教授，浹洽於時而引領學術潮流，並由此形成“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並重的學風，奠定了山大“文史見長”的辦學傳統，“八馬同槽”亦成士林傳奇。
“北大是母校，但我更願去山大”
關於“八馬”，有不同版本。因“八大教授”中，楊向奎為二級教授，其他人皆為三級教授，而吳大琨為三級教授，一說“八大教授”中應該有吳大琨教授，而楊向奎因級別較高，不在此列。
拋棄紛爭，“八馬”或許只是一個符號，代表著人才濟濟的山東大學歷史系教師隊伍。細數“八馬”之外的那些“駿馬”，令人不禁歎服——歷史系的駿馬太多了。當時及之後，至少還有吳大琨、許思園、華山、盧振華、莫東寅、袁壽椿、韓連琪、孫思白、蔣捷夫等名教授……
“八馬”中，領銜人物是楊向奎。1946年，山東大學在停辦8年後籌備覆校。楊向奎此時接受校長趙太侔的邀請，到山東大學任教。
“1946年秋我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1947年起擔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北京，傅先生（傅斯年）問我下學期打算到哪兒去，他負責介紹，我說想去青島山東大學，這還是1937年我路過青島時的好印象，使我想去。後來他和楊振聲先生介紹我到山大，一教教了10年。北大是我的母校，我曾住了七八年，有深厚的感情，我願意留下；但我更願意去山大，在山大10年，正是我青壯年時期，我認為那10年我沒有空過。”楊向奎曾在《憶往》一文中如是回憶。
1952年6月7日，文學院院長吳富恆改任教務長，楊向奎接替吳擔任文學院院長，同時繼續兼任歷史系主任。此後直到1956年離魯進京，前後十年間山東大學文史學科的發展，楊向奎是主要擘劃者之一。
當時的大環境，賦予了楊向奎施展拳腳的空間。“新中國成立初期，名教授們像蕭滌非老師寫的那句詩‘自從解放後，喜看頭上天’，道出了老師們共同的心聲。我在1949年秋進入山大時，看到老師們個個喜氣洋洋，喜悅使他們變得年輕甚至天真了。在全校和各院系的文藝演出中，大名鼎鼎的中老年教授常常和同學們同臺演出。我至今還記得史學家楊向奎教授曾在聯歡會上忘情地搖晃著腦袋清唱奚派京劇。”山大校友孟嘉曾回憶道。
驊騮長嘶，南北共鳴。以“師承”而言，“八馬”之中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是顧頡剛的門人；趙儷生雖是清華出身，學術上所受影響卻源自北大。至於陳同燮，儘管出身南開，且專治西洋史，與其他諸人無淵源，但20世紀30年代中前期在北大任教（也就是楊、張、趙在北京求學的同時），所以大致可算北大這一系。南方三人，鄭鶴聲、黃雲眉則受“南高學風”影響，與近現代史學先驅柳詒徵有深厚淵源，王仲犖是章太炎的及門弟子，治史的路數也是沿東南學術而下，又與柳詒徵也有往還。
“山大歷史系最輝煌的時代”
“‘八馬同槽’時代，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後，山大歷史系最輝煌的時代。這樣說不曉得其後歷史系同仁們會不會有意見，這僅是我個人的感受。我入學時，這八位教授都是正當盛年，想來大多是四五十歲，趙先生最年輕，不過三十幾歲，系裡充滿著濃厚的學術氣息，教授們經常有新觀點的論文發表。”1952年秋入學、1956年夏畢業的山大校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鄒逸麟曾撰文道。
當時，教授們生活上很樸素。穿的大部分是藍布中山裝、布鞋，冬天個別還穿長袍，如張先生、童先生。“穿著最講究的是楊先生，平時多為呢質中山裝，冬天外加開司米大衣，拿出來的手絹多為絲質的。我們學生在背後說，師母對楊先生照顧得最好。最不講究的是童先生，一件長袍長年不洗，上面什麼汙漬都有。我們見過童師母，十分愛整潔，但童先生的生活習慣如此，師母也實在沒有辦法。”鄒逸麟回憶說。
童書業生活不拘小節，傳道受業卻嚴謹細緻。他曾說自己有“三嚴精神”：一、嚴格對待承諾。決不輕易作出承諾，一旦許下諾言就務必兌現，決不允許有任何例外或個別情況發生；二、嚴格的讀書計劃和遵守時間。當天的事當天做完，風雨無阻，日以繼夜，決不允許拖到第二天；三、嚴格遵守上課時間，杜絕壓堂現象。他上課從不帶筆記講義等東西，都是徒手而來，即席發揮，但又邏輯縝密，有條不紊。更為奇特之處，每當他講完一個大段落，宣佈這堂課結束時，下課的鐘聲也總是同時或在一兩分鐘內響起。其時間之準確，令人為之咋舌。
當時學校沒有新建教師宿舍，住的多是學校周圍原有的住房，由於入校時間不一，所以住房條件也好壞不一。鄭先生住的是原有的小洋樓（一層），住房算是寬敞，竟沒有什麼像樣的傢俱，都是些從學校領來的床、桌、椅。他藏書極多，聽說有5萬冊，大部分還是線裝書，可惜只有少數放上書架，其餘都是裝在肥皂箱裡累疊起來，使用極為不便。
“1987年我去青島遊玩，專門去鄭先生家探望，那時他已生病臥床，雖然已遷入新建的宿舍樓，但書大多還是用肥皂箱累疊著。”鄒逸麟回憶，陳同燮先生很怪，他老家在天津，不肯帶家屬來青島，一個人住在一間平房裡，自己做飯。“每到週日，陳同燮先生便邀請同學們到郊區去玩。有一天，他帶我們去遊五號炮臺。面對大海，遙望當年五百壯士英勇赴死的田橫島，他要求同學們每人作詩一首，然後評出一二三等獎。獎品是他出錢，買花生給大家吃。一等、二等獎的同學只管吃，三等獎的同學要受罰——跑腿去買花生。”山大校友、墨子研究專家張知寒曾回憶道。
“矢志十年趕上童教授”
當時山大歷史系開設的課程豐富多彩。在鄒逸麟的印象中，講課講得最精彩的是張維華和趙儷生兩位先生。張先生講課底氣足，聲音響亮，一口山東普通話，鄉音很重，上課時嘴上香菸不斷，一支接著一支，一進課堂，就不必再用火柴；菸灰落在前胸，也不撣去，思想高度集中；趙先生有一副男中音好嗓子，聲音洪亮寬廣，抑揚頓挫，十分悅耳。他上課時全身心投入，在講臺上走來走去，寫板書時非常用力，經常將粉筆蹩斷。一門講來比較枯燥的哲學思想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被他講得十分生動有趣，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不知不覺中下課鈴響了，仍意猶未盡。
鄒逸麟回憶說，楊向奎先生的思想史課比較深，有時還聯絡到一些哲學和物理學問題，五十年代考文科的往往是數理化比較差的（個別的例外），所以聽下來一知半解。因為他是系主任，對他有點怕，所以下課後，複習上所花的時間比其他課多。
很多山大校友都曾被童書業先生驚人的記憶力折服。當時，童先生過目不忘的本領是眾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對此作過測試，隨意地翻出《尚書》中的一頁，任意地讀一句，他馬上可以接著背誦下去。在他四十多歲時，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誦。當時曾流傳著這樣幾句歌謠，“腰痠背斜肌膚瘦，長夜攻讀至白晝。問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趕上童教授。”
“童先生上課不帶片紙，第幾章第幾節，大一二三，小（一）（二）（三），條理十分清楚。我們學生有時很壞，課間休息時，有意問他第幾節第幾點的標題是什麼，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絲毫不差。大家都十分驚訝，他竟有如此好的記憶力。”鄒逸麟回憶道。
童書業還是京劇迷，他一般會去聽小劇院的戲。看戲時，他厭煩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戲，每當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黃慢板時，便到吸菸室去休息。等武打戲一上場，如《龍潭鮑駱》《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他便高興極了，神采奕奕，並且在戲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訴同行者，聽了這樣的戲，精神得到恢復，翌日第一堂課一定講得特別精彩。“他甚至約請我專門去聽他那一堂課。有時，聯絡起‘龍潭鮑駱’和‘楊香武’，他能談出一系列宋、元、明、清的社會禮俗，一直談到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在夜深人靜的街道上，他高聲放肆地講著，簡直是意氣風發。”同為戲迷的趙儷生曾撰文道。
陳同燮先生有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聲音渾厚，講課一句連一句，沒有一句廢話，一字不漏記下來，就是一份很好的講義；王仲犖先生上課習慣右手插在褲袋裡，臉上抬朝著天花板，娓娓道來，課程中提到不少的史料。“當時未曾領會，後來讀了他所著《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才知道他治學之深。他送我的《北周地理志》，因為工作關係，翻了幾十年，書都爛了。他上課一口浙東普通話，我是寧波人，聽起來很親切，而北方同學往往聽不清楚。”鄒逸麟說。
鄭鶴聲先生一口浙東普通話，而他開的課又是枯燥的史部目錄學，課堂上盡是抄書目，學生們感覺很累。“他又是近代史專家，可惜我在校時，他未曾為我們開過近代史課。四年級寫畢業論文時，他是我的指導老師，指導我寫有關洋務運動的論文。”鄒逸麟說。
“八馬”盛名
與《文史哲》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反觀歷史，“八馬”在學界的巨大影響力，與《文史哲》的創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時，山大校長華崗牽頭創辦了《文史哲》雜誌，楊向奎擔任首任主編。在華校長的帶領下，文史兩系的教授們積極寫稿，參與編、審、校、發行，不拿稿酬。刊物很快就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從1953年起正式成為山東大學文科學報。據統計，“八馬”前後在《文史哲》發表了185篇質量極高的學術論文。
“《文史哲》幾乎每期都有歷史系教授發表的論文，這對我們年輕學生（當時尚無研究生）是很大的激勵。雖然當時大家水平極低，史學入門都談不上，但心目中已經萌生了將來要搞學術、寫論文的慾望，這與當時國內一些比較保守的高校裡有些老教授不讓年輕人過早發表論文的風氣有所不同。”鄒逸麟回憶道，以“八馬”為主力的歷史系教師們開風氣之先，耳濡目染地影響著學生們。
八位教授不僅講課各有特色，學術研究也十分突出。黃雲眉本是浙東史學鼻祖黃梨洲的後人，理路也從此一脈。清代浙東史學重實際、重氣節的學風對他的影響很大。“黃先生的明史考證，在校時已有聞知，到畢業後多年才見其書，完全是乾嘉學派的遺風，潛心數十年做這樣的考證，如今恐怕是後繼無人了。”鄒逸麟感嘆道。
鄭鶴聲先生學問面廣，三四十年代在國立編譯館時，已是國內著名目錄學專家，還專長中國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特別是對鄭和下西洋有專門著作。王仲犖先生對中國史中古一段用力甚深，不僅有兩部斷代史著作，《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他數十年悉心之作，至今仍是研究北朝史的主要參考書。
“在校時聽說張維華先生曾在齊魯大學開過秦漢史，我在山大的四年裡，他沒有開過秦漢史，只讀過他的《明史法郎機等四傳》的註釋和長城沿革考，才知張先生的學問面很廣，幾乎涉及整部中國通史。”鄒逸麟說，趙先生知識面、興趣面也廣，高校歷史系裡的農民戰爭史、土地制度史，他是最早開創者之一。“他告訴我們，‘顧炎武研究’是他最早的學問底子，他晚年還鑽研先秦史、中西交通史，雄心不已。”
“童先生的學問，我在校時知道他是春秋史專家，畢業後才知道他早年也是曾搞過沿革地理，竟有同行之誼，心中十分高興，以後又讀過他的《手工業和商業發展史》《心理學》，還有關於中國古代繪畫史、先秦經典的著作，驚訝童先生這麼瘦弱的身體，肚子裡竟有這麼多學問，真非常人也。”鄒逸麟評價道。
楊向奎認為，研究哲學而不懂宇宙、時空等問題，不可能具有科學的世界觀。他的治學橫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學術領域。楊向奎在學術研究上最主要的貢獻，是對基礎科學的分類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學科的交叉運用和相互借鑑。“楊向奎先生的學問艱深，他的古代禮制的專著和有關墨子自然科學的論著，我實在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北京開會，去他府上拜訪，我說楊先生您數學這麼好，當年為什麼不搞自然科學。他說年輕時對歷史學有興趣。據我所知我國老一輩史學家裡如此兼通文理的很少，他真是一位奇才。”鄒逸麟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