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孝文字紀》中的漢文帝給人以儉樸、寬容、仁德的形象，這一方面是由其特殊的詔令書寫風格決定的，漢文帝的詔令帶有強烈的“罪己”色彩，這些特殊風格的詔令是司馬遷撰述《史記？孝文字紀》的史料基礎；另一方面，司馬遷似是有意建構一種聖德之君形象，其在《史記？孝文字紀》中對漢文帝的評價和稱讚，其實是以“春秋筆法”對漢武帝的統治政策進行微文刺譏。司馬遷對漢文帝形象的塑造，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史書書寫及其背後歷史動因的新視角。
考古隊員透過精細發掘和縝密分析，目前基本確定了陝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即為漢代第三代帝王漢文帝劉恆的霸陵。
史家常稱“文景之治”，文景並稱，但景帝的歷史地位相比文帝要低很多。文帝在有漢一代有崇高的地位，其去世後被群臣尊諡為“文帝”，在宗廟祭祀中被列為“太宗”，就是漢人對其一生德行仁政的概括。
關於文帝形象評說和研究的著作頗多，司馬遷和班固稱其為仁德之主，漢人又多有關於文帝節儉、愛民的美譽。現代研究者對文帝及其統治下的漢朝則帶有更強烈的反思色彩，陳蘇鎮認為，史家對文景之治頗多譽美之辭，文景時期的繁榮主要是劉邦以來，特別是惠帝、呂后時期與民休息的結果，文、景二帝對諸侯王權力的收奪，使東西方之間的衝突再次出現。高敏、邵金凱、薛小林分別從文帝的政治改革、黃老刑名之術和與軍功集團的政治鬥爭等角度深化了我們對文帝的認識，但仍有諸多問題亟待理清，如文帝的形象是怎麼形成的？與文帝有關的史料有什麼特點？這些史料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麼樣的？搞清楚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理解文帝這一經典皇帝形象的發展演變過程有重要意義。
漢文帝畫像
一、《史記?孝文字紀》中的漢文帝形象與其他文獻記載的差異
司馬遷作《史記？孝文字紀》，文末載：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對紀傳之主的評論，與紀傳主體內容相比，帶有更為直接、強烈的私人情感。“德”與“仁”是這段文字的關鍵字眼。在儒家的傳統中，能同時具備仁與德的帝王，只有舜、堯、禹、湯、文王等人，而司馬遷認為漢文帝完全可以與這些聖王相提並論。但是從諸多文獻的細節記載可以看出，文帝形象遠沒有那麼完美無缺。《史記？孝文字紀》記載了慎夫人衣不曳地以及文帝不願以中民之金作臺的故事，以此說明文帝的儉樸，但《史記？佞幸列傳》載文帝因寵幸鄧通，而賜其蜀郡嚴道縣銅山，使其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這與《孝文字紀》的描述反差何其大！
《漢書？賈誼傳》載賈誼向漢文帝上書：“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從賈誼的奏疏可以體會到，文帝治下的漢朝仍有諸多流弊有待改革，如《上疏陳政事》提到的是以禮義還是以法令治國的問題，“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賈誼認為，文帝治下的漢朝仍繼承著秦重法令而輕禮義的傳統，以致出現了“殺父兄”“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等非常惡劣的社會現象。
可見，文帝之朝雖有除誹謗、去肉刑等簡省刑法的措施，但當時承秦法制，嚴刑仍較繁多，並沒有達到政清人和的地步。最為重要的是，法令並沒有起到威懾罪犯的作用，反而導致了各種社會惡習，而在賈誼看來，這主要是因為不用禮義而引起的。又賈誼《說積貯》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司馬遷所說的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是“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而賈誼筆下的漢之為漢四十年，卻是“民且狼顧”，這顯然有著較大的反差。
司馬遷強調文帝之仁德寬厚，但從史書其他文獻卻可以看到文帝鐵血冷酷之一面，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功勳舊臣周勃等人的打壓；二是對淮南國、齊國等王國勢力的削弱。文帝為高祖劉邦庶子，身處遠離政治中心的代國，呂氏之亂平定後，因其母薄姬謹良而被除諸呂有功之臣陳平、周勃等人迎立為帝。“臣立君”的政治結構必然讓身處帝位的文帝焦慮不安，他在“益明習國家事”及逐漸培養起自己的可靠勢力之後，終於決定消除功勳舊臣的威脅。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令列侯之國，此令並沒有取得效果。前元三年（前177），文帝再次下詔，免丞相周勃之位，令其率諸侯之國。周勃在自己的封邑常懷不安，“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後周勃被人上書告發謀反，被捕獄中，得太后之助，才免於難。周勃為什麼會“自畏恐誅”，他對文帝打壓舊臣的心思應該是很明瞭的。
從周勃之事可以看出，文帝絕不是《史記？孝文字紀》描述的那般寬仁敦厚。文帝對淮南國和齊國的打壓和削弱更可見其冷酷的一面。陳蘇鎮對此有詳細的分析。他認為，漢文帝為削弱淮南國、齊國等王國勢力，相繼推行“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國”政策，使淮南王舅父趙兼遠離淮南，並使齊哀王舅父駟均和齊悼惠王十子離開齊國，置於漢郡的嚴密監視之下，從而分散和瓦解了這兩支威脅最大的王國勢力。歷代論者多稱讚文帝有長者之風，但在其鞏固帝位過程中，其實是刑德並用，並不是只有寬厚這一面，馮唐就曾批評文帝“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應劭《風俗通義》記載了漢成帝與劉向的一段對話，頗為有趣，可視為漢文帝形象建構的註腳。《風俗通義？正失》：
（孝成皇帝）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薄後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結，所謂治安之國也。……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昇平。
成帝聽信民間關於文帝的傳說，而劉向以實際例子逐一反駁，他認為文帝未央前殿過於豪奢淫麗；文帝好黃老之術而不用儒生。劉向又從災異的角度，歷數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相繼出現了日食、地震、水患、冰雹、大風以及狗馬人生角等災異之象。按照漢人的理論，災異的出現是由於陰陽不調，而陰陽不調則是因為主政者之不德，所以劉向說文帝之世，不可謂昇平。
從《風俗通義》記載的漢成帝與劉向的對話及《史記》《漢書》相關篇章的記述中可看出似乎存在著兩個反差較大的文帝形象：一位是《孝文字紀》敘述的儉樸、仁德之君，另一位是《孝文字紀》以外文獻呈現的寵幸佞臣、不聽忠言、好刑名法術的中庸君主。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形象反差？這種反差背後的歷史動因是什麼？
《風俗通義？正失》記載了劉向對此現象的分析：
（漢成帝）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
劉向認為，文帝謙虛平易的態度，特別容易獲得群臣的認同和褒獎，而這些逐漸積累起來的聲譽，正是文帝成為仁德之君的輿論基礎。劉向的分析頗有見地，但從文帝如何善待言事者這個角度分析，視角過於狹隘。能夠接觸到文帝並且與之親身交談的人畢竟是少數，對於那些沒有機會接觸到漢文帝或沒有身經文帝之世的人來說，漢文帝向天下發布的詔令以及歷史文獻中關於文帝的記載才是他們想象和理解文帝的基礎。
那麼如何理解文獻之間出現的反差呢？這有更深層次的歷史原因，涉及文書的書寫和歷史的建構等問題。概括地說，造成漢文帝形象在各類文獻中出現反差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漢文帝的身世背景及其詔令獨特的書寫方式；二是司馬遷的政治背景與《史記》的創作。其中，文帝特殊風格的詔令是司馬遷作《孝文字紀》的基本史料，也是漢文帝形象建構的基礎；而司馬遷的政治背景及其作《孝文字紀》的背後深意，則是建構漢文帝形象的歷史動力。
二、漢文帝的身世背景及其詔令獨特的書寫方式
《史記？孝文字紀》對漢文帝的即位過程有詳細的描述，這段文字對於我們理解漢文帝的身世背景及其即位前後的心態有重要的幫助。
正如上文所言，文帝對陳平、周勃等除諸呂之功臣是非常忌憚的，因此他對即位一事曾有很深的顧慮。《史記？孝文字紀》對此敘述詳細，當陳平、周勃派人來迎接其入長安時，文帝猶豫未定，後透過占卜得天子之兆，他才下定決心前往長安。車至高陵時，仍要“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即天子之位後，他連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並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掌握長安城的軍事大權。漢文帝在給將軍陳武的一封書信中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從其書信之用詞不難看出他即位初期之憂慮。
《美人心計》劇照：尚未被選作皇帝繼承人的代王劉恆
與秦始皇、漢高祖相比，漢文帝所處的政治環境已有很大不同。漢文帝在即位前只是偏居一隅的諸侯王，劉邦的功臣陳平、周勃等人雖主動迎立其即位，但在漢初複雜多變的政治鬥爭中，這一帝位的基礎是不牢靠的。《日食求言詔》自稱，其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如果沒有堅實的政治基礎而身居高位，反而會有被疾風暴雨侵害的隱患。文帝對此十分清楚，所以他在即位元年（前180）相繼釋出《封賜周勃等詔》《益封高帝從臣詔》，透過獎賞的方式安撫那些幫助他即位的高祖舊臣。這些壓力可能會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到他在詔令中的姿態、語氣和風格。
（一）文帝詔令表現出謙讓寬容、關愛百姓的書寫特徵
詔令是皇帝向天下發布的命令性文書，是皇帝權威地位的體現。漢文帝之前的皇帝，如秦始皇釋出的《除諡法制》《令丞相御史議帝號》等，帶有始皇帝濃重的威權意識，具有強制、命令的風格特徵。漢文帝詔令的風格與此相反，文帝善於在詔令中淡化帝皇的威權，而以一種親民的口吻表現出謙讓寬容的性格特點。
文帝即位元年，有司請求早立太子，文帝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秦漢時期，立太子的制度早已成熟。漢文帝在聽到群臣請求早立太子的建議後，第一反應是“朕既不德”，強調自身德行的不足，並且推己及天下，認為天下百姓還沒有安居樂業。同時，漢文帝在這封詔書中提出，即使不能像堯、舜那樣把天下禪讓給賢人，但楚王、吳王、淮南王等同宗之人也可以繼承帝位，何必讓人“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我們能從詔書中體會到漢文帝的那分小心，對天下人看法的在意，以及對自身名聲的維護，這在漢朝其他帝王身上是較少體現的。
漢文帝寬容的個性主要體現在他對刑法的省減，漢文帝即位二年（前179），釋出了一道詔書，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秦時民眾犯法，其父母妻子要相坐，至漢文帝時始廢除。詔書開頭就強調法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認為只有法律合適正當，才能有效引導民眾，使其安居樂業。詔令多次強調“民”，以民眾的視角考慮法律問題，體現出文帝以民為本的品性。
其後，漢文帝又釋出詔令，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即位十三年（前169），又廢除肉刑。《史記？孝文字紀》載：“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漢文帝在這道詔書中還是沿襲一貫的風格，謙虛恭讓，用“德薄”“教不明”“自愧”這樣一些詞進行自我反思，又用“朕甚憐之”“何其楚痛”等詞表明對百姓遭受肉刑的同情。
漢文帝對祠祝傳統的否定，更能體現他對天下百姓的關愛和同情。文帝即位十四年（前168）釋出詔書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綿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這封詔書還是以自謙之辭“不敏不明”“甚自愧”開頭，後以先王“先民後己”為借鑑，引出詔書的主題，即希望祠官祝釐要為天下百姓祈福而不是為皇帝一人，以表明自己對漢王朝百姓的關愛。
文帝的這些詔令不僅與秦始皇形成鮮明的對比，甚至與漢高祖、惠帝等皇帝的詔令也有巨大的區別，他在詔令中體現出的寬容謙讓以及對群臣百姓的關愛和同情為他積累下了良好的政治聲譽。
（二）罪己詔與罪己求賢政治傳統的形成
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因日食而向天下發布罪己詔的皇帝，文帝之前的皇帝如秦始皇等人，詔令是他們向天下宣示威權、釋出強制命令的手段，皇帝之權威不容置疑，皇帝也不可能罪己，至漢高祖、惠帝也沒有在詔令中表現出罪己的意識。文帝則不一樣，他用釋出罪己詔的方式，越過始皇帝的威權，接續“禹湯罪己”的政治傳統。罪己詔雖是在責備自己，降低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權威，但卻主動拉近了皇帝與臣民的心理距離。文帝即位二年，因連續日食，於是向天下發布《日食求言詔》：
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佈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裝置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文帝強調，如果皇帝不行仁德，治理國家不均，上天就會降下災異，進行懲戒，這兩次日食就是上天在警告漢文帝，文帝在詔中用“天下治亂，在朕一人”，主動承擔起治理天下的責任。“天下治亂，在朕一人”是化用商湯“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之語。漢文帝主動接續商湯罪己的傳統，將災異的責任攬於一身。其後他再次強調自己的不德，下不能理群生，上不能承宗廟，“其不德大矣”。詔令以“令至”開頭的部分，是針對災異的具體應對措施，如令群臣思皇帝之過、舉賢良方正、省繇費、罷邊戍等，以破解災異頻發的難題。
值得一提的是，這不僅是漢朝第一封罪己詔，也是第一封徵賢良方正極諫詔，漢文帝在這封詔書中不僅強調自己的不德，主動承擔天下治亂的罪責，也用詔書的方式向天下士人發出徵召賢良的聲音。求賢納言是中國古代政治中一個重要傳統。《國語？周語》有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是召公勸諫周厲王之語。召公認為，古代君王在統治過程中，設立了各種措施和制度來吸收眾人之言，以求事行之不悖。即使在秦代這一傳統也未曾斷絕，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議，放棄了逐客之令，但是在帝王威權空前強化的秦朝，敷納以言的政治傳統必然會被弱化。漢高祖劉邦承秦朝之舊，這一傳統仍未完全恢復，文帝以詔書的形式，接續並強化了這一政治傳統，他的這一舉動無疑為他積累下了深厚的政治聲望和輿論基礎。
（三）《與匈奴和親詔》和漢文帝的偃武修文
自秦末以來，天下擾擾，兵事不息。劉邦在與項羽的爭霸中勝出，天下局勢逐漸平定，但北方強大的匈奴一直是漢朝邊疆的主要威脅。劉邦在征討匈奴時被困平城，幸得陳平秘計才得以逃脫。漢文帝即位後也對匈奴用過幾次兵。如即位第三年（前178），匈奴入北地。漢文帝發兵八萬五千，令灌嬰率軍攻打匈奴。十四年冬，匈奴入邊為寇，文帝遣三將軍，並想要親自攻打匈奴，皇太后固諫才沒有行動。這幾次軍事行動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困擾，《風俗通義》載劉向對這幾次軍事行動的評價：“年歲谷不登，百姓飢乏，谷糴常至石五百。”可見當時對匈奴用兵耗費了漢朝巨大的國家物資，以至於引起谷價的上揚。在經歷了幾場戰爭之後，漢文帝和匈奴簽訂了和親協議，這一協議影響深遠，被視為漢文帝的主要功績之一。《史記？孝文字紀》：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
這道詔書很能體現文帝詔令的特色，詔書起首即強調自身的不明不德，並將因兵事而引起的四荒不寧歸罪到自己身上，這與上文的“天下治亂，在予一人”的表達方式是一致的。由此文帝指出，如果軍事戰爭不停止，中外之國將不得安寧。書寫至此，他又回到自身，強調自己對國家的憂心，對百姓的同情關愛，“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為了社稷的安寧，為了萬民之利，才與匈奴結兄弟之義，定下和親。
文帝特別擅長降低皇帝身份的權威，嘗試以個體的感受去表達對百姓的關愛，這就使得詔令的情感抒發更為真切，打動人心。漢文帝開創了一種新的對外政策，這為他贏得了良好的政治聲譽，特別是與漢武帝時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相比，漢文帝與匈奴的和親可謂一項仁德的功績。
昭君出塞
（四）漢文帝《遺詔》及其典範意義
漢文帝在去世前，立下一封遺詔。這封詔書最能體現文帝詔令的書寫特色，他用一種細節性的展示，充滿關愛同情的語氣和質樸的語言，樹立起遺詔書寫的正規化。《史記？孝文字紀》載：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這段遺詔可分為三個層次：從“朕聞”到“謂天下何”是第一層。漢文帝認為天下萬物，靡不有死，死亡是自然萬物最平常之事，但是自古以來的傳統是重死而惡生。漢文帝對這種傳統多有批評，認為“厚葬以破業”和“重服以傷生”這兩種嘉死惡生的傳統，他都不能接受。由此，他又轉到自身，以“朕既不德”這一謙虛之詞開端，對皇帝崩喪天下人服喪過重的傳統提出批評。文帝認為，如果他去世之後，天下人為其服喪三年，將會極大影響人的正常生活，造成諸多惡果，而這更反襯出他的“不德”。第二層從“朕獲保宗廟”到“其奚哀悲之有”。漢文帝在這小段話中以一種非常謙卑的態度對自己統治的二十多年做了總結。文帝詔令經常使用的“不明”“不德”等詞彙在這段話中頻繁出現，偶然出現的“方內安寧”“靡有兵革”等肯定之詞也將其託於上天之保佑。從“其令天下吏民”到“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是遺詔的最後一層。這是這一遺詔的核心內容。這段話展示了漢文帝去世後諸多細節性的規定，如天下人三日即可釋服，不要禁止娶婦、嫁女、食肉等民眾日常活動，衰絰之帶不得超過三寸，宮殿哭臨者旦夕各舉聲十五即可以及葬下之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即釋服。同時，在其死後，不可大興土木，更改霸陵山川。這些規定如此瑣碎，似乎與皇帝的詔令書寫正規化格格不入，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寬泛的、威權的詔令反而容易流於空疏，這種細緻、具體甚至是瑣碎的敘述方式反而更能展現其儉樸、謙虛的個性以及對黎民百姓的關愛，這是其他書寫方式無法達到的。
從上文所述可知，漢文帝詔令的風格是非常獨特的，他對自身不德的強調，對百姓的關愛同情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意識，以詔令的形式向天下傳佈。劉向認為世人關於文帝之治至於昇平的流言，是源於文帝善禮言事者，過於片面。文帝釋出的詔令以及由此形成的輿論基礎和政治聲譽才是漢人想象漢文帝的基礎。這些藏於中央秘府的文書檔案，成為司馬遷作《史記？孝文字紀》的文獻基礎。
古代二十四孝之親嘗湯藥：文帝孝母揚天下，親嘗湯藥侍三年
三、司馬遷所處時代的政治背景與《史記》的書寫
《史記？孝文字紀》有一段夾敘夾議的話，可看作是司馬遷對漢文帝一生功績的總結和評價。《史記？孝文字紀》曰：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司馬遷的這段話歸納起來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漢文帝的儉樸。司馬遷認為，文帝秉政二十三年，在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人君所好之物上無所增益，曾經想要建一座高臺，但聽說要耗費中民之產，便作罷；其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可謂節儉；文帝死後立遺詔令不得治墳，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可以說是儉樸至極。二是罷兵和親。文帝以書報南越王尉佗，使其臣屬於漢，又與匈奴定下和親的政策，使整個國家免於戰爭和動亂，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三是以德化民，簡練刑法。司馬遷舉了張武受賄，文帝反以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的故事。司馬遷認為，文帝透過這一系列政策，使漢朝短時間內就達到了“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的太平盛世，這與司馬遷在“太史公曰”的評價是一致的。
如果我們對司馬遷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有所瞭解，就會明白他的這段文字似是另有所指。司馬遷大約在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擔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與公孫卿、壺遂等人修訂太初曆，其後即開始編寫《史記》，中間因為替李陵辯護，被處以腐刑。武帝徵和二年（前91），在他給任安的信中提到《史記》全書的篇數，可見其時全書已基本完成。
司馬遷撰述《史記》正處在崇尚奢華、頻繁用兵、刑法日盛的武帝時代。武帝之崇尚奢華，從其築建章宮可知。《漢書？郊祀志》載，武帝封禪泰山回來，因柏梁臺起火，於是臨時在甘泉宮受計，這時有人勸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太初元年，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建造更大宮殿的方式來消除柏梁臺火災影響的提議，必然深得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的欣賞。這座輝煌的宮殿，不僅建有千門萬戶，旁邊另仿海上仙山，鑿太液池，並築數十里的虎圈，這種奢華的作風與文帝不願作中臺的儉樸正形成鮮明的對比。
《漢武大帝》劇照：陳寶國飾晚年漢武帝
武帝之頻繁對外用兵，更與漢文帝弭息兵革的努力顯出對比。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始啟邊釁，伏兵馬邑以誘單于，但無功而返。元光六年（前129），漢始出兵攻打匈奴，自此至徵和三年（前90），凡四十餘年，漢與匈奴屢次構兵，漢朝國力虛耗嚴重。武帝不僅徵發匈奴，亦派張騫等人開拓西域，路博德等人平定閩越，西南諸夷也在武帝的武力下臣屬於漢。武帝雖然大大開拓了漢朝疆土，但漢人對此卻頗多譏評。宣帝欲褒武帝，詔群臣大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夏侯勝等人在武帝朝之後，正是武帝大啟兵禍，以致國家虛耗，百姓流離的見證者。司馬遷正當武帝朝，對此體會應更為深切。
武帝朝之刑法與前代相比，更為嚴酷。《漢書？刑法志》曰：“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鹹冤傷之。”武帝朝刑法之酷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刑法繁多。《刑法志》認為，武帝時律令就有三百五十九章之多，另有大辟四百多條，死罪決事比一萬三千多事，難怪掌管律令者都不能全部掌握。二是任用酷吏。司馬遷專列《酷吏列傳》，記酷吏之事蹟。武帝朝酷吏之尤甚者，莫過於張湯、杜周，二人皆擅長舞文弄法，承上旨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刑法只是他們操縱臣民、奉承皇帝的工具，毫無公平可言。
司馬遷對武帝朝的各項政策應是極為不滿的，東漢衛宏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國志？魏書？王肅傳》載王肅對魏明帝說：“（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司馬遷所作的《今上本紀》被刪削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從這個角度來看，司馬遷在《孝文字紀》中分儉樸、和親、以德化民三個方面對漢文帝的評價，似是以漢武帝為對立面而做出的。司馬遷雖是稱讚漢文帝，實是以一種“春秋筆法”的方式對武帝時政進行刺譏。這是史家用心之處，也是我們不可不察之處。
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作《漢書》有明顯的不同，他作《史記》是以繼承《春秋》為己任的。《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孔子世家》引孔子之言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司馬遷對《史記》的寄託和期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太史公自序》記載了一段太史公與壺遂的對話，頗可見司馬遷對《史記》的寄寓。《史記？太史公自序》：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司馬遷對《春秋》的評價很高，認為《春秋》是王道之大者，能撥亂反正。當壺遂對其效仿《春秋》作《史記》的動機提出質疑時，司馬遷用了“唯唯，否否，不然”幾個模糊的字眼，並列舉了漢武帝以來“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的盛況。從司馬遷的閃爍其詞可以看出，他對漢武帝的祥瑞太平是不以為然的，雖然他極力否認他作《史記》是繼承《春秋》，但其話外之意能不難體會，他創作《史記》就是以孔子修《春秋》為榜樣的。
《春秋》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春秋筆法”，即以一種隱晦、委婉的方式對歷史人物及事件微文刺譏。從這個角度來看，司馬遷在《孝文字紀》中，稱讚漢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固然有對漢文帝一生功績的肯定，但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何嘗又不是對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政策的刺譏呢！
事實上，將漢文帝與漢武帝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以稱讚漢文帝的方式來反對漢武帝的大有人在，這種比較意識似已成為漢人的一種思維習慣。《漢書？東方朔傳》載：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東方朔舉漢文帝之事為武帝陳為君之道，他著重描寫了漢文帝的儉樸，說他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並以韋帶劍，以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可謂儉樸至極。文風至“今陛下”開始一轉，大肆批評漢武帝大興土木、奢華侈靡、好大喜功。東方朔與漢武帝的這段對話並不一定真有其事，可能是漢人的偽託，但這段對話也可見出漢人對文帝和武帝的看法，文中描述文帝的儉樸以反襯武帝奢淫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東方朔
同樣的方式也可見《漢書？杜延年傳》：“（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杜延年所處的昭帝朝正值武帝朝之後，杜延年認為對漢武政策導致的歲比不登、流民未還最好的反撥，是修文帝時政。此後召開的鹽鐵會議，賢良文學以文帝之政批評武帝朝鹽鐵專賣政策：“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睏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漢元帝時，賈捐之亦言：“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賈捐之稱讚文帝之偃武修文其實是要刺譏武帝之窮兵黷武。漢人議論往往有很強烈的功用色彩，善於在詔令中自我展現以形成良好政治聲譽的漢文帝，無疑是漢人批評武帝的最好例子。
四、結語
歷史人物形象的建構是受多種因素影響而成的：一是直接史料，如有關人物的文章、被他人記載下的言論等。以漢文帝為例，他向天下發布的眾多詔書是後人瞭解其人的直接史料。直接史料往往被看作是最為真實、最能反映人物個性特點和情感的文獻，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直接史料並不一定是客觀真實的，文帝在詔令中多強調自身的不德，展示他寬容儉樸的品性，但從《史記？孝文字紀》以外的文獻來看，漢文帝似不像其詔令所展現的那般儉樸、寬容。直接史料的辨別是一方面，但我們也要認識到，直接史料既然被看作是最為真實、與人物關係最為密切的基本文獻，那麼它們展現出來的風格特點往往會決定讀者關於此人的想象，漢人對文帝的讚賞未嘗沒有受文帝特殊風格的詔令的影響。二是史書的書寫。史書以直接史料為來源，結合其他基本文獻，撰述傳記。史家在書寫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以其對傳記人物的理解，選擇、刪減、編排史料，並做出相關評價。司馬遷《史記？孝文字紀》對漢文帝的描寫，就可以看出司馬遷強烈的史家意識，他對漢文帝極高的讚賞也必然會影響到漢人對文帝形象的想象。三是政治環境。史書的書寫往往受史家所處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司馬遷身處武帝時代，他難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他的時代背景為視角而對文帝做出評價。東方朔、杜延年、賈捐之等人以對文帝的褒揚來反對武帝的政策，也是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透過對漢文帝形象的建構過程及其背後歷史動因的探尋，我們也可以重新思考歷史真實及歷史書寫這一命題。追求歷史的真實曾是歷代史學家一生的追求，但首先應該反思的是，歷史是否存在絕對真實。以漢文帝為例，他的生活經歷，他釋出的眾多政策命令毫無疑問是真實發生過的，但歷史的真實和真實的歷史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儘管理論上我們可以透過細緻的史料考證或者出土文獻的大量發掘，去還原一位真實的漢文帝，但我們所還原的其實還是我們所建構的漢文帝。相反，如果我們拋開對真實歷史的追尋，轉而去探究歷史是如何書寫的，這無疑要切實得多。
本文原載於《唐都學刊》2018年第6期。作者餘建平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師，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秦漢文學和歷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