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大俠”其實是士族階層的一個特殊群體，即武士，他們喜歡遊走江湖，因而也被稱為“遊俠”。追根溯源，遊俠脫胎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階層，因而不同於一般的平民階層，他們有廣闊的社會交際圈。
人活於世，頭等重要的事當然是生存，不事生產的大俠們遊走江湖，哪來的活動經費呢？一般有三種來源：一是依賴家族實力；二是依附豪門權貴；三是“自主經營”。
古代遊俠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遊俠其實是士族階級的一個分支，所謂士族，是西周分封制的產物。按照周公創立的分封制度，國家形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隸，幾個等級。
“士”這個等級很特殊，他既是貴族階層的最末端，又是底層階級的最高層。作為貴族階層的最底層，他們有一個“貴族”的空頭銜，卻沒有任何政治待遇。作為平民的最高層，他們又不具備生產勞作的能力和願望，因而他們活成了“夾心餅”。
分封制的規則，又決定了這個群體的數量越來越龐大，到後來，士族階級成了影響國家政治生態的重要力量，以至於後世有“士族階級書寫了中國歷史”的結論。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李斯、商鞅等都是士族階級的傑出代表。
受百家爭鳴的影響，士族階級分化成了兩個群體，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以讀書做官為人生目標，成了儒生，亦稱“文士”，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以行俠仗義追求天下大公為人生目標，成了俠客，亦稱“武士”。
到秦朝建立後，隨著分封制的終結，士族階級連貴族的空頭銜也沒了，士族徹底淪為平民階層。文士和武士，因為不同的人生理念，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文士因為切合了帝制文化的需求，成為皇權的擁躉，日益強大，而武士則被政治主流淘汰，遊走在政治生活的邊緣。
遊俠們的三個活動經費來源
瞭解了武士的起源，就大致清晰了他們的特性和生活圈，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存模式及三種收入模式了：
第一種：本身就是富家豪族，依賴家族資源不愁費用
前面講過，遊俠本身就脫胎於貴族階層，家族勢力非常雄厚，他們雖然失去了政治待遇，但是作為家族後人，往往會得到不菲的物質待遇，比如地產、房產、金錢等。
這一類人群非常多，比如西漢初年的朱家、劇孟都是當時豪門俠客，各地都有豪門大戶，都會出幾個遊俠類的“人才”。這跟秦末社會動盪，六國之士蠢蠢欲動的大形勢有關。
比如劉邦的好友兼親家翁張耳，他本來不是豪門大族，卻因入贅富家豪門，搖身變成大富翁。從此，張耳遊走於江湖更加如魚得水，大把花錢，結交天下豪傑。劉邦就是在那個時候，結識了張耳。
與張耳“刎頸之交”的陳餘，其經歷跟張耳如出一轍。
第二種：依附於豪門貴族，充當他們的門客換取收入
靠家族實力的畢竟是少部分，很多遊俠的家族隨著年代久遠沒落了，他們也不事生產，怎麼生活呢？依附豪門貴族充當門客，就是一條出路。
這類人群代表者，民間張口就能說出一堆，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四大公子的門客，很多都是遊俠，毛遂、馮諼、荊軻、豫讓等等。
其實漢高祖劉邦也算半個遊俠，他早年不事生產，遊走江湖，跟張耳等江湖俠客混得很熱乎，導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沒有成家立業。劉邦的生活來源，除了在家啃老、啃嫂外，在外就依附於張耳這類的大富豪。
易中天先生曾經對這一類遊俠們做過一個概括：閒時幫閒，忙時幫忙，戰時幫兇！
第三種：依靠自身能力和遊俠群體，形成“創收”能力
除了上述兩種情況，第三種則良莠不齊，形成了社會灰色地帶，這種所謂的創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有的打家劫舍、有的充當臨時工、有的充當殺手、有的淪為乞丐等等。
西漢時期這個群體最大，對社會的危害性最大。漢武帝晚年，有個號稱陽陵大俠朱安世的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劍闖入皇宮內院。
漢成帝元延年間，長安曾經被遊俠搞得人人自危，大白天他們公開殺人，連縣令都被殺害。這些遊俠團伙作案，玩起“三色球”分工，一部分負責殺人越貨，一部分對付官府，一部分負責照顧內部傷亡同夥，把京師搞得人人自危。
遊俠的以上三種收入來源，往往是交叉的，不固定。比如光武帝劉秀起義前，就養了一幫遊俠，其中就出現了劫道行為，劉秀因此受到牽連，被官府通緝。
封建王朝對遊俠們的政策
遊俠們良莠不齊，社會價值觀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又因為其幫兇性質，往往受到權貴階層的喜愛，常常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比如漢武帝時期的郭解，此人本就是豪門之家，與皇室及權貴階層關係密切，當年漢武帝尋找散落民間的異母姐姐，還得藉助郭解的力量。
跟那些遊俠一樣，郭解一生作奸犯科是家常便飯，他殺人無數，兇殘暴戾，後期為漢武帝所殺。
正因為遊俠們的這種生存狀態，給社會治安和政權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遊俠們遭到了統治階層的嚴厲打擊。又由於受到利益階層的豢養與追捧，這個群體就像野草，始終除之不絕。
說到底，根子還是在遊俠不是孤立的社會群體，他們與政治利益集團結成了割不斷的聯盟關係，直到兩漢、魏晉之後，隨著豪門士族集團的覆滅，遊俠群體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這個群體才逐漸退出社會主流群體。
從此，所謂俠客成了稀有品種，不再是社會關注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