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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神道碑裡有疑點

唐朝的皇帝，不僅讓宦官擔任市舶使，還讓宦官代表國家出使海外。

在大航海中，作為國使形象出現的宦官，我們原以為只有個明朝的鄭和，現在知道了還有個唐朝的楊良瑤。下西洋，也不是由鄭和開頭，而是始於楊良瑤。

這一改觀，是由於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小戶楊村附近發現了一塊《楊良瑤神道碑》，榮新江在《記唐貞元初年楊良瑤的聘使大食碑文》中指出，該碑發現於1984年，2005年，由本地學者張世民發表《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一文，錄出全部碑文，並對其中內容——“借兵回紇”、“出使嶺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一一做了考釋，其中“出使大食”，不僅開了下西洋的先河，而且以宦官出使成了鄭和的先驅。

據碑文載，楊良瑤“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故得入為內養，侍玉墀以承恩”，所謂“內養”，就是做宦官，他，一個將門之子，好端端的，為什麼要做宦官？照碑文所言，就因為他“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這也算是做宦官的理由？

他選擇“內養”時，已年過二十，應該有了家室，但其立業，卻不以科舉，求進士出身，而以自宮，靠“內養”進取，這當然談不上什麼“節義”，也就無所謂“忠勇”。

如此碑文，看似禮讚，實含暗諷，他自宮求官與吳起殺妻求將當屬同類，都是忍人所為，能忍人所難忍者，必也能為人所不能為，以其求官心切，迫不及待，若以進士出身，寒窗十載，未必能夠，而以自宮“內養”，那就一舉可得，這倒不失為終南捷徑。

然其自宮之初心究竟如何？今雖不可知，但其難以“節義”和“忠勇”言之，則自不待言，撰文者將它們附會一處，於今觀之，實為明褒暗貶，而且書丹者書寫碑文，也多用簡化字，經張世民檢視，發現碑文簡化字與今日《漢字簡化字總表》相似，譬如，“請”寫作“請”，“繼”寫作“繼”，“萬”寫作“萬”，“邇”寫作“邇”，“爾”寫作“爾”，“貌”寫作“皃”，“輔”寫作“輔”，“彌”寫作“彌”等，用簡化字來寫神道碑，似乎也不得體，其中或有不敬的暗示。

因為，即便在簡化字大增的元代，其用途亦多半在元曲中，與曲中的俚語白話相對應，還有就是書坊刻書，刻那些通俗話本，為了趕進度，多賺錢，也使用簡化字，現有的字不夠用了，就造新的出來，據說，元人用過的簡化字有6000多個，比現在還多。

可以說，那些簡化字，是從市民社會產生的市井文字，是在一些不太正規的場合所用的不太正經的文字，諸如戲文、話本之類。至於士人的經文、詩文，一般都不會用簡化字，在書寫中，簡化字多半屬於草書的特權，事實上，簡化字多從草書演化而來，楷書中很少見，總之，在神道碑上寫簡化字，是件不登大雅的事，其中含有對宦官的歧視。

楊良瑤“內養”出身，不齒於士林，卻偏要請了進士出身的翰林來為他書丹、撰文，不管是在他生前由他本人所請，還是在他死後由他後人所請，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一家子，看來都是些不怎麼通文墨的人，至於碑文和碑文書寫所含的歧視，倒不一定是有意的，也許是出於士人的集體無意識，有意無意不知不覺，一率性就暴露出來。

大唐為何聘使大食

好了，管他朝官宦官，總之都是個官，不妨擱下，我們先來就事論事。

楊良瑤跟航海有關的事項，也就聘使黑衣大食那件事，可他為什麼要不遠萬里往大食去？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大唐聘使大食，所求者何？

讓我們回到榮新江那篇文章上來，榮認為，這要從唐與吐蕃關係上來找原因，天寶年間，安史亂髮，唐棄西域，回師中原，吐蕃乘虛，揮軍北上，取河西走廊，唐無奈，與之清水會盟，劃定邊界。可緊接著，長安兵變，朱泚稱帝，德宗奔逃，遣使吐蕃求救兵，條件是，若討平朱泚，唐諾許安西、北庭土地，而楊良瑤就是隨同出使的人員。當時，主使是秘書監崔漢衡，可《神道碑》卻把主使那頂高帽子帶到了楊良瑤頭上。

然碑文僅言“請使西戎”，所“請”究為何國，似未明確。張言回紇，榮曰吐蕃，我們取榮說，以其有兩點好處：一來，可將楊良瑤兩次出使，前一次通西域，後一次下西洋，使它們圍繞著一個目標——吐蕃，串聯起來形成個來龍去脈，展示出前因後果；二來，可以顯現安史之亂以後，中唐撥亂反正以來，東西方國際化地緣政治格局，以及這一格局中阿拉伯帝國與中國式天下互動的戰爭與和平的樣式，如此大視野，是張文不具備的。

榮文說道，朱泚國破了，吐蕃軍也退了，可唐朝卻不認賬了，蕃使來索要安西、北庭之地，被拒絕。另有一說，也說唐向吐蕃借兵，吐蕃應然之後，並未出兵，待唐復國時，卻來坐享其成，故被唐拒之，據此而言，則非唐毀約，而是吐蕃未履約在先。

其時，帝師李泌就這樣認為，他說：吐蕃觀望不進，何功之有？還說：安西、北庭兩鎮，控制著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可以牽制吐蕃東侵，奈何拱手與之？關鍵是人心，李泌說：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仇矣。所以，絕對不能放棄。

總之，吐蕃欲得安西、北庭之地，當搶先出兵，佔據長安，拿長安來換，才有可能，這也就要求吐蕃軍必須血戰叛軍，而不是跟在唐軍後面，撿便宜，撈好處。於是，德宗納李泌言，拒絕索求，吐蕃放縱兵馬，大舉入寇，遊騎掠京畿，長安為之戒嚴。

以往唐蕃關係有戰有和，時好時壞，雖有破裂，尚能修復，然此番崩塌，遂成決絕，故須立制蕃之國策，定戰蕃之大計，因之而有李泌大戰略和楊良瑤出使。

李泌的戰略設想那真是空前的“大”，大到覆蓋了東亞和西亞，把兩個大帝國都裝進來了。漢武帝當年沒做到的，他做到了；唐太宗用和親來應付的，被他徹底解決了；他畫了一個圈，將吐蕃圈在裡面，從四面圍住，東面是大唐，西面是大食，北有回紇，南有南詔，他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即建立一條統一戰線，形成一個包圍圈，他做到了。

後來，唐德宗問他如何能做到，談話從回紇可汗遣使上表時“稱兒及臣”談起，德宗見李泌“與約五事”，可汗“一皆聽命”，大喜，對李泌說：回紇為何如此怕你？

李泌趕忙回答說：我哪有這麼大的力量？這都是陛下您的威靈所致！

德宗又問：回紇已被搞定了，為何還要招雲南、大食、天竺一起來？

李泌回答說：招來回紇，只能使吐蕃“不敢輕犯塞”，招來雲南，才能“斷吐蕃之右臂”；而大食國，“在西域為最強，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而且“與天竺皆慕中國”，更何況，它們世代“與吐蕃為仇”，所以，我知道，它們都會參與到這個戰局中來。

在這裡，李泌又提到了天竺，天竺如何與吐蕃有仇？這仇的來由，也許牽涉到了唐朝。唐太宗時，貞觀年間，王玄策等出使中天竺，不料，其國政變，唐使團遭截殺，王等逃脫，遂發檄文，招兵征討，得吐蕃兵和泥婆羅兵八千餘人，出奇計，滅其國。

王等凱旋而歸，為大唐取了個外勢，但印度北部的實地卻被吐蕃趁機佔了，頗顯盛唐氣象看似“以一人滅一國”的英雄壯舉，實則不過為吐蕃火中取栗而已，不過那時唐蕃友好，大唐又鞭長莫及，只好讓吐蕃去打理。但蕃人懼溼熱，只能盤據北部山地，淺嘗輒止，不敢南下深入印度兩河流域，故其所得，反成雞肋，當利好出盡時，反被牽掣。

因此，到了李泌的棋局裡，天竺也成了一枚制約吐蕃的棋子，在吐蕃身後拱卒，就如同紮在背上的一根刺，或緊趴在背上的一隻牛氓，雖不致命，卻難以忽視。

對於吐蕃而言，天竺這塊地盤，在地緣政治方面，雖可謂得失參半，但它卻賦予了蕃人文化的靈感和信仰的源泉，在與大唐的對抗中，除了軍事上兵戎相見，還要有文化相爭，蕃人固有的苯文化已不足以與大唐抗衡，在漢字文化圈擴張和遣唐使普及的大唐文化洪流中，吐蕃卻未參與進來，因為它還可以選擇，對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作選擇。

松贊干布時期，就是這樣一個選擇時期，他用搶親與和親兩種方式，引進了兩種文化，從泥婆羅（今尼泊爾）搶來尺尊公主，尺尊公主給他帶來了印度佛教文化。從大唐，他搶親不成，便改以和親方式，迎娶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帶來了漢傳佛教文化。

他分別為這兩種文化各建一寺——大昭寺和小昭寺，然後，將當地的苯教文化，作為壁畫，在寺院裡呈現出來，這樣的做法，還是兼收幷蓄，在文化上搞平衡。

但當時的主流文化，是理性化的佛教文化，而苯教文化只是一些本土性的東西，還沒有脫離巫術的影響，所以，只能對內，不能對外，上不了國際化的大臺面。而吐蕃，不是一個地區性的小國，它東阻大唐，西拒大食，與之鼎足分立，在佛教化的世界裡，正在成長為一個帝國，在其成長過程中，要填補一項空白，一個佛教化的帝國的空白。

自從貴霜帝國解體，西域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佛教化的帝國，他也知道，佛教化的帝國，不可能從漢傳佛教產生，因為大唐帝國本身就不是一個佛教國家。

因此，兩種佛教文化，孰為正宗，孰為二手，豈非一目瞭然？他雖然還在維持平衡，但其傾向性也越來越明顯，他派高僧去印度取經時，玄奘還得偷渡，唐朝可以尊佛，但不會成為一個佛教國家，而他則不然，他要以佛法立國體，以梵文立國語，他的後裔，比他走得更遠，搞了兩次辯論，讓漢傳佛教和苯教都出局了，結果引起內外分裂。

對外，與唐朝決裂，導致唐蕃戰爭。對內，與苯教決裂，導致滅佛的宗教政變，加上大食帝國一步步蠶食過來，一代吐蕃王朝，一個佛教帝國，就這樣崩潰了。

李泌劃的那圈兒，就像個絞索，套住了吐蕃，將其套在四戰之地，四面受敵，蕃人善戰，四面出擊，亦無奈何，唐雖無力西進，但大食還在東擴，慢慢勒死吐蕃。

其時，那畫過《五牛圖》的韓滉，上了一道《請伐吐蕃疏》，說吐蕃“西逼大食之強，北病回紇之眾，東有南詔之防”已然衰落，《唐會要》中“大食條”也說，大食“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故唐欲聯手大食拉緊絞索。

神道碑隱瞞了什麼

楊良瑤出使大食，就是要去聯手，他沒走陸路，因為陸路上可能會遭遇吐蕃，所以走海路，如《神道碑》所言，“屆乎南海，舍陸登舟”，“南海”，也就是廣州，榮文指出，天寶年間，廣州曾一度改為“南海郡”，後雖復為廣州，但“南海”仍是廣州別名。

楊良瑤一行，從廣州出發，走海路，往巴格達去，那是黑衣大食的首都，在阿拉伯世界裡，被人稱作“中國國王的禮物”，也許城裡充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的禮物？

《新唐書·地理志》裡，記錄了從廣州到縛達——巴格達的航路，寫法同《漢書·地理志》相似，但所載海域擴了不少，漢唐之分，若以印度半島東部沿海為一條分界線，那麼此線以東，乃漢人曾經海域。以西，從印度河到幼發拉底河，中間海茫茫那一片，漢人未知，由唐人新啟。唐以前，國人海通，以下南洋為主，唐以後，開始下西洋。

所以，有人就說楊良瑤是“中國下西洋的第一人”，比鄭和下西洋早了600多年。寫《神道碑》的寫手不能不吹，不管為了什麼，既然樹碑立傳，按慣例，那就得吹，吹喇叭，抬轎子，那才符合碑文體式。至於我們讀《神道碑》，那就別跟著往下吹，尤其是將碑文當作史料來讀時，首先，就要做一番去偽存真的考索，從歌功頌德里走出來。

碑文中，涉及出使大食那一段，一上來，就一通吹：“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吹得大唐滿朝已無地自容了。

接下來，“賜緋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詔書”，那“緋魚袋”又是個什麼東西？《事物紀原》溯源“魚袋”制度出於三代時期，曹魏時，曾改為龜形，唐高宗恢復魚形，用絲袋盛魚符，其製為“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賜紫則給金魚，賜緋則給銀魚”，作為官員出入宮門的憑證。武皇起，以其姓武，自命玄武，又改回龜形。其後唐復辟，又回到魚形。由此可知，楊良瑤為五品以上宦官。

宦官出使，在國內習以為常，出國就非同尋常了，我們不妨先問一下，此次使命，那“充聘國使”的主使是誰？是楊良瑤，還是另有其人？他是被“賜緋”的，還有沒有被“賜紫”的？若牽涉到國家結盟，一個“賜緋”的宦官夠格嗎？“賜緋”二字，也許別有暗示，它偷偷地告訴我們，那“充聘國使”的應該另有他人，楊良瑤有可能是此次外交的監察使。

那主使是誰？沒人認領，這麼重要的外交活動，到頭來卻偃旗息鼓，無人提起，這到底為何？蓋因天朝上國，聘使海外，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其於個人，或稱有功，其於國家，卻無臉面，煌煌大唐，何等威儀，天下歸心，所向無敵，今有求於夷，乞師於宿敵，其事雖可行，但話頭別提，故此一重大事件，未見於唐史，僅見於宦官神道碑。

碑文中，還有一蹊蹺，竟然出現了“公諱良瑤，字良瑤”，一個人的名和字完全一致，這很不尋常。德國漢學家蕭婷在《唐朝楊良瑤出使黑衣大食的歷史探究》一文中指出，楊良瑤名與字同，有可能將正式姓名隱藏了起來，其姓名或與國家保密有關。

楊良瑤領了使命，從長安出發，來到廣州，面對大海，舉行了“剪髮祭波，指日誓眾”的出海儀式，待到“陽侯斂浪，屏翳調風”——風平浪靜時，他便掛帆舉棹，放船出海了。下西洋的船，諸如“師子舶”之類的，那就不行了，當時，可供選擇的，有波斯船、大食船和唐船，唐船當然是最好的，但大食船最方便，關鍵還要看怎麼個走法。

很顯然，唐朝不能像後來的鄭和下西洋那樣，組建一個國家船隊，浩浩蕩蕩，耀武揚威地去，若有這可能，大唐也就不會飄洋過海去搞什麼外交了，如果不能帶著天朝上國的體面去，那就要保密，將官船與商船混搭，唐船與大食船並用，悄悄地去。

這回是大唐要去朝貢大食了，這不是什麼體面的事，不能大張旗鼓，“播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這是寫在碑文裡的漂亮話，用來表示政治正確的，使團追求的目標正相反，要雁過無聲，不事張揚，要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總之，要早去早回。

他們日夜兼程，“黑夜則神燈表路，白晝乃仙獸前驅”，“神燈”，即航標燈，“仙獸”，指海洋動物，如海豚等，難道當時人發明了用海洋動物來導航的導航術？

就這樣“星霜再周”，星霜一週為一年，再周，就是兩年，往返兩年，“經過萬國”，從廣州出發，下南洋，過中南半島，途經暹羅灣，沿馬來半島南下，經由蘇門答臘島東南部，抵達爪哇島，然後，出馬六甲海峽，下西洋，橫渡孟加拉灣，順著印度半島西岸航行，過阿拉伯海，透過霍爾木茲海峽，到達大食國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再向西北陸行千里，到達終點巴格達。

那巴格達是個什麼樣子？碑文裡一字未提，亦未將它與長安做一下對比，楊良瑤歸心似箭，提不起那樣的雅緻，總之，他如期而歸了，碑文裡說他“成命不墜”，看來他達到了此行目的，只要看吐蕃此後一天天的爛下去，再無力來侵擾大唐就可知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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