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流動——封建瓦解
《禮記·曲禮》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歷來對這兩句話的解釋有著諸多不同的看法，但無論怎麼解釋，大夫以上的貴族階層享有特權是肯定的，庶人於禮之一道，不甚精通，亦是事實。但很多人都沒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在大夫和庶人之間，還存在“士”這樣一個階層沒被提及。
同在《禮記》之中，就記載了周代貴族階層的劃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中上大夫卿便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卿，下大夫即大夫，依此，我們可以大致還原一下週代的整個社會階層：周天子、諸侯國君、卿、大夫、士、庶人、奴隸，大夫及以上不上刑，庶人級以下不下禮。為什麼獨獨不提士？這與春秋時代，隨著封建秩序的瓦解，士這一階層亦隨之流動的現象有關。
周代社會等級
無論是從古文獻中還是出土的金器銘文中，我們都能找到士一開始確實是處於庶民之上的貴族階層的有力證據，但是到了春秋時代，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原有的封建秩序開始逐漸瓦解，貴族階層也開始互相流動。其中受影響最大的，便是士這一階層。因為士恰好是處在貴族與庶人之間，其上，大夫失勢，可降為士；其下，庶人立功，可升為士。這樣一來，士這一階層隊伍便越來越龐大。
物以稀為貴，最開始，士是貴族，皆有官職，但隨著隊伍的壯大，越來越多計程車都無法在獲得官職，其貴族之位也愈發不穩，以至於後來就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之說，已經將士劃分到與庶人同一個階層了，士庶之別已非常細微。
但畢竟士與庶人還是有區別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士可以算作“知識分子”，而庶人則都是沒什麼文化的人。因為士失去了貴族之位與官職，又沒法向庶人那樣種田務農為生，於是又出現了“擇優而仕”的說法，既然職位供不應求，那就只從士裡面選擇優秀的成為“仕”。
到了春秋末期乃至戰國時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作為知識分子階層，士的社會地位開始變得越發重要。一方面，各諸侯國都想招攬士來為自己效力，另一方面，士自己也有著繼承道統、傳承學術的理想。正如曾子所言：
稷下學宮：先秦士之聚集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爭端之源——孫吳政權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養士之風盛行，士的社會地位被空前拔高。但隨著天下逐漸趨於一統，“禮賢下士”的風氣也冷了下來，到秦漢時代，我國從封建制過度到中央集權制，由朝廷出面，設立了“博士”。這亦是中央政權對士這一階層的認可，要知道，在古代，沒有紙，沒有印刷手段，甚至連墨也是非常珍貴之物，知識的傳承殊為不易，家學淵源便是最大的優勢。
士作為知識分子階層，將其畢生所學傳承給自己的後人，開枝散葉，世代積累，這樣一來，便形成了士族。後來朝廷施行徵辟與察舉制之後，士族便憑藉家學淵源的優勢，壟斷了大半個官場。及至東漢末年，士族已經成為了政治上最大的一股勢力。儘管魏蜀吳皆出自寒族，但最終天下仍然歸於司馬氏這一豪族、士族。
但天下士族眾多，自然不可能是鐵板一塊，不僅不同家族之間會有競爭，不同地域計程車族之間，更是摩擦不斷，嚴重的甚至會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這其中的典型，就是南北士族之爭。
我國地域廣大，南北之爭古已有之。先秦時代，夏、商、周皆發源於黃河流域，地處中原，由此帶來的，便是中原各國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春秋時，便有中原各諸侯國甚至將楚國視為蠻夷，引起楚國不滿僭越稱王之舊事。這種歧視，並沒有因後來中華統一、南方文化亦逐漸興盛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續了下來。
東漢末年，孫堅割據長沙，孫策渡江平六郡，公元222年，孫權稱帝，這一系列事件，標誌著孫吳政權徹底掌控了江東六郡，在這一政權中，南方士族佔據了主要力量，但亦不乏北方士族的身影。
孫權大帝
前文提到，南方士族與北方士族的矛盾由來已久，這種矛盾折射到官場上，就會引起政治立場的對立。但或許是出於平衡的考慮，孫權一直試圖提升北方士族的地位，以打壓南方士族。這樣一來，不僅無益於解決矛盾，反而使矛盾白熱化。一直到到孫皓歸降西晉，大半個世紀期間，南北士族之爭始終是孫吳政權中揮之不去的旋律。
爭端再起——二陸入洛
東吳降晉之後，孫吳政權土崩瓦解，其中的南北之爭自然得以暫時緩解，但這只是區域性上的緩解，擴大到整個中國，東吳殘餘勢力與西晉正朔之間，依然存在南北之爭。並且經過大半個世紀的融合，孫吳政權之內士族之間爭端雖然仍在，但因為盤根錯雜的姻親關係，他們與孫吳政權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孫吳覆滅之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便一起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因此便出現了南方士族北上入洛以求出路的風潮。
按史書記載統計，南方士族入洛人數少則十餘人，多則數十人，此皆孫吳政權殘餘勢力中的精英，從整體上看，他們代表著南方士族的利益，他們如洛的目的，在於為自己的家族乃至整個南方士族謀求政治地位。南方入洛士族中的代表，當首推陸機與陸雲，史稱“二陸”。
陸機與陸雲像
而原本僅僅圍繞在西晉政權周圍的北方士族，看到南方士族來到洛陽想跟他們分一杯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牴觸、排外的情緒和行為。因此，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二陸入洛走的是一條最艱難的路。他們肩負著南方士族的期望，要面臨北方士族的排斥和刁難。《世說新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典故：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陸士衡即陸機，陸士龍即陸雲。後人常把這則典故當做是評判二陸優劣的根據，但其實，它更直接地反映了南北士族之爭。陸氏乃南方士族之表率，盧氏則為北方士人之代表。盧陸之爭，便是南北士族之爭的一個縮影。
這一爭端，使陸機與盧志結了死仇，以至於後來陸機兵敗，盧志便第一個跳出來進行構陷，誣陷陸機通敵叛國，最終陸機陸雲皆被司馬潁所殺。
如果僅僅是陸氏兄弟被殺，那還可以解釋稱陸氏與盧氏之私仇，但與二陸一同入洛的南方士族代表顧榮、賀循等人，雖免於一死，卻也早早就假裝稱病，返回了江東，這才保全了性命，但也使南方士族入洛與北方士族一爭長短的計劃付諸東流。可以說，二陸入洛引發的南北士族之爭，以南方士族慘敗而告終。
爭端之末——晉室南渡
陸機陸雲死後，南方士族熄了入洛與北方士族爭雄的心思。然而事情卻遠遠沒有結束，因為很快八王之亂爆發，五胡入華，中原大地一片焦土，整個北方都淪陷在少數民族的鐵蹄之下，一時間，大批北方士族跟隨者晉王室南渡。
永嘉之亂，衣冠南都
北方士族的大本營原本是在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一旦，但南渡之後，遷都建康，這可就是南方士族的地盤了。建康本是孫吳政權的江東六郡之一，後來還將首都遷到此地。此次晉室南渡，一併而來的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之間，矛盾再次爆發。
《世說新語》中還有這樣一則記載：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顧長康便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畫家顧愷之，顧愷之出身東吳顧氏，顧氏與陸氏皆為東吳南方士族代表。而“洛生詠”，則是洛陽一帶的一種詠詩語調，屬於北方士族內部所推崇的一種文化。顧愷之將洛生詠斥為“老婢聲”，可見其對北方士族之厭惡。
不過與二陸入洛時的激烈衝突不同，一來此時南方士族作為地頭蛇有著先天的優勢，二來北方士族傳統高門也有不少或滅於永嘉之亂，或留在北方，其勢力與二陸入洛時亦不可同日而語。此消彼長之下，雙方縱然依然互相看不順眼，但卻沒再爆發巨大的衝突。
之後，隨著王氏與謝氏的先後崛起，東晉士族皆以王謝為尊，從“王與馬共天下”到“謝與馬共天下”，無論北方士族還是南方士族，都處在王謝的光芒籠罩之下。正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每一次九品官人法的評定過程，便是以王謝為首，以南北方傳統士族高門以及郗氏、蘇氏、祖氏等流民帥所代表的勢力為輔的一次權力瓜分盛宴。南北方士族之間，雖有齟齬，卻也達成了表面的和平。
王謝風流之烏衣巷
結語——遲來的勝利，科舉制度之下的南北攻守異勢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魏晉以來，九品官人法代替了傳統的徵辟察舉制，原本是一種進步制度，卻在高門大閥操持下成為了士族的分權遊戲。並因為分權不均，導致了南北士族的衝突，這樣的制度當然無法長久。南朝以來，皇室與士族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終於到了隋唐時代，科舉制度應運而生。
我們不能說科舉制度的出現徹底終結了士族政治，因為即便是唐朝以後，官場依然被傳統士族高門所霸佔。但科舉制度畢竟為天下所有寒門子弟開放了一扇門，而且隨著中央集權的加深，士族之勢力也大不如前。
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士族政治時代，北方士族以優越的姿態傲視南方士族，但隨著科舉制度的興起，南方文化開始反超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文化之盛另北方難以望其項背。據統計，有明一代，共錄取進士867人，其中南方人佔了71%。
真可謂風水輪流轉呀，從周天子時代以來一直被壓制的南方士人，終於在科舉制度下，打了一個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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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