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源自南北朝詩人沈約的作品《悲哉行》。本文的重點並非是討論春景的妖豔嫵媚，而是想探討在當時社會背景下，世家豪族們的旅遊活動。
從廣義的旅遊概念來看，我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出現了不少型別的旅遊行為，比如宣示王權的帝王巡遊、權謀家們的遊說之旅、諸子百家的遊學傳道之旅等等，彼時的旅遊活動都被行客寄託了一定的目的，而不是簡單地追求休閒審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旅遊活動更加豐富多樣，更被喻為中國休閒旅遊的開端。世人都說嚮往詩和遠方，那麼在千年之前的南北朝時期，士族是為何要進行旅遊活動，而他們開展旅遊活動的特點又是什麼。今天就讓我們慢慢細究。
近年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和大眾對生活品質追求的不斷提高，旅遊這一休閒活動在大眾中越來越普及。無論是黃金週期間的出行遊玩，還是婚後甜蜜的蜜月之旅，旅遊活動的起因都可以歸結到有錢、有閒和有動機這三點上來。這三個因素基本涵蓋了不同人群在不同時期的旅遊休閒活動動機。若要問世界上發明旅遊的人是誰，也許大部分人都不瞭解，但若是問及中國歷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旅行達人”，徐霞客應該是大部分人率先想到的名字。徐霞客家境殷實，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家族，其先祖徐經和唐伯虎更是至交好友。徐霞客雖然出生於書香世家，但他在學業上卻不太順利，之後便沉浸在書的世界中。都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探索大千世界就成了徐霞客心中的理想。這就是有錢、有閒以及有動機的徐霞客，後來他踏遍了千山萬水，又著有“達人所之未達，探人所之未知”的《徐霞客遊記》，被稱為一代奇人。
今天的主角卻不是徐霞客，而是一群比他們更加瀟灑、更加愜意的一群遊客。在魏晉南北朝那個動亂的年代，士族們不僅追求風花雪月和流觴曲水，還喜好遊歷于山水，寄情於天地間成為了一種更為強烈的訴求。那麼，這裡說計程車族是誰？他們的旅遊活動動機和特點有哪些？抑或者，行走在詩與遠方的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一、何為“士族”
士族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也就是最低品級的貴族，但也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權階級。後來，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遷，“士”的含義變得更加寬廣。一些進行文化傳播或者具有一定才能的人都被稱作士，諸侯和君主也願意收納這些人作為門客，故而聲望越高、名氣越大，那麼士所能獲取的回報就越豐厚。到了漢代，世人會從人氣名望、精神氣節和學識才能等方面去評價有名計程車人，所以士人之間也逐漸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社群。小有名氣計程車人相互結交，或是結伴出遊，或是詩酒交會，希望以此賺取名聲，得到青睞。就這樣，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也在慢慢成型中。
世人的評論總是流離在廟堂之外，標準不定，難以獲得朝堂中人的肯定。在此背景下，九品中正制應運而生。九品中正制的誕生意味著中央政府將“士人”的評定權收回，此舉意在維護統治階級的特權和地位，同時也將天下人才分為九等，寒門難出貴子的典故也是出自於此，九品中正制的確定也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標誌。
司馬家族篡位曹魏政權後，急需各大世家豪門的扶持，故而對各大門閥實行籠絡放縱的政策。西晉八王之亂後，司馬家族勢力遭受巨大打擊，不得不與北方王、謝等世家巨擘聯合成立東晉政權。士族制度在東晉時期到達頂峰，甚至一度超越王權，成為實際上的統治階級。家譜也是在這一時期廣泛普及，士族將其視作特權地位的憑證。隨著唐朝確立科舉制以選拔人才，士族制度開始走向衰亡。
二、旅遊活動在士族間的興起的經濟基礎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當國民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時，旅遊活動會逐漸興起，這意味著旅遊活動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作為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歷史上十分混亂的時期，征伐戰亂和朝代更迭讓普通的農民階級不可能存在旅遊的經濟基礎。但是這一項需要經濟基礎的活動卻在士族之間蔚然成風。自東漢黃巾之亂開始，全國就進入了諸侯割據，戰火連綿的時期。除了諸侯間的大戰以外，山野間的流寇強盜也造成了不少的動亂。
豪族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並且兼併農民土地，不僅打造護衛隊，還將大批流離失所的農民聚集到土地上，這為世家們的經濟基礎設下了保障。同時，隨著東晉政權的建立，南方地區開始進入了經濟復甦的階段，並且在長江天險的保護下得以偏安一隅。歷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賢並非是鬼谷子那樣的閒雲野鶴之士，他們都擁有自家的莊園，富甲一方。至於權傾朝野，門生遍佈廟堂的王謝兩家就更加誇張了。
南北朝時期著名的山水詩人謝靈運作為謝家子弟，自然是身價不菲。史書上記載到，謝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這也難怪謝靈運得以縱情于山水間，無需踏足世俗之事。再來看看謝安，這位東晉謝家的美男子不僅指揮東晉部隊打贏苻堅，為後世留下“淝水之戰”的經典戰役，其所留家產更是無比豐厚。
謝安之孫謝混號稱擁有“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的產業，而謝混之妻晉陵公主死後，留下了遺產“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正是因為謝家富可敵國的財富，謝靈運才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去“尋山砂嶺，必造幽峻，巖峰千重，莫不備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窮人能保持溫飽尚不是一件易事，又怎麼會有金錢來支援旅遊活動。唯有身處統治階級的世家大族子弟，才有充足的財力來縱情山水之間，呼嘯山林之內。
三、思想變革為旅遊帶來內生動力
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頻繁，更有庶族將領透過戰爭贏得王位，朝廷綱紀混亂。自西漢董仲舒確立“獨尊儒術”的方針以來處於正統地位的儒家思想難以凝聚人心，士族不再探討國事，也不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追求，轉而前去探討關於人生的意義。受此影響，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玄學逐漸興起。
道家老子主張清靜無為，認為人生應當“致虛極，守靜篤”，道家莊子更是著有《逍遙遊》，世人唯有達到忘乎物我的境界才能真正實現“逍遙遊”，才能真正無所依憑而遊於無窮之間。這些思想都對士族們寄情于山水間起到了推動作用。“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曾描寫到“才藻豔逸，而傭倪放蕩，行己寡慾，以莊周為模則”。玄學崇尚人生達到返璞歸真的狀態，對於士族而言，遊山玩水不僅是為了愉悅，更是為了讓自身的心靈有所寄託、有所慰藉。
玄學之外，宗教也對士族產生了極大的。戰亂頻發導致的苦難迫使人們追尋精神上的解脫，佛教因此在那個時期興起。佛教宣揚輪迴因果，追尋內心的極樂世界成為了不少士族的目標。唐詩所描寫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對此最優美的記載。而根據史料記載，不少士族會和僧人結伴出行，一同探討佛學佛道，甚至出現了名士變為僧人的現象。另一個影響深遠的宗教是中國本土宗教——道教。道教與玄學類似，但是道教更加傾向於修仙和成仙的觀念。修仙自然不能在俗世鬧市中，仙丹仙藥也一定是在山野大川之中，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士族們進行旅遊活動。嵇康就曾這樣寫到“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得其意，忽焉忘返”。大書法家王羲之也曾“採藥石不遠千里”。
最後是士族自身思想的轉變，朝代頻繁的變更以及層出不跌的政治事件讓士族開始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縛，開始追求自我，追求人生的其他意義。士族們認為“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口哉！”足以得見士族對於人生享樂於山林之間的追求。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政治混亂，但卻是少有的思想開放時期，足以和先秦時百家爭鳴的時代相提並論。
以上是兩點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旅遊活動在士族間興起”的問題解答，或許在政治上我們也可以尋找到其他的原因，但是仔細考究，卻不是這個時期特有的現象，故而未曾詳細展開。“喚取笙歌爛漫遊，且莫管閒愁”或許這就是士族們在行走中所懷揣著的心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