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間小說家有說過這麼一句話：
“別把狀元不當宰相，但也別把宰相當狀元”
科舉中的狀元厲不厲害？狀元就相當於全國公務員考試的第一名，說不厲害那肯定是假的，而且是很厲害。
但是狀元暫且還不是官，本身就有不確定性。
當官的最高目標是位極人臣，不討論“加九錫”這類已經能控制皇帝的權臣。只要成為實權宰相，或者是位列三公，拜太師太傅，這就是當官的最高境界了。按照道理來講，能走到這一步的，都是科舉進士出身的，秀才舉人走到這一步的幾乎沒有，這就說明了科舉的重要性，更體現了狀元的優越性。
但話又說回來了，咱們古代科舉歷史有一種弔詭，那就是當宰相的，往往都不是狀元。
唐朝自然不用說，貞觀朝名相輩出那個年代，靠的還是貴族集團輸送人才進入中央，那時候科舉還沒有完善，鮮有民間寒士的身影。
真正意義上從科舉進士科走出來的大才宰相，是武則天時代的張柬之，但是張柬之拜相已經年老，蹉跎了數十年的人生，可見科舉進士在當時官場中的魅力並不大，而極力推薦張柬之的狄仁傑，則是有著不同的人生際遇，才比張柬之更加早地出名，但很可惜，這二人，都不是狀元。
大唐是在中後期才有了狀元當宰相的事例，整個大唐，僅有十一個人是從進士科第一（狀元）的身份成為唐朝宰相，最重要的是，這十一個人，在歷史中並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大功績，歷史存在感低得不得了。
所以狀元這東西，真的是一個看似讓人瘋狂，但得到了又索然無味的一種存在，類似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無奈感。
狀元能當多大的官？這個問題真是具有強大的魔力，明明想大聲喊出狀元最有前途，但自己心裡也知道，古代那些個大官，都不是狀元出身，王安石不是，張居正不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更加不是，甚至可以說和他們一起考試的狀元在他們當官的那個時代，都被他們的光芒給壓住了，照這麼一看，狀元好像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官嘛。
所以，咱們聊狀元能當多大的官這個問題是無解的，想要顯示出狀元的“潛力”，就只能從狀元的“待遇”聊起了。
這個待遇是指，當一個人被皇帝評為狀元后，立馬能獲得的“官職”，而不是透過長時間才得到的官職，只有這樣，才能展現出狀元在官場上的魅力。
暫且不聯絡狀元日後的成就如何，就說科舉放榜後，皇帝對狀元的“封賞”。
就唐宋來說，狀元的產生來自於考官的推薦，最後定名次的，是皇帝。
唐代進士科前三甲有著很好的待遇，他們能參加名為“曲江進士宴”的宴席，因為正是櫻桃高產之時，於是又被稱為“櫻桃宴”。其實也不僅是前三甲可以去，但凡是進士都可以去，只不過在這麼多人裡，他們都會淪為狀元的陪襯。
這些狀元、榜眼、探花待遇有多好呢？
屆時皇帝會在曲江旁的一座高樓上與他們共飲酒，一起吃櫻桃，吃乳酪。皇帝會封賞，特別是狀元，會大大地賞賜，而在底下與進士們一同吃喝玩樂的，都是唐代的貴族、皇族成員，面對進士，他們自然是會交好，即便這個新科進士當不了宰相，可當大官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雖然唐代皇帝不喜歡一開始就給狀元封官或者安排爵位，可是表面的樣子做得非常足，讓狀元進入了唐代最頂尖的圈子，這是難以獲得的地位和機會，本身就更高於官職。
到了宋代，皇帝才開始給狀元們立馬封官。
就熟悉的王安石和蘇軾來說，王安石考科舉那一年，他本來是理應是殿試第一，但王安石自年輕開始就有點狂，宋仁宗不是很喜歡王安石這類“外儒內法”的尖銳派，於是同科進士楊寘成了第一，王安石成了第四。
楊寘也算厲害，連續鄉試、禮部試、殿試都是第一，宋仁宗立即給他封官，是為監丞，這個官職大概在七品左右，而且還是中央官員，是國子監的導師級人物，雖然說楊寘後來沒有王安石厲害，但是楊寘的出場還是很厲害的。而另一方面，雖然宋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但宋仁宗也知道善用人才，於是王安石也被任命為判官，這個官職大概在八品左右，宋仁宗也一開始做好準備讓王安石到地方進行歷練。
但在一開始，楊寘的待遇是要好過王安石的，一個在地方一個在中央，而且官的品味不同，楊寘這個狀元要比王安石這個第四名舒坦得多。
所以說，不管是實際意義上的狀元，還是明面上的狀元，都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培養和對待。
而到了蘇軾考科舉時，他也是被歐陽修“殺殺銳氣”才放到了第二，但是蘇軾要比同科狀元章衡有名得多，兩人都有被封官，加上當時蘇軾和弟弟父親都是名動東京，待遇好得不得了，名利雙收，人生贏家就是他。而且蘇軾還考了“制科”，這都已經超越了科舉了，屬於“百年第一”，能力和地位超然。
自宋代起，對狀元們皇帝幾乎都養成了放在中央的習慣，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使用人才。
再說到明代，其實明代有這麼一個奇人，名為商輅，和于謙是同時代的名臣，風頭雖然不如於謙，但他卻是以狀元身份任職內閣首輔，說簡單一些，那就是他就是狀元出身的宰相。
商輅在明憲宗朱見深時期任內閣首輔，他是“三元俱是第一”，非常厲害，是一個很典型的天才。在明代，內閣首輔其實大多數都不是狀元，就一代名相張居正來說，他科舉都考到了十名開外，優秀自然是優秀的，但是後來的功績和能力超越了他的名次，所以商輅此人則是明代“狀元”的良好榜樣。
不過自明代以後，朝廷更注重了“實用”，實用的本質和科舉所衡量的“道德文章”本質其實是有些相悖的。這也是為什麼王安石、張居正這些“外儒內法”的實幹派，他們科舉考不到狀元，但是卻可以成為宰相的根源，其實我國的封建政權一直以來都是信仰實幹派官員，科舉只是為了保證篩選的統一罷了。
不過也不能說狀元沒有用處。
狀元即便當不了宰相，可是當大官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歷朝歷代以來，能考上狀元的，平均任職官職都在四品左右，這是秀才和舉人遠遠不能觸及的，只是極少數很平庸的狀元，才會混到小地方當個芝麻官，總的來講，朝廷一般不會這樣浪費人才。
而清代的名臣，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在科舉考試中並非擁有著很亮眼的成績，雖然也是進士，可比狀元卻還比不上，而他們後來的能力和地位顯然遠超科舉時候的能力水平。這也就意味著，狀元的前途有多大，還是要看狀元自己的拼搏。
不可否認的是，狀元的起步很高，待遇必然很好，有著直達政治核心的潛力和資格，但是能考上狀元和能把事情辦好，這就是兩回事了。
最後綜合來說，古代狀元的確未必個個都能位極人臣，可相對來說，狀元卻是最穩定、最安逸的一個群體。他們有著很高的科舉成績，就註定了他們的地位和生活的優越，特別是明清兩朝，連舉人都高高在上了，更遑論殺出重圍的狀元。
雖然狀元未必是宰相，宰相也不都是狀元這個歷史的弔詭令人無奈，可成為狀元，這又是數千年來古人學子孜孜不倦，前赴後繼的理想和追求。
所以千萬記住，別把狀元不當宰相，但也別把宰相當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