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陶瓷館重新開放，無疑是陶瓷愛好者的盛事。故宮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宮，流傳有序，品類既豐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國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館從文華殿遷至武英殿之後，展品從原來的400件擴充套件至1000件，數倍於常規展覽所用的展品數量，規模堪稱盛大，足以串起中國陶瓷史的起承轉合。北青藝評已經介紹了展廳中隋以前的展品，本篇將著重介紹唐五代陶瓷精品。
邢不如越
陸羽在《茶經》裡的話，可能是品評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詳細的一段：“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講究，但偏是講究，才由物質引發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產生了認同。寥寥數語，無心插柳，茶聖為我們帶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產業格局：南青北白，雙雄並立。從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來看，大抵如此，但箇中細節，又自有曲折。
越窯、邢窯，分別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窯以州名，可能與州府地區是重要的集散地有關。窯場的實際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較為偏僻。據現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窯最重要的產地在今寧波慈溪上林湖一帶，沿湖窯址密佈，至晚唐五代至於極盛，生產規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時期，越窯研製生產出“奪得千峰翠色來”的秘色瓷，深為時人所珍，唐、吳越、遼、宋等朝帝王對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跡可循。有詩盛讚“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雲”，可見越瓷“如冰似玉”之說乃有共識，而秘色為此中極品。
據清華大學尚剛教授考證，“秘”為“宮廷”之意，“色”為“類別”，秘色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皇帝的瓷器。從文獻來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確實受到了皇家的管控。從考古發現來看，生產秘色瓷所用的匣缽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質好，且皆為一次性適用，比生產一般瓷器要浪費得多，可能也體現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務宮廷的不惜工本。如今來看，秘色瓷出現的一個重要意義，或許是確定了青瓷的審美標準：原來青瓷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邢不輸越
越瓷雖冠絕一時，但卻並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陸羽的說法，南方至少還有婺州、嶽州、洪州、壽州等地生產的青瓷名噪一時。“第一名”流量太大，後幾名只好被迫低調，平素展覽中難得一見。實際上，諸窯場皆積澱深厚，各有所長。如核心窯場湖南湘陰的嶽州窯，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報》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時期青瓷蓮花尊的生產地點。
在唐代，嶽州窯（湘陰窯）與長沙窯（銅官窯或石渚窯）的生產地點連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經比較兩地產品，認為二者可納入統一的“嶽州窯”系統。而長沙窯的彩繪青瓷別出機杼，比越窯瓷器更早稱霸世界陶瓷市場。洪州窯是最早使用匣缽進行生產的窯場，而匣缽的使用對於瓷器釉面品質和成品率的提升意義重大。壽州窯以釉色泛黃著稱，雖不入陸羽的眼，但彼時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過消費品位的培養尚待時日。
陸羽為解釋邢越排名大費筆墨，或許正是因為北方白瓷風頭正健。陸羽將“類銀似雪”的邢瓷排於“冰清玉潔”的越瓷之後，可能既有吐槽，也蘊含著價值觀的表達。《禮記》載，孔子曾說過，“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玉在人們心中有著特殊的意義，是君子品德的象徵。越瓷既然能顯露出玉的品質，那當然比庸俗的“銀”高明一籌。不過，恐怕只有像陸羽這樣較真的讀書人，才非要從“德性”的角度給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個高下來。
生產於今河北邢臺一帶的邢窯白瓷，屢屢出土於唐代的政治核心區長安、洛陽一帶。遠距離的運輸和特殊的消費地點，本身就證明邢瓷受到的追捧並不輸于越瓷。邢瓷底款頻頻出現的“盈”字款，據考證，是指皇帝的私庫“百寶大盈庫”，這更坐實了邢瓷的地位。
北白與三彩
說起“北白”，邢瓷總給人以“獨尊”之感。至陸羽故去之後，晚唐時期，邢窯衰落，定窯崛起，二者接棒時段，“邢定”難分。定窯在最早的生產階段泯於眾人，至晚唐五代時期突然興盛，或與當時藩鎮割據的局勢相關。陶瓷專家孟繁峰先生據碑刻資料和定窯生產情況分析認為，晚唐時期，定窯很可能是藩鎮義武軍官窯。義武軍節度使又稱易定節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與此有關。定窯於晚唐不過初露崢嶸，其真正的綻放還是要留待於五代宋金時期。
晚唐定窯或可視為邢窯的衣缽傳承者，“北白”另有一處代表，是鞏義窯。鞏義白瓷品質頗高，當時便暢銷海外，著名沉船“黑石號”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於今卻名聲不顯，大概是因為它還有更著名的產品——唐三彩。中國瓷器產生之後，陶器傳統並未中斷，新出現的低溫鉛釉陶器持續生產，自成一路，至唐三彩產生，光彩耀世。
三彩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產品，通常是面目猙獰的鎮墓神獸、武士，而且由於釉中含鉛，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它被視為無法實用的墓葬專用品。其實，鉛所導致的慢性中毒之說，來自於近代醫學。古語“洗盡鉛華”，“鉛華”便是古代婦女化妝所用的鉛粉，鉛粉中的一類也含鉛。倘若鉛的毒性廣為人知，女生即便愛美，也不至於不惜性命。從鞏義窯的發掘情況來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見於人們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經》留給我們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業互鑑，“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談及“北青”，《茶經》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線索——“鼎州窯”。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根據古地名判斷，鼎州窯即是指唐宋時期大名鼎鼎的黃堡-耀州窯。黃堡-耀州窯地處陝西銅川，距離長安較近，其產品深受越瓷影響，幾可亂真。至五代，耀州窯青出於藍，更生產出天青釉瓷，開風氣之先，以至於不少研究者認為五代耀州窯就是後周世宗柴榮的“柴窯”。當然，“柴窯”如今仍是懸案，但黃堡-耀州窯對後來汝窯的重大影響，卻有公論。
北方白瓷的流行，讓南方諸多陶瓷原料豐富的地區蠢蠢欲動。傳統青瓷產區囿於生產傳統，不便改弦更張，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鎮趁此機遇，順勢先後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稱，故而更常見的名稱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時期的青白瓷尚難與北方白瓷比肩，不過此時的初綻為兩宋時的揚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學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時期，大唐頗鬱郁不得志，內有宦官，外有藩鎮，朝臣黨爭，百病纏身。李商隱詩歌中婉轉沉鬱，或早已主導了人們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從陶瓷史觀察，此時真乃陶瓷生產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產皆盛，且彼此交流頻繁，相互效仿。如此鮮明對比，耐人尋味。
某種可能的解釋是：地方割據勢力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增強自身經濟實力，而採取較為寬鬆的經濟政策，進而客觀上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越窯的興盛最為典型。吳越錢氏安居一隅，遠離中原紛爭，利用臨海地利，揚帆海外，偷偷發財。吳越統治期間，越瓷盛行於海上絲路沿線，產品遠達西亞、東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裡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萬件。越瓷的出口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換一個視角審視歷史，有時竟如此不同。
故宮博物院陶瓷館重新開放，無疑是陶瓷愛好者的盛事。故宮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宮，流傳有序，品類既豐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國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館從文華殿遷至武英殿之後，展品從原來的400件擴充套件至1000件，數倍於常規展覽所用的展品數量，規模堪稱盛大，足以串起中國陶瓷史的起承轉合。北青藝評已經介紹了展廳中隋以前的展品，本篇將著重介紹唐五代陶瓷精品。
邢不如越
陸羽在《茶經》裡的話，可能是品評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詳細的一段：“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講究，但偏是講究，才由物質引發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產生了認同。寥寥數語，無心插柳，茶聖為我們帶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產業格局：南青北白，雙雄並立。從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來看，大抵如此，但箇中細節，又自有曲折。
越窯、邢窯，分別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窯以州名，可能與州府地區是重要的集散地有關。窯場的實際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較為偏僻。據現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窯最重要的產地在今寧波慈溪上林湖一帶，沿湖窯址密佈，至晚唐五代至於極盛，生產規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時期，越窯研製生產出“奪得千峰翠色來”的秘色瓷，深為時人所珍，唐、吳越、遼、宋等朝帝王對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跡可循。有詩盛讚“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雲”，可見越瓷“如冰似玉”之說乃有共識，而秘色為此中極品。
據清華大學尚剛教授考證，“秘”為“宮廷”之意，“色”為“類別”，秘色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皇帝的瓷器。從文獻來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確實受到了皇家的管控。從考古發現來看，生產秘色瓷所用的匣缽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質好，且皆為一次性適用，比生產一般瓷器要浪費得多，可能也體現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務宮廷的不惜工本。如今來看，秘色瓷出現的一個重要意義，或許是確定了青瓷的審美標準：原來青瓷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邢不輸越
越瓷雖冠絕一時，但卻並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陸羽的說法，南方至少還有婺州、嶽州、洪州、壽州等地生產的青瓷名噪一時。“第一名”流量太大，後幾名只好被迫低調，平素展覽中難得一見。實際上，諸窯場皆積澱深厚，各有所長。如核心窯場湖南湘陰的嶽州窯，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報》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時期青瓷蓮花尊的生產地點。
在唐代，嶽州窯（湘陰窯）與長沙窯（銅官窯或石渚窯）的生產地點連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經比較兩地產品，認為二者可納入統一的“嶽州窯”系統。而長沙窯的彩繪青瓷別出機杼，比越窯瓷器更早稱霸世界陶瓷市場。洪州窯是最早使用匣缽進行生產的窯場，而匣缽的使用對於瓷器釉面品質和成品率的提升意義重大。壽州窯以釉色泛黃著稱，雖不入陸羽的眼，但彼時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過消費品位的培養尚待時日。
陸羽為解釋邢越排名大費筆墨，或許正是因為北方白瓷風頭正健。陸羽將“類銀似雪”的邢瓷排於“冰清玉潔”的越瓷之後，可能既有吐槽，也蘊含著價值觀的表達。《禮記》載，孔子曾說過，“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玉在人們心中有著特殊的意義，是君子品德的象徵。越瓷既然能顯露出玉的品質，那當然比庸俗的“銀”高明一籌。不過，恐怕只有像陸羽這樣較真的讀書人，才非要從“德性”的角度給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個高下來。
生產於今河北邢臺一帶的邢窯白瓷，屢屢出土於唐代的政治核心區長安、洛陽一帶。遠距離的運輸和特殊的消費地點，本身就證明邢瓷受到的追捧並不輸于越瓷。邢瓷底款頻頻出現的“盈”字款，據考證，是指皇帝的私庫“百寶大盈庫”，這更坐實了邢瓷的地位。
北白與三彩
說起“北白”，邢瓷總給人以“獨尊”之感。至陸羽故去之後，晚唐時期，邢窯衰落，定窯崛起，二者接棒時段，“邢定”難分。定窯在最早的生產階段泯於眾人，至晚唐五代時期突然興盛，或與當時藩鎮割據的局勢相關。陶瓷專家孟繁峰先生據碑刻資料和定窯生產情況分析認為，晚唐時期，定窯很可能是藩鎮義武軍官窯。義武軍節度使又稱易定節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與此有關。定窯於晚唐不過初露崢嶸，其真正的綻放還是要留待於五代宋金時期。
晚唐定窯或可視為邢窯的衣缽傳承者，“北白”另有一處代表，是鞏義窯。鞏義白瓷品質頗高，當時便暢銷海外，著名沉船“黑石號”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於今卻名聲不顯，大概是因為它還有更著名的產品——唐三彩。中國瓷器產生之後，陶器傳統並未中斷，新出現的低溫鉛釉陶器持續生產，自成一路，至唐三彩產生，光彩耀世。
三彩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產品，通常是面目猙獰的鎮墓神獸、武士，而且由於釉中含鉛，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它被視為無法實用的墓葬專用品。其實，鉛所導致的慢性中毒之說，來自於近代醫學。古語“洗盡鉛華”，“鉛華”便是古代婦女化妝所用的鉛粉，鉛粉中的一類也含鉛。倘若鉛的毒性廣為人知，女生即便愛美，也不至於不惜性命。從鞏義窯的發掘情況來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見於人們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經》留給我們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業互鑑，“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談及“北青”，《茶經》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線索——“鼎州窯”。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根據古地名判斷，鼎州窯即是指唐宋時期大名鼎鼎的黃堡-耀州窯。黃堡-耀州窯地處陝西銅川，距離長安較近，其產品深受越瓷影響，幾可亂真。至五代，耀州窯青出於藍，更生產出天青釉瓷，開風氣之先，以至於不少研究者認為五代耀州窯就是後周世宗柴榮的“柴窯”。當然，“柴窯”如今仍是懸案，但黃堡-耀州窯對後來汝窯的重大影響，卻有公論。
北方白瓷的流行，讓南方諸多陶瓷原料豐富的地區蠢蠢欲動。傳統青瓷產區囿於生產傳統，不便改弦更張，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鎮趁此機遇，順勢先後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稱，故而更常見的名稱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時期的青白瓷尚難與北方白瓷比肩，不過此時的初綻為兩宋時的揚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學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時期，大唐頗鬱郁不得志，內有宦官，外有藩鎮，朝臣黨爭，百病纏身。李商隱詩歌中婉轉沉鬱，或早已主導了人們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從陶瓷史觀察，此時真乃陶瓷生產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產皆盛，且彼此交流頻繁，相互效仿。如此鮮明對比，耐人尋味。
某種可能的解釋是：地方割據勢力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增強自身經濟實力，而採取較為寬鬆的經濟政策，進而客觀上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越窯的興盛最為典型。吳越錢氏安居一隅，遠離中原紛爭，利用臨海地利，揚帆海外，偷偷發財。吳越統治期間，越瓷盛行於海上絲路沿線，產品遠達西亞、東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裡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萬件。越瓷的出口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換一個視角審視歷史，有時竟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