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每一個，是用白銀七錢三分鑄成，庫秤是七錢二分，銀質最標準的是墨西哥鑄成的，上面有一隻“鷹”，所以又稱為“鷹洋”，因是外洋運來的，文人筆下稱為“番餅”，民間稱作“洋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塊錢稱作“番佛一尊”。足見當時一般人對銀元的重視和膜拜。
鷹洋在清朝時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國在光緒年間大量鑄造了多種銀元，上面有一條龍，稱為“龍洋”。
到了民國初年，袁世凱秉政，又鑄造了一種銀元，上面有很大一個袁世凱的頭像，所以後來民間將這種銀元稱為“袁大頭”，簡稱“大頭”。上述數種銀元，在同一時期等價使用。
銀元之下，還有兩種輔幣，第一級是“銀角子”，南方稱為“毫子”；第二級是“銅元”，俗稱“銅板”。這兩種輔幣，並不是十進位制，是要跟著銀價銅價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稱“小洋“，兌換店天天有市價牌子掛出，一元能換銅板多少？
那時市價沒有多大上落，銀元一枚，約可換銅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白銀七錢三分的銀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銀元的交易，重量即達七十三兩，這是不可能帶在身邊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錢莊的莊票，後來鈔票也通行起來了。
可是銀行與錢莊的庫存，仍以白銀為本位。一切用銀元作為流動品，往來結算只是使用銀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銀行錢莊薈集之區，可以見到行莊的老司務（即工役
）
背上負著一個黃藤笆斗，漆上了錢莊名稱的黑字，裡面盛著銀元，互相遞解。數目大的要用特製的鐵框厚木箱解款，鈔票就沒有這種麻煩。
好在解銀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須兩人才抬得動，搶劫是不可能的，況且那時治安良好，在銀行和錢莊區的警衛也極嚴密，盜劫絕少發生，搶笆斗的事十數年中偶或有之，劫銀箱的事簡直不曾聽見過。
銀元放在身邊，鏘鏘有聲，而且白花花的色澤更是炫眼，所以舊時個人攜帶大量銀元容易發生事故，俗語所謂“財不露白”，“白”字舊時指銀元寶或白銀而言，後來即指白銀製成的銀元而言。
鈔票輕而易於攜帶，不會惹人注目，於是鈔票的通行越來越旺，使用大量銀元的機會日漸減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來，都用銀元，十元以上的則用鈔票。鈔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種。
由於銀元是九八純銀鑄成，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屬，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純銀還要硬。當時銀元也有假的，是摻和銅質或鉛質製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別的方法，只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真的鏘鏘有聲，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
還有一種含銅質極少的假銀元，只要以兩手指夾在銀元中心，用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真的銀元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殷”一般的銀笛聲，假的就沒有。銀錢業的從業員，在年少學業時，就要練習辨認銀色和各種版樣，以及辨別響聲。
銀元越出越多，版樣名稱約有二十多種，辨別大批銀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這些技術，就會吃進“夾銅洋鈿”，令人懊喪不已。
銀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規格，有一塊木板叫做“銀元板”，是一塊板上雕出十行半圓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這是銀行錢莊和大商行中所必備的工具。
點數銀元又有一種方法，是憑兩隻手，右手只拿一塊銀元，左手拿成疊銀元。左手指陸陸續續把銀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塊一塊地敲響銀元的邊，一面敲一面聽，聽到聲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塊錢剔出，於是再敲再數，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著數下去，一百塊錢，不到一分鐘，就把鑑別的工作做好了。民國初期的銀元
辛亥革命以後，清朝政府滅亡，成立了中華民國；但是民國初年的銀元流通狀況更加混亂，除了外國的各種洋錢（如鷹洋、站人洋、本洋、日本龍洋等
）
繼續上市之外，還有清朝末年北洋造幣總廠和地方各省發行的各種龍洋，以及民國元年鑄造的孫中山半身側面像開國紀念幣、四川軍政府發行的“漢”字銀元等，達到十幾種之多。由於這些銀元種類繁雜、成色不一，有的甚至相差一成左右，所以價格也有高低的差別
。按照當時全國的金融中心上海銀錢業所開的價目，標準以成色最好的鷹洋為主，為1；南方各省龍洋減少0。15‰至0。25‰，北洋造幣總廠的龍洋減少0。5‰。至於東北奉天、吉林、東三省、四川等地的銀元，因為成色差，錢莊素不通用，即便使用也必須加以重大貼水，減少百分之一至二。
這樣，錢莊、兌換業就利用這種混亂情況，操縱銀元的市價，買進賣出，從中抬高或壓低價格，獲取暴利，給人民帶來了危害。同時，對中外貿易的開展、國家財務賦稅的收入也造成了麻煩。
在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呼籲下，北洋軍閥政府在民國三年（1914年
）
頒佈了一項國幣條例，整頓和統一銀元的發行使用，規定鑄造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種銀幣，以一元的為主。這種新鑄造的銀元正面是袁世凱的側面頭像和鑄造的年份，背面是“一元”兩字和嘉禾紋飾，俗稱“袁頭幣”、“袁大頭”、“大頭”。規定每枚重七錢二分，成分為銀90？銅10？後改為銀佔89？
同時還宣佈一切稅收和財政收支都要用國幣，不用外國鈔票和生銀兩。在少數民族地區准許使用舊銀幣、銅元和制錢等等，但都要照市價摺合成新銀幣。
民國四年
（
1915年
）
以後，各省又先後仿鑄袁頭幣。這種新銀元形式劃一，花樣新穎，容易識別，成色和重量又能夠嚴守規定，所以發行以後，很快就在全國各地流行開來。
它首先在上海取代了龍洋的地位，逐漸和舊主幣一外國鷹洋持平。墨西哥改行金本位以後，鷹洋停鑄，來源斷絕，在我國的流通數量也逐漸減少，有自然消滅的趨勢。
只是由於外國銀行的干涉，鷹洋還在我國市場上和“大頭”並行使用。到了民國八年（1919年
）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上海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界也實行罷市。6月11日，錢業公會透過決議，取消鷹洋等外國銀元的行市，只使用國幣，至此銀元的流通完全統一。這種統一，是中國近代貨幣史上的一個進步。
其主要原因，除了“五·四”運動的政治影響之外，應該說是新發行的袁頭幣在形式、重量、成色、數量上都能夠滿足貨幣流通的需要，具備了成為銀元主幣的各種條件。袁頭幣在袁世凱死後繼續鑄造和流通。
民國初年的物價
民國初年，政權雖然落入北洋軍閥手中，但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仍利用了當時的革命形勢，宣揚“興商”、“利民”、“富國”、“實業救國”、“實業計劃”的主張，迫使北洋軍閥政府頒佈了一系列保障資本主義企業的法令；而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陷入戰局，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因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有所發展，農業生產也比較穩定，以致這一時期的物價總水平雖然有所上漲，
但從十多年的較長時間看，與後來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物價波動狀況相比，漲速還算是比較緩慢的，但就某些年代或地區看，物價是很亂的。
指數表明，當時我國從南到北，由沿海到內地，物價普遍上漲了，儘管漲速比較緩慢，但給人民生活增加的負擔仍然很重。
況且這種負擔僅是一種表面現象，還有許多複雜的壓榨更重。例如乞內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北洋軍閥的外債來源減少，乃乞靈於內債。
在整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民國元年（1912年
）
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
）
，共發行27種內債合6。2億元以上，為清政府整個統治時期實發額的10倍以上。
關、鹽兩稅本是北洋軍閥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從民國六年
（
1917年
）
至民國十五年
（
1926年
）
兩稅合計實收16。6億元。還不能滿足軍閥政府龐大的消耗需要，各地軍閥為了籌措經費，還擅自徵收鹽的附加稅捐。
全國鹽的正稅和附加稅，
民國十五年
（
1926年
）
比民國十二年
（
1923年
）
增加4倍。除鹽稅以外，還有田賦，並且出現了田賦的預徵，四川梓桐
民國十五年
（
1926年
）
竟預徵到1957年。
北洋軍閥除向人民徵收苛捐雜稅以外，還濫發貨幣，其中有一種輔幣銅元。隨著銅價的下跌，銀元兌換銅元的比例，不斷增加。北京當時每一銀元兌換銅元的平均數如下：
此時各地的大工和小工的日工資，多以銅元結付，由於銅元貶值，加重了人民生活負擔。
至於具體物價，我們不妨看看時人的記載：“
從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車，我們坐的是‘藍鋼車
’
，過了南京，才知道中國之大，實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車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個站，站上都有許多小販攤來兜售土產，一籃籃一包包的東西只要六個銅元至八個銅元，惟有到德州，有一種燻雞，每隻要賣到小洋二角，初時我認為太貴，只想買兩隻，後來一想，藍鋼車餐廳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麼不如多買兩隻，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燻雞肉質既肥且嫩，香味濃郁，口頰留香，舌本生甘，簡直是從未吃過的珍品。
火車進入山東境內，因為地近棗莊，有一種紅棗，色澤鮮紅，形如雞心一般，每一簍賣銅元八枚，我覺得東西雖好，價錢太貴，只要買兩簍，那個小販出取一粒紅棗，朝地下一擲，竟然砰然有聲，分裂成為二三塊，足見這種紅棗清脆異常，於是我又多買了兩簍。火車一開動，開始吃棗，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適度，而且無核的，所以我倆一下子就吃光四簍，代替了一餐，計算起來，比吃大菜又美又廉，可以省了許多錢。
到了北京（那時稱北平
）
火車總站，已有親友在接車。接觸到眼簾的，就是“大前門”的偉大建築，本來從前上海有一種大前門香菸，就以大前門為標記，但親歷其境一看，就覺得全然不同，這是一庭複式的城樓，高不可攀，偉大無可比擬，自己頓時覺得渺小得很。親友們為我倆僱了兩輛人力車
（
人力車在上海稱為黃包車，在香港稱手車，在北平稱‘膠皮
’
，意思是這種車輪用樹膠橡皮來制的
）
，那時北平汽車不多，通常都是坐這種
‘
膠皮
’
來往的。
北平用的貨幣，雖用鈔票，通常還是使用銀元，但是他們稱它為
‘
大銀兒
’
，銀角子稱為
‘
小銀兒
’
，銅元叫作
‘
銅子兒
’
，至於銅錢已近絕跡了。
北方產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種多得很，按照我那時日記上所記載的，小兒梨每一個銅元二枚，桃子每個銅元一枚，雅兒梨、煙臺梨、萊陽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種蘋果又熟又甜，每個銅元二枚，又有一種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緻名貴的水果了。雞蛋每隻銅元一枚，鴨蛋更便宜，但鴿蛋就比較貴，要賣到二個銅元，製成品如北平松化皮蛋，也只賣銅元一枚。還有一種很大的糟蛋，是用鵝蛋做的，放在瓦罐裡，兩個蛋只賣銅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我的幾個親戚都是大學教授，月薪高達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