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一般都將官位稱為“缺”，即官缺，而官缺又因地域不同、職能不同又有很多的叫法，如“肥缺”指的就是油水多的官缺。清代時，被稱為天下最肥的缺有三個，即鹽政、河道和漕運，連素來以油水多的內務府都得羨慕。

鹽在古代是國家的戰略物資，統歸朝廷掌管，清代的鹽政是出了名的油水多，別的且不說，光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鹽商們，每年就有可觀的孝敬。關於鹽政官員的油水，想必大家也很熟悉，這裡就不多說，主要還是來講一講河道和漕運兩個衙門。

清代財政支出中，除了軍費、官俸外，最大的一項開支就是河工了。自嘉慶、道光時期起，河患嚴重，加上治理河道、修繕水利工程等經常性支出，每年花費在河工上的銀子在500萬兩以上，佔到整個財政支出的10%以上。據嘉慶皇帝的一道諭旨中披露，僅用於南河的費用數年間就達到了4000多萬兩。

治河本是一項大工程，也非一年兩年能看見效果，因此河道官員便有了機會從中漁利。表面上看，國家撥給河工的款項十分龐大，可真正能用在治河上的卻很少，除了數額驚人的靡費外，相當一部分落到了各級官員的口袋中。

道光時期一位做過河道衙門的師爺曾描述了河道衙門的奢侈：河道總督衙門駐紮在清江浦，道員及廳汛各官壞峙而居，每年經費有幾百萬兩，實際用於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都用在文武官員的揮霍上。大小衙門的應酬、迎來送往的招待，飲食、衣服、車馬、玩樂無不爭奇鬥巧，窮奢極欲。

據說，河道衙門只要一開席，沒有幾百兩銀子根本辦不下來。宴席上豚脯、鵝掌、駝峰、猴腦、魚羹都是常用菜譜。河工宴席，都是流水席，一撥人吃完，下一撥接著吃，因而席宴一開就是幾個晝夜。自河道總督以下的大小衙門，每個衙門都有幾百名幕僚，他們待遇優厚，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節日有節敬，特別是那些久駐工地和衙門的幕僚，收入更是驚人。

河工如此糜爛，以致於有人說：“漕運、河工二者不整治，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晚清時，人們都說，有點良心的河道官員將經費的十分之三用來辦河工，而那些貪墨的官員卻不及十分之一，甚至發展到非搶險不花一兩銀子的地步。可以說，一任河道下來，下半輩子衣食無憂。

和河工比起來，漕運衙門也是另一個肥缺，另一本爛賬。清代沿襲明代的做法，每年從江南征收漕糧400萬石，透過運河運往京師，這批漕糧是供應皇室在京八旗的。由於漕糧關係到國家的根本，除了用大量經費治理河患以保證漕運暢通外，還設定了漕運總督以下的縱向管理系統，而這個系統，自清初以來便花費甚巨，至中、晚期時，已經是個無底洞。

有人曾給漕運算過賬，基本上一石漕糧從江南運到京城的成本，是原價的三倍以上。而如此重負，各級漕運官員及兵丁的花銷、靡費佔了很大一部分。僅以漕運總督所派的漕務委員一項，由初期的幾人增至嘉慶時的80多人，而這些人大多是漕運總督的親信，吃拿卡要，無所不為。可是，朝廷對於漕運的管理始終沒有根治的辦法，任由漕運官員大肆索拿。

再來看看另外一個和糧食有關的官職，即糧道。以陝西糧道為例，它是陝西省公認的肥缺。陝西是重要的戰略要地，駐紮了很多的八旗兵和綠營兵，而糧道一職，專管收支兵糧，其他的公事很少。糧道有東西兩倉，每年經手的兵糧大約有20萬石，但中間都會有1萬石左右的差價，換成銀兩，便是6萬多兩。

這6萬多兩銀子便成了糧道衙門的陋規收入，況且，糧道還透過多進少出、折色等變著法子弄錢，一年下來最少也有三十萬兩的進項，這些銀子全部都會落入糧道衙門官員的口袋。可想而知，一個四品衙門尚且有如此多的進項，百姓的負擔豈能不重呢。說到底，不管是哪個衙門，花得終究是朝廷的錢，最終也是百姓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