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絕，官也做得相當發達，有過五十年“家門鼎盛”（吳敬梓《移家賦》）的時期，但到了他父親時已經衰敗。他少年時代生活還頗優裕，隨父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這種教育並不侷限於八股文訓練，還涉及到經史、詩賦。

祖輩的科第發家和當時的家門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舉業，二十歲時考上了秀才，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後父親亡故，他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繼承了一筆豐厚的遺產，族人欺他這一房勢單力孤，蓄意加以侵奪，這使他看到人情世態的涼薄，並由此產生了對家族的厭惡和反抗的情緒，祖傳遺產也在短短几年內隨著這種情緒的增長而加速散盡：他一面往來於家鄉與南京，涉足花柳風月之地，肆意揮霍；一面隨意散發錢財給向他求助的人。他被鄉里視為“敗家子”而“傳為子弟戒”（吳敬梓《減字木蘭花》詞）。而且他幾次鄉試都沒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親友的歧視，感到在家鄉很難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歲時把家搬到了他所喜愛的有著名山勝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後，家境雖已很困窘，但他仍過著豪放倜儻的生活，與四方文酒之士交遊，甚至在沒落之中，仍變賣了家產，以葺先賢祠。同時，他對仕途也失去了興趣。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推薦他入京應“博學鴻詞”科考試，他也稱病不去。而他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主要靠賣文和朋友接濟過活，有時竟到了“囊無一錢守，腹作於雷鳴”，“近聞典衣盡，灶突無煙青”（程晉芳《寄懷嚴東有》）的地步。雖然他性格豪爽，但內心的辛酸還是難免的。當他的好友程晉芳也陷入困境時，他感慨地說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吳敬梓是舊時代一種很特別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對杜少卿的批評，描繪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來：

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這裡正是寫出了吳敬梓與由“正經人”所組成的世界和他們的人生規範的衝突。在吳敬梓看來，在所謂“正經人”的世界裡，人心為功名富貴和虛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應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熱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須從這個“正經人”的世界中逃脫出來，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裡，這對吳敬梓仍然是艱難的課題。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墮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學以人格修養為先的原則，覺得講求禮樂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處”，才是挽救士風的途徑。他晚年曾用心於經學，認為這是“人生立命處”（《文木先生傳》），並曾著《詩說》（已佚）。他的這種努力，與時代風氣是一致的。清代重實證的經學，在一部分學者那裡具有同教條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學相對抗，透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闡釋來改造社會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錫瑞論清代“經學復盛”的原因，謂“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指八股）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經學歷史》）。

當然，這種以古老經典為依據的思想學說所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是極有限的，它對於吳敬梓也只是一種晚年生活的寄託而已吧。

《儒林外史》約作於吳敬梓四十歲至五十歲時，這正是他經歷了家境的劇變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時期。此書現在所見的最早刻本（臥閒草堂本）為五十六回，而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記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吳敬梓長期交往的好友，所言當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為後人所新增，這已為學界所公認。而我們認為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內容也是後人竄入的，這主要是兩大塊：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蕭雲仙在青楓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結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湯鎮臺野羊塘大戰為核心的故事。這兩部分偏離全書的主題和結構，思想傾向與全書不合拍，藝術性也很差。

此外，吳敬梓還著有詩文集《文木山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