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把外在的客觀存在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認為人的後天性格的形成以及心智的成長，都離不開後天環境的影響。人性受到後天因素的巨大影響，隨著人口、社會和經濟的變化，人性也是隨之而變化的。

荀子說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在這個方面，荀子的論述和孔子的習相遠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從荀子的論說中可以知道，他指出了人性修煉或者說修身養性的基本方法，那就是包括內外兩個部分。透過這個基本方法，治心是指向內，而外則由隆禮來達成。外界環境決定了人的內心世界的變化，人的性惡需要治心，治心的目的在於解決那些影響人性發展的因素，從而使得人達到明智的結果。

荀子突出治心，在增強和發揮個人主觀能動性方面的積極作用。荀子也非常重視外界規則對人性提升的重要作用，他提出需要透過“師法”來提升人性修養的水平。

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應該透過治心和隆禮來完成。是什麼原因導致禮的興起？荀子對性惡論增加了很多的社會內涵，並對其進行嚴密的論證。

人的各種義、各種爭，這些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這一切的源頭都是人性之惡引起的。由群分構築的人類社會的秩序，如果要保持社會秩序的發展，就必須強調禮儀之約束作用。

他認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發展不可少頃舍禮義，這實際上表達了人性的發展離不開禮義的規制，這是因為禮義可以促使人的慾望，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可以節制人的慾望的無限膨脹，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所以，禮義對於規整人性之惡是可行的，禮的起源、變化等等都是圍繞人性之惡而進行的。

由此觀之，荀子認為惡是人先天性存在的，必須透過外界環境，來促使人的內心世界的發生變化，也就是透過隆禮來對其進行後天的改造，方能達到人性之善的發展。

荀子雖然強調了人性之惡的客觀存在性和變異性，但卻認為必須隆禮方能達到人性之惡的限定，透過宗法思想的恢復，性惡才能得到限制。

荀子“群”的概念認為，社會是有等級的，人也是有等級的，所以和普通人相對的是聖王。在人群的自然狀態下，普通的人們為追求個人私利而引其爭奪與鬥爭，社會陷入混亂無序的偏險悖亂的狀態。

所以，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先王憎惡此種狀態，所以為社會制禮義區分人群。在先王制禮義的過程中，其實是受到了憎惡情感的推動。

當然，憎惡本身並不能使人為社會制禮義，情感並不能決定人採取何種行為。但在荀子這裡，先王是具有聰明才智的人，當他們受到憎惡情緒的驅使時，他們能充分的發揮其知與能，知曉中道，依據中道為人們製作禮義。禮義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是先王憎惡人群自然狀態下的無序狀態；第二，先王具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來引導人們改變這種狀態。憎惡的情緒是改變現狀的動力；聰明才智則是改變現狀的能力，兩者的結合便有了禮義的產生。荀子說：

在人化性起偽的過程中，心的活動是性惡走向偽善的關鍵環節。但心要發揮其辨知和思慮的功能，還需要在情感的基礎上施展，需要由人的自然情緒來推動。也就是說，從人能認識善、惡到人能選擇善，規避惡之間，需要情緒的推動作用。

君主對於其臣民，就像是保護嬰兒一般。在人群的自然狀態下，人們為了私利而爭鬥不休，使人群陷入偏險悖亂，人的生命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先王出於對人群的關心愛護，對人群的自然狀態產生了憎惡之情，在憎惡之情的推動下，加之以先王的聰明才智，為社會制禮義，使人類群居，整個社會正理平治。

因為人性是惡的根源，所以聖人制定禮義法度，來化導人性和節制人慾。聖人制定社會等級制度及相應的道德規範，按照合理的差別分配社會資源，解決人之慾與物寡的矛盾。儘可能的滿足所有人的欲求，這樣，人與人之間不會因為私慾而發生爭鬥，人與人之間能夠和諧共處，那麼人類社會就能達到正理平治。

聖人制禮義並不是要去除人性和人慾，而是要養人之慾，給人之求。禮義從根本上來說是符合群體的利益，所以人們從內心認可禮義，願意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在聖王的禮義教化之下，人由性惡導向善，社會由偏險悖亂走向正理平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