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由於周王室王權衰微，對諸侯的控制力逐漸衰弱，出現了所謂“禮崩樂壞”的現象。當時，禮樂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維繫貴族社會的運轉，只是原來天子才能用的規制被諸侯拿來用了，大夫也跟風用了諸侯才能用的器物。嚴格來說，這種情況是僭越。

春秋時期，大部分時間內有“兩霸”——北方的晉國與南方的楚國。為爭奪中間小國的控制權，晉楚兩國在中原地區形成了長期拉鋸的局面。

公元前638年，鄭國成為楚國的附屬國。宋國因此伐鄭，楚國遂派來救兵，兩軍在泓水相遇。當時，宋國軍隊已經在泓水邊列陣，楚國軍隊還沒有來得及渡河。但宋襄公仁義，等到楚軍過河後才開戰，最終戰爭以宋國失敗告終，宋襄公身負重傷，不久病亡。

晉楚之間的城濮之戰，發生於公元前632年。對於這場戰爭，楚國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楚成王不想打，令尹成得臣堅決要打，所以楚成王沒有將主力交給成得臣，導致楚國軍力實際弱於晉國軍隊。最終，晉文公獲勝，一舉奠定了霸業。

因長期的爭霸戰爭，中原小國不堪其擾，晉楚兩國也被拖得精疲力竭。於是，老牌諸侯國宋國出來調和。公元前589年和公元前546年，宋國兩次邀請各國君主進行和談，史稱“弭兵之會”。

隨著天子威權下移以及各國僭越爭霸，諸侯的權威也在慢慢消解。

《左傳》中記載了晏嬰、叔向論季世的故事，季世是末世的意思。我們都聽過晏子使楚的故事，但這次的事情發生在晏子出使晉國的時候。

史書記載，齊國曾將少姜嫁到晉國。少姜去世，齊國為了繼續婚姻關係，就派晏嬰來晉國再度求婚。訂婚之後，晏嬰接受晉國的宴賓之禮。叔向陪他一起參加宴飲，並交談起來。

叔向問：“齊國怎麼樣了？”晏嬰回答：“現在是末代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齊國恐怕是陳氏的了。”叔向說：“是的。就是我們晉國的公室，現在也到了末世。兵車沒有戰馬和人駕馭，國卿不率軍隊；國君的戰車左右沒有好人才，步兵隊伍沒有好長官。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這八個大家族的後人已經淪為低賤的吏役。政事由私家決定，百姓無所依從。”

晏子問：“您打算怎麼辦？”叔向說：“我聽說，公室快要衰微時，它的宗族就像樹的枝葉一樣首先落下來，公室跟著就衰亡了。我的一宗有十一族，只有羊舌氏一支還在。我又沒有好兒子，公室沒有法度，能夠得到善終就是萬幸，難道還會指望得到後代的祭祀嗎？”

透過晏嬰和叔向的這番對話，可以看到齊晉兩國的國君、公族和原有的大貴族均已呈現明顯的衰頹之勢。對比之下，齊國的陳氏以及晉國的韓、趙、魏三家則欣欣向榮。

齊國的陳氏就是戰國時期的齊國君主，也就是田氏。田和陳實際上是一個字的不同寫法。齊國、晉國的大權逐漸被這些新興的卿大夫宗族掌握，所以後來就發生了田氏代齊、三家分晉的重大事件。

其他的中小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形。鄭國有“七穆”，魯國的國政則長期被“三桓”（即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他們都是魯桓公的後人）操控。

國君的權力大大衰弱，政令被原本的家臣、卿大夫家族把持。當時，人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政出家門”。這些掌握實權的卿大夫、家臣是僭越的主力。

成語“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本是孔子對“三桓”之一季孫氏在家廟中使用八佾的批評。八佾是周代宮廷樂舞制，八人一行為一佾，八佾就是六十四人。跟周天子用九鼎一致，周代禮制規定“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因此，魯昭公最多可用六佾，可季孫氏故意打破禮制，設定了六十四人的大型舞樂隊。故孔子感慨：“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孫氏僭越周天子禮制的嚴重性在於，不僅周天子，就連國君也已喪失了控制卿大夫、家臣的實力，禮崩樂壞難以避免。之後，中國歷史就進入戰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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