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著名社會學家和世界體系理論的開創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沃勒斯坦傾其一生研究世界體系的不均衡性，並立足於被壓迫者的立場，孜孜不倦地倡導與參與反體系運動。今天是他逝世一週年，“全球大學”的發起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劉健芝教授邀約全球左翼學者、活動家撰寫了一系列紀念文章。感謝薛翠、何志雄、嚴曉輝、何志雄、靳培雲、陳燕文翻譯，感謝沃勒斯坦的女兒嘉芙蓮·沃勒斯坦Katharine Wallerstein提供部分照片。
作者：
劉健芝（嶺南大學）
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
薛翠 （西南大學）
Boris Kagarlitsky （俄國莫斯科全球化與社會運動研究中心）
Remy Herrera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
Gustave Massiah （法國發展研究和資訊中心）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
Patrick Bond （南非西開普大學）
Ari Sitas （南非金磚事務專家）
Noah Tsika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2019年8月31日，著名社會學家和世界體系理論的開創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一個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
劉健芝
2016年8月蒙特利爾世界社會論壇開幕遊行，沃勒斯坦與劉健芝。（攝影：薛翠）最後一次與沃勒斯坦見面，是2016年8月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上。
全球大學經過五年醞釀後，在2015年突尼西亞世界社會論壇上宣佈正式成立，創始成員有200人，匯聚了五大洲跨領域、跨世代的思想者和行動者，進行思想交流。翌年8月，多位創始成員參加了蒙特利爾的世界社會論壇。全球大學屬民間機構，為保持獨立性開放性，不接受任何政府、財團、基金會的資助，秘書處設在香港，經費由成員捐贈。像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等活動，亞非拉的成員會有經濟困難，因此，蒙特利爾的世界社會論壇，全球大學有20位創始成員自費參加，包括美國的沃勒斯坦夫婦Immanuel Wallerstein和Beatrice Friedman，加拿大的Pierre Beaudet， 葡萄牙的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法國的Mireille Fanon-Mendes France和Gustave Massiah，比利時的Francine Mestrum，南非的Patrick Bond，墨西哥的David Barkin和Claudia Caballero，摩洛哥的Hamouda Soubhi，巴西的Chico Whitaker，玻利維亞的Pablo Solon等，我們來自中國的有戴錦華、薛翠、陳燕文、歐陽麗嫦等。在8月9日開幕禮的大遊行上，我們拿著全球大學的橫幅，與沃勒斯坦夫婦並肩前行。86歲高齡的沃勒斯坦，身體硬朗，用了大概兩小時走畢全程。
2016年8月蒙特利爾世界社會論壇開幕遊行，劉健芝（右二）、戴錦華（右三）、沃勒斯坦（左三）、沃勒斯坦妻子Beatrice Friedman （左二）（攝影：薛翠）我們相約四天後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進行訪談，沃勒斯坦準時下來，我看他步履蹣跚，與幾天前的輕快有所不同，我心頭一顫，不會是累壞了吧。再看，放心了，但忍俊不禁。沃勒斯坦趕著下來，沒發覺他的皮鞋左右穿反了。我們趕快招呼他坐下，開始訪談。戴錦華和我都是文化研究的老師，我們約好了，時間緊迫，重點聽他講故事，理論交流就留給座談會吧。我跟沃勒斯坦說，你想讓年輕人怎樣瞭解你一生的轉折點，特別是少年時代對一生心態、取向的塑造。沃勒斯坦說，他1930年出生在紐約，父母是中歐經濟移民，少年時代正值納粹瘋狂歲月，父母很想幫助歐洲移民前來美國，父母和朋友在家裡討論，他懵懂卻潛移默化地被左翼思想薰陶，也從小參加各種遊行。大學時代，接觸了非洲朋友，由於他懂法語，所以論文寫志願組織如何介入英屬和法屬的西非政治，此後跑了大半個非洲。由於他反對殖民地，南非和葡屬非洲曾經把他列入黑名單。他很感慨地說，很多人帶著歐洲白人優越視角去看非洲，他很幸運受到非洲朋友的教誨，從非洲人民的位置看世界；受法農思想影響，不在話下。
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1982年在Binghamton
沃勒斯坦夫婦
沃勒斯坦女兒Katharine Wallerstein的確，要自覺地自我批判大國沙文主義，殊不容易。白人優先至上的視角，不只是白人獨有，全球推行的現代教育，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在亞非拉，核心的價值觀、世界觀，就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沃勒斯坦的好友阿明教授在1988年創造了“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這個詞，寫了專著。歐洲中心主義披上各種民族主義外衣，以所謂先進科技、政經制度以至文化品味的優越性，為精英集團、中產階級甚至社會底層所崇尚接納。反而像沃勒斯坦，在美國中心的紐約，少年時代目睹內在於歐洲文明的納粹暴行，青年時代經歷了二次大戰後的麥卡錫白色恐怖，壯年受到1968年全球青年反叛運動的洗禮，甩掉自由主義的天真，同時悟到，一點一滴的去改變世界是不夠的，一個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是可能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反體系運動受到體系的制約，永遠無法完全解放出來。也因此，他的世界-體系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分析的單位不能是個別國家，必須是整個“世界-體系”，任何分析必須同時是歷史的、體系的分析。也要看到，任何體系有深深的裂縫，包括種族、國族、階級、族裔和性別，體系不斷想約制但永遠無法消滅內部的衝突，衝突往往以不可控制的暴力方式呈現。沃勒斯坦補充說，他認為階級是最為重要的鬥爭。
我很認同沃勒斯坦在訪談中說的，“沒有人可以是非政治化的；非政治化的立場，相等於支援現狀，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 沃勒斯坦自覺地支援社會運動，支援非洲貧民抗爭，支援薩帕達運動，支援無地農民運動，支援巴勒斯坦人立國運動… 他殷切期待世界社會論壇能突破限制，發揮廣泛連線全球反抗運動的作用；作為全球大學創始成員，他也殷殷期許全球大學作出貢獻。沃勒斯坦建議年輕人讀他網站上的《評論》。他從1998年10月1日開始，從無間斷地每個月一號和十五號，撰文評論時局，直到最後第500期，在2019年7月1日發表。在最後一期，他說，《評論》翻譯成多國文字，唯有一個文字是從無間斷地、完整地由同一人翻譯的，就是中文。這位譯者是他的學生、回國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的路愛國女士。
世界體系理論四位大師，曾於1982年和1990年出版兩本對談錄，可惜Andre Gunder Frank和Giovanni Arrighi分別於2005和2009年去世，享年66和62歲。沃勒斯坦說，四人之中，他和阿明政見最接近，兩人身影經常同時出現在世界社會論壇上。2018年8月12日，2019年8月31日，阿明和沃勒斯坦先後辭世，享年87和89歲。四位大師如果健在，第三本對談錄想必會憂心忡忡地談論全球整體性危機的多重摺疊：氣候暖化、瘟疫蔓延、兩極分化、經濟崩塌、糧食短缺、民不聊生，還有瘋狂的戰爭機器加速轉動。不能不重提的問題是：今天人類深陷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會走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毀滅？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哪兒徘徊？
沃勒斯坦
從“世界體系”到“世界的終結”
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
我和沃勒斯坦是先80年代就讀到他的文章，開始是北大羅榮渠老師寫的介紹文章，後來是羅老師組織的翻譯的他的《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而認識他本人已是90年代初了，大約快10年以後吧，開始是在世界社會學大會上聽他做主旨演講，然後拿了一本他寫的書讓他簽名，現在這邊書也不知道塞哪去了。以後這些年幾乎每年都能與他一見一談，或者是在美國，更多的時候是在巴黎，因為他每一年也差不多花半年時間，在法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做研究，他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寫字間，比我們社科院80-90年代那些老先生那個鴿子間還要小，但是在那兒呢可以緊挨著坐下兩個人，我經常利用去教科文組織開會的機會，下午就跑他那去，給他一聊就是半天，聊上一個下午，最後一次見他是07-08金融風暴以後，我們在亞美尼亞參加世界社會學大會，當時我還是這個學會的副會長，我和會長比揚雅特科一塊兒請他講國際金融危機，他當時一上來說關於這場危機，我在此之前寫過的文章和書裡都分析過了，所以我今天就不談它了，引來下面熱烈的掌聲（應該是大家仍然聽到他談這個問題的期待的掌聲），而他那天談的實際上是整個世界體系本身的問題，也包括論證這個世界體系的知識體系的問題，社會學中的問題。
沃勒斯坦回顧我對他的這些作品的閱讀和理解，第一當然是世界體系理論，我是先讀的阿明後讀的沃勒斯坦，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的感覺，似乎比讀阿明的著作多了一層信心，阿明的作品已經夠深刻，但是有一種絕望的感覺，特別是關於發展和依附型或者欠發展的關係，總覺得南方依附在這樣一個體系裡面就很難有發展的機會，而沃勒斯坦這個世界體系理論，在中心和邊緣之間提出了一個半邊緣地帶，這樣至少第一是個動態的，第二是更看重同一個世界體系裡邊緣地帶的“機會”。另外，這樣一個世界體系還不只是結構上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而是一個專門的分析問題的視角，可以說就叫世界體系的分析方法，它同時也是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方法，而有了這個方法看待資本主義問題，資本主義危機問題，就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看，再來做所謂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記得有一次在布里斯班的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我們倆也都去那個比較社會學分會上去發言，當時從方法上他就指出過，原來那個比較是以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為單位來比較，而世界體系理論是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體系，祇不過這個體系裡面有中心，邊緣和半邊緣地帶，這樣一種整體論的分析的同時，它又是長時段的分析，沃勒斯坦在賓漢姆頓建這個中心就用的是布勞黛爾研究中心之名，繼承了法國年鑑學派布勞戴爾的學術傳統，不止是看眼下和當前乃至於近幾年十年為一個單位，而是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看著一個時段，這樣這幾百年都納入分析的視野。
1976年，沃勒斯坦（右）與布羅代爾（左）攝於布羅代爾研究中心成立之日。對我來說除了這兩個直到現在還受益無窮，也還願意繼續學習的世界體系的分析方法和長時段的分析方法外，1995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就開始更注意到他當時做的兩個研究，一個是後來寫成的小冊子，《開放社會科學》，一個是他自己相關文章演說的彙集，他把它叫做《否思社會科學》，當然其實還有第3部書，他的書名叫做《我們所熟知的世界的終結》，他故意取這個書名兒，以不同於“歷史的終結”，這三本書吧，從《開放社會科學》起，他其實是組織了一批各個學科的學者，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最後寫成這麼一個小冊子來論證18世紀以來的所謂社會科學，其實既是18世紀以來這個社會的寫照，也是對這個社會的論證，這樣社會科學原有的一些外衣或者叫偽裝，實際上是被他給剝離開來，並不是我們想象的，或者早期人們宣稱的，像自然科學一樣去客觀的科學的反映這個社會，而實際上它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個結果，同時它又反過來去論證這個社會的正當性，在《否思社會科學》裡，更是提出了一個根本改造，它的至少是方案，那就是乾脆把原有的社會科學作為問題給予質疑，否思（unthinking），最後在《我們所熟知世界的終結》裡，則表明隨著冷戰結束，新世紀到來，18世紀以來這個社會包括這個世界體系正在走向終結，因此我們的知識系統，原有的知識系統也正在走向終結！
把這三個點串起來看，從把世界看作一個整體世界體系，到從長時段來看這個世界體系，包括它的變化，最後對看這個世界的所謂社會科學加以質疑和反思否思，到今天我們面臨這麼多的不確定性，危機、風險，就更顯得可以說有先見之明，包括亞美尼亞那一次演講是07-08金融風暴剛過，而他當時的演講其實根本就沒有直接講雷曼兄弟倒臺，兩房次貸危機，華爾街風暴，而是說按照世界體系的理論分析這金融風暴經濟危機遲早的問題，而且，一定是會在它的核心地段，發生在它的金融中心，發生在產業資本已經向外轉移剩下的虛擬資本泡沫經濟高度金融化的地帶，發生總體性世界體系意義上的危機。
最後，與他和阿明、阿瑞吉等這些學者的交往，真的是既忘卻了年齡的差異也忘卻了所謂民族的差異，與他們交往就是學者之間的交流、對話、溝通，而沒有去考慮他是哪國人，什麼年齡的人，是不是所謂學界的一個泰斗和權威，他們身上也沒有一點那種所謂的名人的架子，這是非常非常難得，也非常讓人留戀和懷念的！
我們繼承和發揚了沃勒斯坦教授的世界系統論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
溫鐵軍與沃勒斯坦夫婦合影（2007年7月，溫哥華）在2020年8月31日沃勒斯坦逝世一週年的日子裡，我們中國的鄉村建設參與者們以及和鄉村建設實踐緊密配合的科研團隊，想對沃勒斯坦老先生在天之靈表示深切的敬意。
沃勒斯坦先生的思想在中國的影響不僅沒有隨著他的故去而減弱，反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並且轉化成我們科研團隊的主要理論工具，直接用於分析中國納入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以來遭遇的結構性矛盾，以及這種內在矛盾促使全球化解體造成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
我們繼承和發揚了沃勒斯坦教授的世界系統論，認為：經過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的連續危機，美國不僅多次使用超級量化寬鬆政策向世界轉嫁危機的代價，而且在這個過程中，2013年形成了美元為核心的、6個西方金融資本主導國家的長期貨幣互換為形式的金融資本新核心。2020年又形成了包括16個國家的半核心。隨之則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被金融資本排斥的邊緣化國家。
記得2007年7月，我曾經向沃勒斯坦先生當面討教，話題就是金融資本全球化以及金融資本危機如何透過美元主導核心國家建立的排斥性系統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他耐心地聽我介紹觀點，對我的提問認真做解答，使我在進入國際比較研究領域之初就能獲益匪淺。
當前國際形勢非常複雜。金融資本全球化危機大爆發之際，中國不僅面臨被硬脫勾的挑戰，而且在國際貿易有關的金融領域中將可能會出現被動的去中國化。這表明，我們可以藉助沃勒斯坦教授的世界體系論來解讀金融全球化已經進一步演變成了極具排斥性的金融法西斯化。
從蒙特利爾世界社會論壇說起
薛翠 （西南大學）
2016年8月9-14日，健芝老師帶領全球大學工作團隊參加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那是我第一次見沃靳斯坦教授，見證他遊走於街頭與課室之間，誠懇地為社會運動提供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的武器。
那屆論壇乃至今唯一一次在全球北方發達國家舉行，引發多方爭議，但沃靳斯坦教授仍然深信論壇乃世界人民匯聚及共謀對策的空間，義無反顧撰文力挺。 8月9日，全球大學創始成員與沃靳斯坦教授一起參加論壇開幕的遊行，只見他雖年屆86歳，卻健步如飛。
8月11日，我與陳燕文負責拍攝沃靳斯坦教授參加的座談會。會場乃一間小課室，卻擠滿了人。主持介紹主題乃當前美國階級、種族及性別的鬥爭，講者及觀眾多是社會運動人士。沃靳斯坦教授的妻子與孫女也參加。沃靳斯坦教授講了約20分鐘，從容平穩，給予時勢分析與運動方向之精闢建議，通俗易懂。
我簡單總結：資本主義無法持續下去，資本家從生產領域賺不到利潤，可供盤剝的人民也越來越難找，另一方面，底層民眾越來越買不起商品。當下資本主義趨向將金錢投向金融，但這轉移金錢而已，卻非提高生產力。資本主義必然遭遇結構性危機，在失去平衡陷入混亂之際，出現分叉，一邊邁向比資本主義更加糟糕的世界，另一邊則邁向相對平等的世界。前者可命名為達沃斯之精神 （the spirit of Davos） ， 尊崇層級、剝削、兩極分化的價值，後者乃阿雷格里港之精神 （the spirit of Porto Alegre），捍衛人民利益，締造公義社會。站在這十字路口中，我們要作出集體的歷史選擇。阿雷格里港猶如傳承1968年之精神，即各式各樣的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生機勃發，千萬不要像傳統左翼運動那樣排外，只容許單一的工人運動模式。我們既要體現 99% 多元紛紜的群眾運動，但也要促成 99% 團結一致。鬥爭分短、中、長期，短期的鬥爭必須讓人民減輕痛苦，力求生存下去，即使鬥爭策略並不能長遠地改變資本主義制度。讓我們學習蝴蝶效應理論，小小蝴蝶在這裡拍動翅膀，卻在另一遠處影響了氣候變化，我們都是小小的蝴蝶，但匯聚起來卻可能產生巨大的力量，足以扭轉大方向，邁往更美好的世界。
座談會結束後，我向他自我介紹：博士導師乃許寶強教授，屬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教授門生，主持 <另類視野：文化/社會研究譯叢>（1996-2002），沃靳斯坦教授和阿瑞吉授均為<譯叢>顧問，在中港臺華文學界譯介他們多篇文章等等。
2016年8月11日，世界社會論壇（蒙特利爾）。攝影：陳燕文1990年代末，寶強老師、健芝老師、順馨老師等策劃<譯叢>，目的乃引入國外前沿的進步思想，後來，認識了汪暉老師，大家一見如故，接著連結國內老師，合作推動，最後出版了8本經典譯著，比如寶強老師和汪暉老師選編的《發展的幻象》、順馨老師和戴錦華老師選編的《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健芝老師和許兆麟老師選編的《庶民研究》等。同時，老師希望藉<譯叢>培養年青學子，我有幸加入，並擔任<譯叢>研究助理，從翻譯校譯、打字校對、蒐集資料、協調版權、郵寄搬運等實務工作中，獲益良多。
沃靳斯坦教授逝世一週年，他在座談會最後說的一句話依然迴盪在耳邊：讓我們做蝴蝶吧！
沃勒斯坦，遲來的告別
鮑里斯·卡加里特斯基（Boris Kagarlitsky）（俄國莫斯科全球化與社會運動研究中心）
實話說，沃勒斯坦值得被紀念的不該只是一個專欄，也不止於一篇長文，而是一項重要的傳記研究。每個人都要記得他是一本活著的經典，一位歷史社會學的大師。為了更好地瞭解他的思想歷程，我們應該回到起源地——1960年代，當時一位年輕的美國社會學家正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非洲國家的發展有何不妥？
現代化理論於1950年代在西方流行，是資產階級對1930-40年代蘇聯工業發展經驗的解釋。實際上，它再現了由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和格-瓦-普列漢諾夫（G。V。 Plekhanov）提出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概念。普列漢諾夫根據這些觀點，認為所有國家都要經歷相同的發展階段，不可能跳過某一個階段，因此可以利用較發達國家的經驗來加快這一程序。如果一個國家目前處於封建階段，就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為建立福利國家創造條件，而福利國家又可以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向社會主義過渡完全不是問題，因此使用了不同的術語：用“工業化社會”取代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位置。西方國家是這種社會的榜樣，但是，也承認了一種替代方案 —— 蘇聯模式。發展中的世界以各種方式被規定了一系列連續的措施、制度和技術路線，以便在經過多個階段之後，它們可以加入“文明世界”並創造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現在就很清楚，為什麼宣揚考茨基正規化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蘇聯社會學家很容易在1990年代轉變為現代化理論的特定版本，根據該理論，俄羅斯應該停止社會主義實驗，加入西方，返回“發展的主幹道”。現在西方社會不僅是工業社會中最好的一種，而且是唯一可行的一種。問題在於，沃勒斯坦及其同仁在1970年代初就證明了這種想法的缺陷。
嚴格來說，考茨基的觀念早已經被1917年的俄國革命所推翻，依照他的觀點，俄國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或者至少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安東尼奧-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他稱這場革命為反對“資本”的革命。而考茨基卻永遠無法接受這個推翻他和諧理論的事情。
很遺憾，列寧去世後，蘇聯的思想家們不顧自己的歷史經驗，不僅忠於考茨基的思想，而且還把它變成了一種教條。這不足為奇：這樣的方案更易於教授和接受。
在20世紀初，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米哈伊爾·波克洛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iy）就已經表明，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作為並存的人民生活和進步的國民經濟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統一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些國家的 “不發達/落後”和另一些國家的“成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不能孤立存在。而且，問題不僅在於對殖民地的剝削，還在於系統的複雜邏輯，在這個系統中，中心和邊緣自發地發展。沃勒斯坦更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體系中，資本積累的過程如何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將資源和利益從外圍向中心重新分配的趨勢。
沃勒斯坦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現代世界體系》的第一卷，表明資本主義首先作為一種全球經濟體系出現，然後才在其中形成“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周邊國家而言，落後的各種表現不僅成為“發展的剎車”，而且還成為某種競爭優勢，這些國家的精英利用這些優勢來更有效地融入世界體系：奴隸勞動允許生產廉價商品，沒有獨立的法院，普遍腐敗是簡化投資程式的一種方式，僱傭殺手比請律師便宜，等等。
英、法殖民者離開非洲後，在大多數國家留下了所有的民主制度——政黨、法院和議會等，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獨立的條件下維持這種民主秩序。與那些將問題歸結於“原住民”的文化或種族落後的人不同，沃勒斯坦意識到這些都是系統性的限制。總體而言，所有民主、自由、權利和機構、制度等內容，僅在核心國家才有必要。對於邊緣國家而言，這些權利和自由對於資本主義積累收益是多餘的。此外，即使有這些權利和自由，也限制了資產階級的發展，而不是鼓勵它們。這些東西不是由資本主義秩序產生的，而是由社會抵抗或內部社會力量的平衡強加給統治階級的。
乍一看，源於世界體系理論的政治結論似乎很悲觀：至少在一個國家裡很難打破這個體系，建立一個新社會。蘇聯革命的爆發，儘管取得了宏偉的成就，但最終還是以資本主義的復辟而告終。1990年代，沃勒斯坦確定了這樣一個事實：20世紀出現的資產階級秩序的三種替代方案——共產主義運動、社會民主主義和邊緣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同樣遭到了失敗。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不可戰勝的。恰恰相反，無論對手處於何種狀況，它都面臨著內部矛盾，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它的穩定性，一旦其歷史潛力被耗盡，就註定要崩潰。
全球普遍參與的邏輯不僅有陰暗面，也有光明的一面。資本主義世界的任何革命，反映的已經不僅是一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整個世界體系和全球資產階級經濟。任何一場民族革命，不僅是改變單一地區發展性質的因素，也是改變整個體系性質的因素。在這方面，現代資本主義是俄國革命和蘇聯工業化、中國共產主義實驗以及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起義的產物，其程度不亞於（甚至可能超過）西方工業國家發生的程序。
早在1990年代末，沃勒斯坦就預測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即將衰敗和滅亡，他預測這種情況將在未來半個世紀內發生。對於研究者來說，何種新的世界體系將取代資本主義，會取決於很多情況。它尚未發展起來，就無法提前描繪它的狀況，我們甚至不能提前說它會比現在更好，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將會有所不同。
沃勒斯坦致力於反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最後一部，第五卷仍未寫完。這其中或許有些象徵意義——許多社會和政治科學的偉大著作，包括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都沒有完成。社會的研究和變革沒有預定的界限，更沒有可預測的結果。歷史不僅應該研究，還應該去創造。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將如何發展，以及將由什麼來取代它，這個問題對人類或一個國家來說，並不純粹是理論上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自己，取決於在我們這個關鍵時代生活和行動著的所有人。
【娜塔莎·敏科夫斯基（Natasha Minkovsky）從俄文譯成英文，嚴曉輝從英文譯成中文】
沃勒斯坦對歷史資本主義中的週期性變化和長期趨勢都給予了細緻的關注
Remy Herrera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
1992年，當我還是一名學生時，我有幸第一次見到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當時正在一個跨學科研討會上舉辦一系列討論，該研討會在巴黎拉佩爾大道（Boulevard Rapail）舉行，尤其是進步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或經濟學家經常光顧的地方。幾年來，我已經閱讀了他的全部作品，並深深地欽佩他，甚至致力於研究他的傑作《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是我的學術工作之一。很高興終於能夠聆聽和看到這位思想巨人，我儘可能經常地聽他在巴黎的演講，總是以文化、知識和智力的力量耀眼奪目。我記得他是個沉著、矜持、優雅的人。有時，某些聽眾會對他的論題提出批評——沃勒斯坦的論斷往往是勇敢的，甚至是冒險的，因為它們也具有前瞻性——他聽到這些話時，沒有絲毫的輕蔑，但平靜、謙虛，而且似乎有點失望，因為他們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後來，我有機會能與他合作出版一本由我協調的集體著作（《戰爭帝國》，2001年9月11日事件後用法語出版），並在各種場合再次見到他，特別是在2004年在孟買舉行的第四屆世界社會論壇。
沃勒斯坦試圖瞭解資本主義這一歷史體系的現實，以便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化。雖然阿明的方法是明確地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世界體系，但沃勒斯坦的目標似乎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要素將被整合到系統方法中。在現實中，正如沃勒斯坦所說的那樣，“當它們被認為是關於歷史世界體系的思想時，這種體系的發展本身就涉及到‘不發達’，這確實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馬克思的論斷］不僅是有效的，而且是革命性的。”
這是沃勒斯坦試圖解釋的系統，不僅是為了提供對它的結構分析，也是為了預測它的轉變。它的全部力量在於它有能力把整個體系結構設想成一種廣義經濟，並把國家形成的過程、霸權政策和階級聯盟設想為構成這種經濟的要素。
在沃勒斯坦看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表現出某些鮮明的特徵。這種以普遍價值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第一個特點是，它在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的推動下，不斷地、自我維持地在更大的規模上積累資本。與費爾南多·布羅代爾（Fernando Braudel）相反，根據沃勒斯坦的說法，歐洲是唯一的世界經濟體，從16世紀開始建造：大約1500年，一個特定的世界經濟在當時佔據了歐洲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充分發展提供一個框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需要世界經濟的形式。一旦鞏固，並根據其自身的內在邏輯，這個世界經濟在空間上擴充套件，整合了周圍的世界帝國以及鄰近的小系統。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最終擴充套件到整個地球。因此，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單一的世界歷史體系。
解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中心和外圍的分工，使我們能夠理解資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佔有剩餘的機制，透過多個市場鏈實現的不平等交換，確保對工人的控制和對生產的壟斷。在這一框架下，半邊緣的存在是內生的，其經濟政治等級制度不斷改變。
然而，在國家間複製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制度，總是由一個霸權國家領導，霸權國家的統治，無論是暫時的還是有爭議的，歷史上都是透過“三十年戰爭”強加的。像它成功的那些（17世紀的荷蘭和19世紀的英國），美國自1945年以來建立的霸權也將結束。
沃勒斯坦對歷史資本主義中的週期性變化（“微觀結構”）和長期趨勢（“宏觀結構”）都給予了細緻的關注，這兩種規律意味著它會有擴張和停滯的交替週期，最重要的是，反覆出現的重大危機：歷史上，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年進入了結構性危機，並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作為一個歷史系統終結。
翻譯：何志雄
一個偉大的世界思想家，為了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Gustave Massiah （法國發展研究和資訊中心）
沃勒斯坦一年前離開了我們，我們感到巨大的悲傷和空虛。想到我們再也不能和在思想上與我們最親近、對我們意義重大的人之一進行討論和辯論，那是一種極大的痛苦。
沃勒斯坦代表了想象中的堅定知識分子的最好形象，與那些在科學、文化和政治思想領域被授予崇高稱號的偉大知識分子一脈相承。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是由他對社會科學的知識所滋養的，而他對社會科學作出了貢獻，在這方面他表現出色。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擴充套件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並且對其更新。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在漫長的歷史中游歷，並在賓厄姆頓的紐約州立大學建立了費爾南多·布羅代爾中心。作為一名社會學家，他關注社會的演變和對社會的理解，並於1994年至1998年擔任國際社會學協會主席。
沃勒斯坦是一位傑出的教師。他沒有強制灌輸他的學說。他有一種罕見的品質，敢於為旁聽生呼籲說話。他的講座和研討會極具創造力，使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研究問題，經由各種方法，始終抓住現實。我們總是發現新的提議和介入歷史、參與其中的理由。他還知道如何吸引大批觀眾。我記得，2010年6月在底特律舉行的美國世界社會論壇上，數百名年輕人坐在地板上，熱烈的討論持續了幾個小時。
沃勒斯坦曾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布羅代爾式冒險的一部分。他與費爾南多·布羅代爾分享了一種關於長時段和“文明語法”的激情創新。布羅代爾在最後一次採訪中提到了他的弟子沃勒斯坦，他很驚訝地說：但沃勒斯坦不是我的弟子，他教我的比我帶給他的還多。沃勒斯坦最懂得如何將長時段的布羅代爾式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問題結合起來。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開創性的概念，即世界體系，他拓寬並完善了布羅代爾關於世界經濟體系的分析。我們可以饒有興趣地找到他在《理解世界，分析世界體系》（Comprendre le monde，analysis des systèmes mondes，Ed。La Découvert 2009）中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析。在《資本主義與世界經濟》（Capitalime etéeconomice monde 1450-1640，Ed。Flammarion 1980）中他介紹了資本主義的起源。他在《歷史資本主義》（Le Capitalime historique，Ed。La Découverte 1985）中描述了一種綜合性和高度教育性的方法。
沃勒斯坦不僅對資本主義的誕生感興趣。他變得充滿激情，致力於反對資本主義，質問資本主義的終結。在研究了文明史上資本主義的起源之後，他毫不懷疑資本主義會走向終結。他的假設是，我們已經進入了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且不會被資本主義的新階段所解決。他認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將在未來三、四十年內繼承資本主義。但他強調，儘管資本主義的終結在歷史上是確定的，但並不會自動導致理想世界的到來。他認為新的“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能是不平等的。他看到了幾種分歧的可能性：“一種是導致非資本主義制度但保留資本主義最壞的特徵（等級制度、剝削和兩極分化），另一種是建立在相對民主化和相對平等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即一種從未存在過的制度。
使沃勒斯坦得以開闊視野，將他的分析和世界體系置於全球範圍內，是因為他對去殖民化運動的基本歷史特徵的理解。他參與去殖民化運動，正如他早期的作品《非洲與獨立》（L‘Afrique et l’indépendance， Ed。 Présence africaine， 1966）和《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的不平等》（Les Inégalités entre les tats dans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 origines et perspectives《國際體系：起源與展望》， Ed。 Centre québéco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1975）。在長期的研究中，他非常注重依附學派和對“中心與外圍”的分析。
從1980年代初開始，他參加了一系列會議和研討會，最初是在薩米爾·阿明的倡議下，在達喀爾與來自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堅定知識分子一起探討。這種方法是去殖民化思維方式自主性程序的一部分；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得到推廣。他參加了由四位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喬瓦尼·阿瑞吉、安德烈甘德·弗蘭克和他本人）組成的小組，他們聲稱對外圍的掠奪和反殖民鬥爭具有漫長的歷史。這導致了兩本書：《“危機”，什麼危機？》（Ed。Maspero 1982）和《大混亂？世界經濟中的社會運動》（Le grand tumulte ？ Les mouvements sociaux dans l‘économie-monde， Ed。 La Découverte， 1991）。
在21世紀初，沃勒斯坦是全球變革運動的思想家之一。他非常積極地參與其中，透過他的研究和投入帶來了一種視野，具有辯證法的特點。他注重把運動置於歷史的動態之中，同時又十分注意矛盾和相反的趨勢。他特別重視他所定義的反主流邏輯的反體系運動。他把這個過程看作是一個從階級鬥爭開始並加以擴大的運動。在他看來，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主要階級都是對立的，但他們透過聯盟形成了階級集團，透過反體系運動來反對統治體系。他給我們留下了一種方法，它的優點是不把社會分析和歷史侷限於經濟對抗，併為思想、文化和政治層面留下了空間。在這些基本框架上，沃勒斯坦出版了他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歐洲中心主義，從殖民到干涉的權利》（L’universalisme Europeéen，de la Colonitation au droit d‘ingérence，Ed。démopolis 2008），該書解構了自命為普世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
同時，他與Etienne Balibar在巴黎人類科學院舉辦了一次研討會，研討會從1985年到1987年持續了三年，主題是種族、國家、階級（因此《種族、民族、階級》les identités ambigües一書，1988年出版，2007年再版）。這種唯物主義的方法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因為需要透過考慮其他方面來擴大階級鬥爭，特別是過去三十年來作為一個基本問題出現的性別問題。
沃勒斯坦非常重視文化革命。他認為，在1968年代隨著顯而易見的意識形態混亂，全世界出現了一次分裂。除了反革命之外，他還把當時爆發的思想變革同另類全球化運動、女權運動，以及從2011年開始的生態運動和城市廣場運動聯絡起來。他認為，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和軍事反應的暴力顯示了正在發生的變化的重要性。歷史階段並不是一目瞭然的，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互滲透和結合。未來的歷史不是寫出來的，我們必須留心將來會發生什麼。沃勒斯坦傾聽新世界的聲音，他總是這樣做而不失幽默感。有一天，我們在愉港舉行的一場辯論中，他回答說，他完全贊同“佔領華爾街”運動關於1%和99%的分析，但我們不應忘記，99%不足以構成多數！
沃勒斯坦密切關注著這個訊息。自1981年10月1日起，他發表了一篇短小精悍的月刊評論。幾個月前，他在發表第500篇評論後決定停止，他在評論中估計，1968年代的變革有50%的機會導致更加民主和平等的積極結果。他總結道：只有50%的機會，但至少有50%的機會。
在他為我與Elise Massiah合著的《另類全球化戰略》（Une stratégie altermondialiste， Ed。 Black Rose Books in 2013， based on Ed。 La Découverte in 2011）一書的英文版撰寫的長達23頁的序言中，他解釋了另類全球主義運動的重要性。他指出，這場運動打破了長期以來主導反體系運動的奪權理論：先征服國家權力，然後改變社會。他總結說，有必要從每個人的行動出發來改變事件的程序。他說，最小的貢獻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比如在蝴蝶在世界一端拍動翅膀，卻在世界另一端引發了風暴。沒有一個鬥爭是“小”的，沒有一個反抗是“小”的。一套完全不同的行動和干預措施，有時（但不總是）匯聚在一起，迫使“大”的改變發生。這種集體和持續的行動是“建設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決定性因素。
翻譯：何志雄
葡萄牙重新構建了“半邊緣理論”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
2006年，沃勒斯坦（左）和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右）合影。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去世對社會科學界是不可彌補的損失。毫無疑問，他是20世紀最傑出的美國社會學家，也是重要的國際學者。他的主要成就是激勵後代社會學家放棄接受培訓的分析單位（各國社會），而專注於世界體系（世界經濟和主權國家體系）。承傳了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見解，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內日益增加的依存關係和相互依存關係，用世界體系作為一種分析單位，能夠為民族社會自身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假設。
沃勒斯坦與幾乎所有反殖民主義的解放運動在獨立前後的領導人都有聯絡，並與這些國家的社會科學家一起建立研究專案，以幫助建設新的科學共同體。他的科學立場使他對整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思維提出了質疑，這是我們共享的見解。他主持了一個有關反歐洲中心認識論的大型國際專案，名為“開啟社會科學”。
沃勒斯坦與科英布拉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研究中心（CES）的關係是廣泛而深遠的。在沃勒斯坦訪問CES的一次活動中，我們充分討論了半邊緣概念能否用來表徵葡萄牙等國家/地區的性質。我們意識到，葡萄牙與歐洲某些國家一樣，具有的特徵不同於其他大洲的國家。於是，我們重新建構半邊緣理論，以使其適應我們的現實。結果是得出分析葡萄牙社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提議科英布拉大學在2006年授予沃勒斯坦榮譽學位。
2006年，沃勒斯坦獲頒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榮譽學位。
紀念沃勒斯坦最佳的方法，是繼續進行我們的工作，銘記他的熱情、專業，學習他將科學的客觀性和對全世界受苦的人的關懷結合在一起，這是他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
翻譯：劉健芝
沃勒斯坦擴大了南非獨立左翼的視野
Patrick Bond （南非西開普大學）
在《沃勒斯坦精粹》這本書的介紹中，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寫道：
我確信對非洲的研究打開了我的視野，是因為當代世界緊迫的政治問題和如何分析現代世界體系歷史的學術問題。是非洲挑戰了我教育中那些更呆板的部分。我最初以為學術和政治辯論僅僅是對當代現實的實證分析，但我很快意識到，分析工具本身就值得質疑。在我看來，那些教給我的東西限制了我們的實證分析，扭曲了我們的解釋方式。慢慢地，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我的觀點逐漸演變，直到20世紀70年代，我才開始說，我試圖從一個我稱之為“世界體系分析”的角度來看待世界。
這是沃勒斯坦在2006年、2009年和2010年訪問南非期間所保持的精神，當時獨立左翼勢力逐漸成熟，並找到了機會邀請他參加學術和活動。在每一次會議中，他都向我們展示了地方和全球自由主義政治計劃之間的聯絡是如何需要加強的，不僅僅是經驗上的聯絡，而是更廣泛的思考和行動方式。
2010年11月，沃勒斯坦教授及妻子Beatrice（後排中間）攝於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
Trevor Ngwane， Kate Alexander， Mary Galvin 和Ashwin Desai四位瞭解他的獨立左翼學者兼社會活動家可以證明這一點：
沃勒斯坦同志的著作使我和許多同志認識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制度的國際性質。他展示了它的歷史發展，以及它用以使世界人民和工人階級服從其總體力量的各種機制。這種見解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有助於在反資本主義、親社會主義的視野中建立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反帝國主義成為任何值得借鑑的解放運動的標誌。
今天，沃勒斯坦的學說與以往一樣重要，因為人類正在努力應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對經濟和生態的破壞。他指出，世界工人階級和聯合的社會力量需要在國內外團結起來，以便與資本力量的國際性相匹配。我們正在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唯一可行和持久的解決辦法就是在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上推翻資本主義世界制度，並以社會主義替代。
就我個人而言，我記得2010年他來拜訪索韋託（Soweto）電力危機委員會，我們向他展示瞭如何在一棟房子裡重新連線（被國家當局切斷的）電力。很有趣，同志們都很喜歡他，他也很開心。他完全支援我們通電的方法。
——Trevor Ngwane （約翰內斯堡大學社會學高階講師，南非社會學協會2020-21年主席）
與沃勒斯坦有很多快樂的回憶，他曾多次到約翰內斯堡大學訪問。他給高年級學生做了一次演講——“從博士研究到世界體系理論”，這次演講促成一部令人著迷的知識分子自傳，其人生經歷植根於非洲的經驗，使學生勇於立下更遠大的志向，超越寫論文的目標。
還有一次，我們帶他去索韋託，他參與拆除了貧困戶的水錶行動，使其免費取水。他並沒有因為這是違法行為而煩惱，還很喜歡和社會活動家合影。這是對鬥爭的一點貢獻。
——Kate Alexander （約翰內斯堡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變革中心主任）
2006年8月，南非索韋託，沃勒斯坦參與拆除貧困戶的水錶的行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沃勒斯坦是知識分子，圖書館收藏了他大量的翻譯成多種語言的出版物。他的特別之處是他致力於使自己及其思想能夠讓進步分子活學活用於階級鬥爭。
從世界社會論壇到全球各地的會議，他的旅行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這歸功於他充滿智慧的夥伴兼妻子Beatrice。我記得沃勒斯坦在南非的時候，給學者和活動家講課，參加遊行，業餘時間和同志們在一起，針對我們現在的鬥爭和戰略反省過去的教訓。
我們知道他是慷慨、睿智、善良的長者，以狡黠的微笑來表達他的樂趣。當我在他死前幾個月去拜訪他時，他決心要實現他的目標，寫出第500篇評論。不知疲倦？
他在最後一次廣播節目中寫道：“由於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有可能，有可能，但並非絕對肯定，某個人或某個團體將實現對1968年情結的創造性使用……。我過去說過，我認為關鍵的鬥爭是階級鬥爭，用廣義的階級鬥爭。那些未來還活著的人所能做的，就是與自己鬥爭，這樣這種改變才可能是真正的改變。
——Mary Galvin（約翰內斯堡大學發展研究副教授）
沃勒斯坦與Etienne Balibar在種族和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合作是開創性的，他對包括安哥拉和南非在內的南部非洲進行了案例研究。在這裡，他挑戰了“兩個階段主義”（先結束種族隔離，後結束資本主義）的思想。他非常認真，從同情的角度批評，並從學理上不同意這個提法，從而加入了我們許多不同意的人的行列，包括我自己。
但是在這個階級、種族和國家的三角關係中，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有一個神奇的想法，那就是階級政治可以做什麼。我認為我們低估了種族和民族的思想有多麼強大，以及對非國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影響程度。民族解放的侷限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沃勒斯坦用自己的經歷，更加清醒地解讀了南非的發展軌跡中民族主義特洛伊木馬，就像這裡共產主義政治中盛行的斯大林主義特洛伊木馬一樣。
他對我說的最讓人難以忘懷的評論之一是關於我們的兩個學術左派機構：誇祖魯-納塔爾大學的公民社會中心和約翰內斯堡大學的社會變革中心。當我們在這兩個地方受到壓力時，他告訴我們，以他在美國和拉丁美洲的經歷來看，這些地方是值得珍重，但你可能會失去，如果你失去了，就永遠無法找回。
——Ashwin Desai （約翰內斯堡大學社會學教授）
Ashwin部分提到的，在南非第三大城市德班港的公民社會中心（CCS），我在2004-16年間指導的面向實踐的研究/教學機構，沃勒斯坦不僅僅是在這裡定期講課。此外，他在2008年年中對CCS的支援也有助於該中心抵禦右翼的誇祖魯-納塔爾大學（UKZN）行政當局的政治攻擊，以免面臨關閉的威脅。沃勒斯坦寫道，CCS是UKZN“唯一最有聲望的活動”，是“‘皇冠上的寶石’。我們這些試圖關注南非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人已經開始依賴CCS作為廣泛資訊的最佳單一來源。關閉CCS不僅會嚴重損害UKZN的聲譽，而且會阻礙全世界對當代南非的研究。”
沃勒斯坦會發表深刻的演講，有時是在南德班海濱舉行的研究生研討會。另一次，2011年中，他向數百名活動家、無產階級和城市貧民講述了北非起義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你在UKZN這樣的地方發現的少數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因為在統治階級再生產中的作用從而在民主過渡時期倖存下來）。2006年，他在CCS與薩米爾·阿明就世界社會論壇進行辯論，他的樂觀情緒具有感染力。他在2009年的關於“共同體”（‘the commons’）的會議上特別重要，他與已故的烏干達馬克思主義者達尼·納布代爾（Dani nabudele）、當地革命詩人活動家丹尼斯·布魯特斯（Dennis Brutus）（在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和美國生態學家海澤爾·亨德森（Hazel Henderson）一起做了主題演講。在那裡，南非對生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作出了貢獻，奠下日後鬥爭的基礎，即基層同志成功地使艾滋病藥物非商品化（decommodify）（現在預期壽命從52歲迅速提高到65歲）；最終獲得免費的大學教育；以及確保許多鄉鎮獲得能源和水的供應，即使他們無力負擔日益公司化的市政系統（因此，特雷弗上文提到的非法服務連線策略，當沃勒斯坦得知86%的索韋塔人沒有支付電費時，他很高興）。
沃勒斯坦在這些學術活動所塑造的凌人威望，隨著他深入民間而頓然消失，他穿越低收入鄉鎮，參觀聖雄甘地的靜修處（1894-1913年期間在德班斷斷續續住過），並冒險進入南非的許多娛樂場所時。沃勒斯坦和朋友創造了更有活力的空間。2009年，他與Mary和她孩子一起參觀了德拉肯斯堡山區的布什曼巖畫，幫助抱著小凱蒂上陡坡，教卡梅隆象棋。Mary記得有一次，當時沒有人帶零食，他妻子Beatrice擔心其血糖失控（他患有糖尿病）。Beatrice給他安排日程，合理適當，並鼓勵他每一步都要勞逸合一，這顯然她力量充沛。另外，Beatrice也是很有學養的，Beatrice對維持南非友誼的關心，一直是我所記得的所有來訪者中最寬宏大量的。
沃勒斯坦夫婦
Eddie Webster是在南非服務時間最長的進步社會學家，他對沃勒斯坦的訪問記憶猶新：“在一次他訪問維茨大學時，我帶他去了位於約堡東部博克斯堡的ERPM金礦。他特別關心，尤其是當我解釋落石災害如何把人變成截癱的時候。這對我們倆來說都是難忘的。”
我最後一次與沃勒斯坦相處是在2017年，當時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在離他巴黎公寓不遠的地方召集了聚會，考慮採取“三重運動”（後波蘭尼派）戰略，部分是為了打擊資本家的 ‘奮身女性主義（lean-in feminism）”、以市場為本的“生態現代化”和南非式的黑人經濟賦權，即腐朽寄生的企業收買了像現任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這樣的人。沃勒斯坦像往常一樣，笑對逆境，全身投入。在我隨後的所有通訊中，當被問及他最新的建議時，他都很快回答，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既針對世界範圍的自上而下的結構，又針對自下而上的鬥爭。
並不是說沒有開放式的辯論和爭論，比如半外圍國家是否代表“亞帝國”階層，一個令其他偉大的全球理論家擔憂的問題，包括20世紀60-70年代的魯伊·毛羅馬里尼（Ruy Mauro Marini）和21世紀初的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一個古老的問題，即世界體系是對不平衡發展理論的補充，還是與之相反，經常讓我們感到困惑。但是，在為這些我們在南非繼續面臨的大局問題制定戰略方針時，我所認識的沒有一個人比沃勒斯坦更擁護規模政治，態度更嚴肅、更具有歷史影響力，而且具有如此長遠的、富有激情的、展望未來的觀點。
翻譯：何志雄、薛翠
一位可敬的前輩
阿勒·西塔斯（Ari Sitas）（南非金磚事務專家）
（原文刊於：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9/09/immanuel-wallerstein-and-african-studies）
這個世界崩散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已經離開了我們，儘管他還帶著與資本主義垂死掙扎作鬥爭的工具。
沃勒斯坦在另一個世界成為可能之前就離我們而去。他曾希望，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後危機之中，另一個世界會浮現，然而至今未有分曉。對於過去二十年來與他緊密合作的人們而言，意味著再也得不到他的指導了。曾經在他的領導下，我得益於他的指導，帶領著一個出色的社會學家團隊在2013年完成了《Gauging and Engaging Deviance1600-2000》。更重要的是他對2011年《人文社會科學憲章》的支援與貢獻，因為其在南非催生了國家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6年，在沃勒斯坦擔任國際社會學協會主席期間，我有幸當選為南非社會學協會主席。多虧他的“地區”推薦，把我送上了全球舞臺，也讓我有機會與Teresa e Cruz Silva密切合作，收集非洲南部社會學的聲音，並讓我們結識了一批出色的拉美學者，如Anibal Quijano和Raquel Sosa Elizaga。我在印度嘗試性地邁出的第一步也是多虧他，後來我和TK Oommen、Hermann Schwengel建了三大洲全球研究碩士專案。總之，我對他的感激之情無以言表。
儘管有時候會迷失，但我們這批人有幸面向全球，支援地方，都得歸功於他，我們當中的多數人都要感謝他。
最重要的是，他用他的語言對20世紀末重要的反體系運動的貢獻。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分析它們的成功和失敗，它們的侷限和可能性。雖然他喜歡Frantz Fanon、Amilcar Cabral、Julius Nyerere和莫三比克學者和活動家Aquino de Braganza這些人，但他們對非洲大陸想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人的批判卻比較溫和，並且把運動的失敗看成是主觀的，認為是錯誤選擇導致新殖民主義夢魘。而對沃勒斯坦來說，失敗是客觀的，是世界制度和整個體系的產物，因此給運動的所謂選擇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他這個觀點從90年代末一直延續到了對南非執政黨的評估當中。
後來，他張開雙臂擁抱了構成世界社會論壇的各種運動，並從它們的多樣性中看到了不可屈的力量。這些運動是關於另類選擇的實質，而不是形式上的政治，後者只是對不斷削弱的現狀的防禦性反應。在這一點上，他保持了世界歷史時刻的精神——1848年、1968年和1994年——這些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卻改變了世界。我們只希望沃勒斯坦是對的，種族主義的泛濫和各地的專制復辟不過是垂死之驢踢的最後一腳。
沃勒斯坦的貢獻是什麼？自歐洲人覓食和定居以來，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就在建立之中：奴隸制和種族建設是創造奴隸制的關鍵，工業革命不是“處女”生產的，而是既往歐洲歷史的結果。該體系是由核心和外圍所定義的，這種無休止的積累體系有繁榮也有蕭條，歐洲霸權建立了一個國家間關係的體系，勞工運動、社會運動和反殖民運動是變革的動力，我們正生活在最後的危機中，而這一危機在資本主義的軀殼中是無法解決的。歐洲中心主義和透過歐洲霸權、殖民和帝國的權力網路所建立的學科，已經過時了；我們需要開放社會科學，使之為推進人類的繁榮服務。
但是，這個世界崩散了，用沃勒斯坦的話說：
誰會贏得這場戰爭？沒有人能夠預測。它將是無窮盡的弱小行動者在無數多的微小時刻進行的無休止的鬥爭的結果……但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事實證明，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對每個緊迫問題所做的事情都很重要……這是知性任務，是道德義務，也是政治努力。
翻譯：靳培雲
非洲是如何塑造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
諾亞·茨卡（Noah Tsika）（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沃勒斯坦與大衛-馬丁內斯的採訪拍攝；耶魯大學，2015年4月20日。圖片來源 Brennan Cavanaugh 透過Flickr （CC）提供。非洲及其人民是偉大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知識發展和政治活動的核心。
在2000年寫的一篇關於他職業生涯的反思文章中，沃勒斯坦寫道：“是非洲讓我的教育遺產中比較僵化的部分挪走了。”； “正是非洲使我的教育遺產更加深化。”
沃勒斯坦成長在紐約，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1951年，他參加了一屆國際青年大會，結識了許多來自非洲的代表，“其中大多數人都比我年長，而且已經在他們國家的政治舞臺上擔任重要職務”。次年，他前往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參加了另一屆青年大會。“突然之間，在這個早期階段，我發現自己置身於即將發生的獨立運動（此處指法屬西非）的動盪之中。” 結果是，沃勒斯坦“決定把非洲作為我思想關注和團結努力的焦點”。
令人驚訝的是，他的這部分傳記在沃勒斯坦的訃告中被邊緣化了。他最後寫了一篇博士論文，對“黃金海岸（迦納）和象牙海岸（象牙海岸）”進行比較，“從志願組織在這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至少在接下來的20年裡，他繼續參與非洲學術領域的研究，並於1973年成為正處於動盪時期的非洲研究協會的主席。最終，他撰寫了幾本關於非洲政治和經濟的重要著作。
隨著時間的流逝，沃勒斯坦從非洲研究轉向了全球化，以更廣泛的方式審視資本主義的運作。但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此後，我離開了非洲，它不再作為我工作的實證地點，但我的非洲研究開闊了我的視野，既讓我關注當代世界緊迫的政治問題，也讓我看到了如何分析現代世界體系歷史的學術問題。”
2005年，沃勒斯坦在其著作《非洲：獨立和統一的政治》中寫道：
自從擺脫了殖民統治，非洲認定除自己之外不受任何人統治。但是，它對外部控制的敏感程度和對外部聯絡的懷疑不應該被誤解。這不是對世界的拒絕，而是對世界的擁抱。對於非洲民族主義者來說，他們對殖民統治的主要批評之一是，殖民統治將非洲人包裹起來，殖民政府阻礙了與特定網路之外的地區和人民的接觸，甚至是對他們的瞭解。
沃勒斯坦觀察到，獨立後的非洲人 “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希望品嚐禁果，……與世界上所有地方建立關係，而這些地方以前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是有所保留的”。然而，沃勒斯坦最早對非洲研究的貢獻可能誇大了這種 “保留”。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而且仍然是）超越任何數量的邊界，包括政治和話語邊界的擴張。例如，在獨立之前，並沒有以各種形式將好萊塢電影業在非洲“有所保留”；早在1920年代，它在非洲大陸的殖民力量就已顯現出來。今天可以從拉各斯到開普敦的多個電影院裡漫威電影的統治地位可見一斑。採掘資本主義的其他代理人（包括石油和礦業公司）也早在非殖民化加速之前就與非洲 “建立了關係”，帶來了各種形式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當時，沃勒斯坦心目中並堅信的成果主要是金錢——扣繳的利潤問題，被可靠消耗的資源。
正如沃勒斯坦曾經指出的，“市場已經被國家和習慣所操縱，不利於競爭”，這一點在非洲大陸最為明顯。總的來說，沃勒斯坦數十年的研究為非洲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某些方面迫害的情況和矛盾衝突的內部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時段，而沃勒斯坦本人也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幫助我們確定了三個不同的階段：1750-1900年（由私人資本主導的時代）；1900-1975年（以汽車和石化工業的興起為特徵，私人資本越來越被迫與工業投資資本並存）；以及1975年之後，沃勒斯坦在1976年撰寫的文章中，只能用假設的術語，並藉助當時新興的後殖民主義話語來勾勒出這一時期。
同時，可以考慮沃勒斯坦在《非洲與現代世界》一書中對殖民前傳教士與那些在獨立後時期滲透到非洲的美國人類學家之間的連續性的出色描述，這些美國人類學家常常充當 “世俗傳教士”，承擔 “非洲機構的顧問和諮詢者的角色，公開或隱蔽的、明示或暗示的、被邀請或不邀請的”。沃勒斯坦對人類學領域的抨擊不是簡單的內鬥，也不是相關學術學科之間粗暴的爭吵，而是對學術界在資本主義正常化及其影響中的共謀進行了嚴肅的審視，甚至是自我批評。
1976年，沃勒斯坦（與人類學家、非洲主義者和勞工研究學者彼得-古特金德Peter Gutkind一起）認識到，“非洲政治經濟的辯證法現在受到……內部兩極分化的巨大影響”，即精英與貧困者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 “如同受到新殖民主義霸權的影響一樣”。近半個世紀後，沃勒斯坦如此認真對待的基於階級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
沃勒斯坦工作的持續相關性幾乎沒有爭議。部分源於沃勒斯坦及其同事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觀點，即強大的資本主義代理人——從好萊塢電影公司到石油巨頭，設法 “不斷重構”世界經濟，對非洲和非洲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然而，仍然有必要強調非洲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進入全球政治經濟）的情況，從而使沃勒斯坦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 “非洲參與的階段”的影響力的闡述複雜化。畢竟，正如沃勒斯坦本人（與Gutkind合作）得出的結論所說的，“是過去塑造了現在，而不是某種進化論”。
翻譯：靳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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