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言多必失”，說的是說話多了就可能出現問題，或者寫字多了也可能出現問題。

說話的語言屬於口語，交流起來沒有什麼大的障礙，尤其是一些親朋好友聊天，關係越親密就越是口無遮攔，甚至能到了無所不談的地步。可是，有時候“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聽話的人會有自己的一番思量，有的還要去轉述，去散佈謠言，去告密。但人們還是隨便說，畢竟，嘴長在人自己身上，想說什麼誰也管不著。要是說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很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從語言規律來看，人說話總是按照自己的語言邏輯來，說什麼內容，怎麼說，似乎每個人都不一樣，就是轉述一件事，也不可能做到和原來敘述者保持一致的語言風格，反而用自己的語言進行改編。或許上帝阻止人們造通天塔就是讓人們說著各自不同的語言，以此造成意見分歧，也就完不成任務了吧。敘述語言不同會讓人們暴露自己的內心想法，越是口無遮攔就越容易暴露自己的隱私。甚至有人為了和別人搞好關係，一點一點出賣自己的隱私。別人也就繃著臉，聽他一步一步敘述了。就好像官和民，官員永遠都一臉嚴肅，而民卻永遠喋喋不休。說話多了還容易得罪人，畢竟一般人都沒有經過說話的口語訓練，難免說著說著就說漏了嘴，洩露秘密的同時也得罪了人，而那些聽話的人很可能和說話人批判的那個人有關係，就會對那個人轉述，或者添油加醋地敘述，成了傳閒話的人。

人越多，說話就越要謹慎，古人說：“謹言慎行”是對的。人多的時候，為了防止言多必失，就要少說話，多聽話，可以聽到很多資訊。不要什麼事情都要評論一下，也不要什麼事情都比對說明，那樣會讓人很討厭的，因為誰都不是哲學家，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家，即便成了某些方面的專家，說話也不能信口開河。作家賈平凹在人多的時候經常不說話，別人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會說，自己拙嘴笨腮，不會說話，但他寫起來卻一點都不文筆滯澀，而是如行雲流水，洋洋灑灑，一會兒就寫好了。看來，他說拙嘴笨腮其實是一種自嘲，也是一種談話智慧。

要是寫作，當然也有言多必失的現象。很多作家寫多了，作品一部接一部發表，卻沒有什麼新意，只是在一個水平線徘徊，成了製造文字垃圾的人。別人想了解他的作品，只要看他的一部作品就行了，不必要看完他所有的作品，以免浪費時間。還有的作家寫多了難免會出現一些關鍵字，觸碰一些政策紅線，也就被封禁了。歷史上的“文字獄”大多如此，一些人扒著字縫找證據，也一定能找到所謂的犯罪證據。到了“文革”時期，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弄得很多作家不敢寫字，而已經出版了多部作品的作家很多都遭到了批鬥。看來，用政治稽核文學從來都是錯的。而寫字越多的作家，就越有被稽核出問題的可能。一時間，人人自危，噤若寒蟬，不敢寫字，道路以目。作家馮驥才在“文革”期間寫了很多小紙條，塞到牆縫裡，塞到暖氣管子後面，用這種方式儲存自己的寫作成果。寫作比起說話影響力要更大，不僅有立言的功勞，而且形成出版物之後會擴而大之，影響力隨之擴大。於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於政治出版物稽核非常嚴格，以免出現什麼不合時宜的東西。到了現在，電子出版物大行其道，不僅有人工稽核，而且還有不是人的機器稽核，算是百密而無一疏了。如此稽核下的出版物大多沒什麼看頭，而且會誤導人們，讓人們以為文學、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就是那個樣子，其實只是展示了很片面的東西，並不是全部。

不管說話還是寫文章，都有言多必失的現象，但只要把握得當就可以做到言少不失，或者言多不失。言少不失很容易做到，頂多不說話就行，要是言多不失就不容易做到了，除非經過語言學和邏輯學的訓練，不然說話和寫作多了，就會出現前言不搭後語的現象，會出現自己出賣自己的現象，或出現漏洞百出的現象。要是有語言學和邏輯學作為根底，就可以消除這種具有不確定性的語言危機，說出很多安全而又穩妥的話來。但那樣的談話和文字還有什麼性情，有什麼意義呢？

從這個方面說，言多必失或許有一定的存在意義，並不能全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