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瞻像？ 章靜繪

何瞻（James M。 Hargett）為紐約州立大學阿爾伯尼分校東亞學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散文、遊記、歷史地理和文化史。他的著作中譯本《玉山丹池：中國傳統遊記文學》最近出版，他認為：“中國遊記文學最獨特、最令人著迷的一點是，雖然許多作者在六朝時期創立的遊記體裁傳統形式和結構中寫作，但是他們可以不斷地做出改變和調整，使之符合個人趣味和個人需求。”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採訪時，他指出：“在中國的傳統時代，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散文體裁，能為作者的個人需求和文學需求提供更高的自主性。恰恰是這種自由賦予了中國旅行文學充滿活力的品質。”

《玉山丹池：中國傳統遊記文學》，［美］何瞻著，馮乃希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版，360頁，75。00元

您是如何定義中國傳統遊記文學的，您將遊記文學的發端定於六朝，主要理由是什麼？是出於文學的還是社會的原因？

何瞻：

我定義中國傳統遊記的出發點是基於197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的《辭海》。《辭海》的定義是：“遊記：文學體裁之一，散文的一種。以輕快的筆調，生動的描寫，記述旅途中的見聞，某地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風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勝古蹟等，並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遊記作品都包含一個連貫的必不可少的敘述，用以描述旅途的物理體驗。這個旅途用散文寫成，它穿越空間，並指向清晰的目的地。不論長短，必定指向一個地理上真實存在的目的地。遊記關注物件是真實的旅行。中國傳統遊記的另一特點，也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的一點，就是從根本上說，遊記作家在創造電影式的語言影象，從而讓讀者透過閱讀來“觀看”這個地點。此概念對理解中國遊記文學至關重要。

我把六朝當作遊記的發端時期出於文學與社會兩種考慮。六朝之前，有關旅行的作品，比如《穆天子傳》，大多是神秘的、符號化的，或是想象的。但漢朝以後，主要因為東晉時的政治之亂，不少文人從中國北方遷徙到南方去，結果他們有機會在江南一帶的名山勝水中旅遊。這對山水文學的產生有十分深刻的影響。可惜，遊記雖然產生於六朝，但傳下來的散文作品已經寥寥無幾。目前我們在古籍中所能見到的，對後來寫遊記的作家影響最大的作品應該是慧遠的《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袁山松（一名袁松山）的《宜都山川記》以及酈道元的《水經注》。

您認為，到了宋代遊覽觀光才成為旅行文學的核心主題，這是指我們現在說的休閒旅遊嗎？這與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有怎樣的關係？

何瞻：

我認為到了宋代，遊記文學進入了一個成熟時代。從儲存至今的文體資料來看，宋代旅行書寫可以分成三大類，就是“遊覽敘述”“江河日記”以及“使臣敘述”。此文獻的主要作者是政府官員。十到十二世紀的時候，當然有些旅行者——如商人、軍人、短期勞動者和宗教朝聖者，也擁擠在各地的陸路和水路上，但這種人寫遊記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於是拙著的關注點仍是政府官員書寫的旅行記錄。從十一世紀開始，觀光遊覽和遊記撰寫成為了文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代士大夫幾乎每三年換個地方做新的行政工作，於是常有機會去遊覽名山大川。他們所撰著的遊記文學作品大多數是“遊覽敘述”，而且可以說這種遊覽活動跟我們現在所說的休閒旅遊是有關的。可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官員在路上時常有機會利用閒暇時間來參加旅遊活動。這種休閒旅遊的關鍵是要輕鬆。但是宋代社會上大多數的一般人或者老百姓沒有這種旅遊觀光的機會。於是我認為，可以說，到了宋代遊覽觀光才成為旅行文學的核心主題。這樣說沒錯，但此情況不是完全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休閒旅遊”，因為宋代的時候，旅遊活動限制於政府官員群體中，而今天基本上享受休閒旅遊活動的中國人好像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您認為，從宋代到晚明，遊記文學日漸發達，這當然一方面是指作品數量的繁榮，除此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標誌？您在書中比較了張岱的寫法和宋代人的不同，這在明代是典型性的嗎？在寫法上的變化體現在哪裡？

何瞻：

不少文學批評家將明朝晚期稱讚為中國傳統遊記文學的黃金時代。雖然“黃金時代”這個名稱的確切含義並不完全清楚，但無疑明朝是一個旅行寫作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拙著提出明代旅行文學由三種話題視角構成：“娛樂遊覽”“學術評論”和“地理調查”。以娛樂為目的的遊覽在中國可以上溯到六朝，到後來的宋朝已經很繁榮了。此種活動的趨勢延續到明朝，尤其是在晚明末期特別普遍。但晚明的娛樂遊覽遊記和宋代的遊覽敘述遊記有些不同。晚明遊記作家比較喜歡去有名的，尤其是既舒適又方便到達的江南城市或郊區旅行，而不喜歡過於偏僻的遠地，尤其是那些旅遊設施落後的區域。很多晚明遊記作家，如代表作者張岱，用小品文的文學體裁來寫遊記。晚明小品文遊記與宋代的“遊覽敘述”的主要區別是它的簡潔。比如，張岱的小品遊記代表作《湖心亭》（即杭州西湖的景點）用少於兩百字的篇幅，描述了一次前往此名勝的夜遊。與宋代遊覽敘述的區別也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張岱沒有對西湖的冬天雪景進行詳細的描述，相反，他遵循小品文的創作方法，僅僅勾勒了幾處精選的細節。其次，宋代遊覽敘述中，作者的迴應常表現為對美景的迴應，與此不同，張岱關注的是對自己的評價。這是理解小品遊記本質和其創作目的的關鍵點：從本質上說，遊覽經歷起到了催化功能，它啟發作者對個人天性的迴應。

您舉出明代曹學佺的《遊武夷記》的例子，這篇文章多次討論武夷山的道教傳統，我們知道，佛教徒和道教徒都有大量旅行及山水的記載，宗教因素怎樣影響了中國傳統遊記？

何瞻：

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產生於史前社會的後期，相信並崇拜超自然的神靈。在中國，道教徒和佛教徒都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和對幻想中的超自然力量，也就是所謂對“神靈”的敬畏和崇拜。出家的道教徒與佛教徒也總是希望能夠到遠離塵世、僻靜幽美的地方建立棲身的道觀或寺院，以便擺脫塵世慾念，止息雜慮，專注一境，習靜修行，獲得道果或佛果。山峰高插雲霄，被古代的人民看作通往天堂和極樂世界的捷徑。道教徒與佛教徒經常選擇一些風景秀麗的深山老林，興建道觀或庵堂。政府官員有機會出去遊覽時，經常前往受到宗教影響的名山，如跟道教有關的青城山、武當山、龍虎山和齊雲山，或者跟佛教有關的名山，如峨眉山、五臺山、普陀山和九華山。中國古代文人去這種有宗教性的地方，不但有機會撰寫遊記描寫這些優秀山峰中的幽美勝地，記錄了中國佛教文化、建築和藝術的進步，而且有時這些作者自己也受到道教或佛教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改變了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南宋大詩人范成大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成都積極參加佛教界舉辦的各種佛事活動，這是他行政過程的重要環節之一。同時在他的著作《吳船錄》中留下了一篇登上峨眉山看到“佛光”的遊記作品。此作品反映出像他這樣的地方政府官員與佛教寺院、僧侶之間的特殊關係。

您指出中國傳統遊記的一大特點是非正式的文字形式，換句話說，在傳統觀念裡，這類文字不承擔“文以載道”的社會化功能，可否談談傳統社會對旅遊文學的基本態度？

何瞻：

依我看來，檢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一種便捷方式是將其分為兩大類：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作品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文體和內容有嚴格的規定。比如，律詩句子字數整齊劃一，每句或五言，或七言，分別稱為五言律詩、七言律詩，等等。押韻嚴格的律詩通常押平聲韻，而且必須按韻書中的字押韻。非正式的文學作品，如筆記、晚明的小品文和遊記，基本上沒有這種嚴格的規定。除了達到這個體裁最基本的要求（敘述前往真實地方的旅行，描述一個特殊位置和相應的作者回應），遊記是一個可塑性極強的寫作形式。作者享有的高度靈活性，體現在他們如何書寫旅行經驗，尤其是用哪種語言來描述旅行，講述見聞，並表達它對自己的影響。因此，像元結一樣的作者會選擇高度文學化的風格，而另外一些，比如陸游，就更喜愛報道式的語言。還有其他以宋濂為代表的作家，在遊記中混入歷史和地理參考資訊，用來確認或否認史蹟（如鐘山）的傳統敘述。一些像王士性和徐霞客那樣的旅行作家，甚至改進了這個體裁，使它成為一個全新的遊記形式：“科學考察”遊記。在中國的傳統時代，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散文體裁，能為作者的個人需求和文學需求提供更高的自主性。恰恰是這種自由賦予了中國旅行文學充滿活力的品質。

您用“以我觀物”和“以物觀物”兩種方法將遊記文學分成兩類，前一類似乎受到“山水比德”傳統的影響，您認為後一類的目的是透過“格物”完善自我修養，產生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何瞻：

中國傳統遊記另一個特點是沒有兩個作家會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觀察外部世界，所以在如何體驗和描述山水古蹟等景象時，中國作家也確實有巨大差異。出於這樣的原因，遊記作者對個人經驗的重述具有極高的多樣性。像柳宗元和張岱一樣的作家，遵循了一種被晚清民國學者王國維稱作“以我觀物”的實踐。其他作者像范成大和徐霞客，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呼應了北宋哲學家邵雍提出的“以物觀物”。這兩種偏好的主要區別是，在前一類中，作者用遊覽經驗和山水觀察來表達個人內心的憂慮或矛盾（柳宗元），或僅僅是透過簡短的自我畫像來自我解嘲（張岱）。第二個路徑在南宋江河日記、明代學術評論類和科學調查類遊記中十分顯著，它較少強調“自我”的角色，轉而描述、分析和證實個人在旅程中的觀察。對第二種方法的偏好，特別是從南宋到明清，反映了這種理念：透過觀察、記錄和最終的“格物”，作者進行實證性地追問，這是完善自我修養，建立自我身份過程的一部分。然而，我必須強調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沒有看到“以我觀物”發展或變成“以物觀物”的過程。相反，這只是個人偏好的情況。遊記的非正式性質允許這樣的選擇。至於“以物觀物”，范成大和徐霞客等一些作家更感興趣的是描述他們的旅行經歷，而不是透過他們自己描述自然世界。

您書中討論的遊記作品到晚明為止，不過，您也提到，晚清的王韜、康有為、梁啟超等創作了遊歷國外的“現代遊記”，這些現代遊記與傳統遊記的不同在哪裡，您能談談嗎？

何瞻：

拙著討論中國古代遊記發展史到晚明為止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在美國的大學出版社不喜歡出版超過三百多頁的書籍，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因：十七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這是把“傳統遊記”和新的“現代遊記”聯結起來的關鍵時期。這裡的“傳統遊記”尤其指學術評論類作品，早期由宋濂、錢謙益實踐，後來被很多清早期學者繼承，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和朱彝尊；“現代遊記”指的是晚清主要知識分子的創作，如王韜、康有為和梁啟超。王、康、梁和其他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早期作家創作的遊記，其特殊之處在於主題和內容。晚清作家開始書寫前往外國的旅行，敘述那些本質上他們和讀者都不甚瞭解的地方。比如，梁啟超的行程遍佈日本、澳大利亞、夏威夷群島、加拿大和美國。1903年在美國為期五個月的旅行還包括了與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金融家摩根的會面。梁啟超和他同時代的人創作的遊記，不僅描述了陌生的異域和人群，還囊括了一系列的評論，講述他們在國外的觀察如何與彼時國內混亂的政局有關。當時，日益腐朽的滿清政府已無力抵抗英美和其他帝國主義勢力對領土的軍事入侵和對主權的系統滲透。

本次訪談得到譯者馮乃希女士的熱情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