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小米12新品釋出會。雷軍官宣：小米正式對標蘋果，向蘋果學習。
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人感佩雷軍“共赴山海”的追求，也有人嘲諷小米“自詡高階”的狂妄。
然而，在網路熱議之餘，也許我們更應該靜下心來，看一看小米以及中國企業面臨的競爭，看一看“蘋果”及其背後舉世聞名的“矽谷”。
開啟世界地圖，在太平洋東岸，美國西部的加州舊金山灣，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有一道南北約100千米長的寬闊山谷——聖塔克拉拉谷。
80年前，這裡還是一片果園。但如今，這裡是世界高科技之都，是因聚焦以矽為基礎的半導體晶片研發機構和製造商而得名的“矽谷”。
矽谷的黃昏
然而，我們在地圖上卻找不到“矽谷”的地名標誌，因為矽谷不是一個明確的地理範圍，而是一個創新的代名詞，它乘時代潮流而起，又重新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
時間推進到21世紀，中國企業正在因自身的規模和影響，越來越清晰地走入國際視野。人們開始關注中國企業的發展軌跡和方向，並嘗試從中搜尋矽谷的身影，甚至從中捕捉矽谷的焦慮。
中國企業是創新型企業嗎？中國是創新型國家嗎？帶著這樣的問題，安妮卡博士將中國模式與矽谷模式進行了系統對比，並在《中國能超越矽谷嗎？》這本書中做了詳細拆解。
中國能超越矽谷嗎？讓我們一起從書中去探究答案。
01
有跡可循的“矽谷模式”
充滿傳奇色彩的“惠普車庫”，位於美國加州帕洛阿爾託市愛迪生大街367號，據說每年有超過4萬人到這裡參觀。簡陋的車庫門口，立著加州歷史遺蹟的牌匾，上面寫著：這裡是矽谷誕生的地方。
愛迪遜大街367號現已成為美國曆史古蹟
回望矽谷的起源，有幾個關鍵人物和公司的名字不容錯過：
“矽谷之父”——斯坦福大學的弗雷德裡克·特曼教授，以及他輔導下成立的惠普公司。很多人認為，1939年惠普的成立，就是矽谷的起點。
矽谷靈魂人物威廉·肖克利和他的半導體實驗室，以及實驗室“八叛徒”建立的快捷半導體。在矽谷快速崛起的20年裡，有65家新創立的公司都可溯源到快捷半導體。
積體電路的發明，讓矽谷獲得了爆發式
增長
；電子產業、電腦產業和電腦軟體業的發展，讓矽谷創造了巨大財富；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後，智慧手機的普及，讓矽谷再一次引領世界潮流。
在矽谷，有蘋果和喬布斯，雅虎和楊致遠，谷歌和拉里·佩奇，臉書和扎克伯格，特斯拉和埃隆·馬斯克，以及惠普、英特爾、超威、領英、推特等眾多重量級企業；有斯坦福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兩所世界級學府，還有美國國家實驗室、國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等重點研發機構。
美國各地及世界各國的資訊科技領軍企業，都在矽谷設有研發中心或辦公室，比如微軟、亞馬遜，韓國的三星，中國的華為、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等。在斯坦福周圍的沙丘路，有紅杉資本等眾多著名風險投資公司的總部，小小矽谷，集中了全美40%的風險投資。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成就了矽谷如此驚人的傳奇？
有人說是因為有偉大的公司，有人說是因為有一流的大學，還有人說是因為美國軍方在二戰期間給予了持續的資助……
然而，任何單一的結論都無法解釋矽谷的成功。《中國能超越矽谷嗎？》透過大量的資料分析和案例剖析，揭示了大學、產業、政府、資本等創新要素的聚集過程，並得出結論：正是幾大創新要素的聚變，形成了孵化創新的良性生態系統，這才是矽谷的生命源泉。
那麼，在矽谷爆發式成長的時候，遠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國又在發生著怎樣的變化？
02
“多區域創新”的中國模式
說起中國的創新發展，人們很容易想起海爾集團創始人張瑞敏砸冰箱的故事。
1985年，有朋友來買冰箱，張瑞敏幫著挑了很多臺，居然都有毛病。朋友走後，張瑞敏派人把庫房裡的冰箱全拉出來逐個兒檢查，結果發現有76臺存在不同缺陷。
當時一臺冰箱價值800多元，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工兩年的收入。可張瑞敏堅持要把問題冰箱全部砸掉，在場的職工們不得不流著淚掄起大錘。
這個故事在中國企業發展史上被賦予了很多象徵意義。然而，真正讓海爾發生變化的，卻是張瑞敏接下來的決策。綜合來自日本、德國和其它國家的管理理念，結合自身特點，海爾制定了一套獨特的管理方法和發展策略。
從1985年到20世紀90年代末，海爾從質量和品牌建設入手，實現了產品的多元化；20世紀90年代末到2005年前後，海爾產品出口世界各地，製造工廠從印尼開到美國，實現了企業的國際化；從2005年到今，海爾實施“人單合一”管理模式，以使用者為導向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企業向著靈活應對網際網路時代的方向轉型。
如今，由4000多個小微組成的海爾集團充滿旺盛的生命力，成為巨大的企業孵化器。與此同時，騰訊、阿里巴巴、京東、小米等中國企業，也在創新著自己的生態系統模式。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適應性創新、微創新和自主創新的發展階段，逐步形成真正的創新能力，從一個以低勞動力成本參與全球分工的世界工廠，向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移動，逐步由“跟跑”“並跑”向部分領域的“領跑”轉型，“中國製造”走向了“中國智造”。
我們看到，美國的科技創新主要集中在矽谷和大波士頓地區，而中國的科技創新不僅聚集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三大區域，在杭州、合肥、南京、成都、武漢、西安等新一線城市，創新驅動發展的探索步伐都在加快推進，“多區域創新”的中國模式已經形成。
那麼，中國的科技聚集地能否成為未來世界的科技中心呢？中國能夠超越矽谷引領世界科技創新的潮流嗎？
03
超越矽谷，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福布斯》曾經這樣寫道：“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說明中國正在引領科技領域……中國在人工智慧、金融科技、虛擬現實等領域已經超過美國……”
在這樣的內容背後，晃動的其實是外媒渲染的“中國科技威脅論”的影子。對此，我們自己應該有更清醒的認識：雖然中國確實在極個別領域超過了美國，但在事關科技發展全域性的關鍵技術領域，中國和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
對照矽谷的成功經驗，中國的創新事業還面臨著四大挑戰：大學創新機制有待健全、企業創新能力有待提升、政府創新角色有待最佳化、資本創新服務有待增強。
斯坦福大學的日出
首先是大學。矽谷創新生態系統的執行從人才開始，而大學是吸引人才的最大磁場。傳統大學只有教育和研究兩個職能，但斯坦福和伯克利這兩所頂尖大學卻用實踐告訴我們，大學可以有第三個職能，那就是促進產業發展、促進新興技術的突破。
在矽谷，斯坦福和伯克利的貢獻，是透過三種方式實現的：為產業界提供諮詢、輸送高水平畢業生、向創業者提供技術轉移。而產業界則透過提供高水平導師和資金支援等方式，對大學給予回饋。
在中國，這樣的良性互動也已有所體現，比如華為的首席工程師去清華大學教授5G課程，而清華大學的頂尖教授也會走進騰訊的研發部門。
其次是企業創新能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大衛·蒂斯教授，提出了“企業需要動態能力”的觀點。他認為，由感知、抓取、轉化有機結合而成的“動態能力”，可以讓企業清晰地知道，面對變化應該做什麼。
企業想要建立動態能力，離不開管理理念做支撐。中國企業要在全球實施更激進的創新，管理模式的改進就是宏偉藍圖的最後一塊拼圖，而借鑑矽谷管理模式顯然是一條捷徑。
政府和資本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作為創新方向的領導者、規則的制定者，政府可以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競爭和生長環境；而資本在提供產業發展初期急需資金的同時，還應該扮演初創公司的創業導師、諮詢顧問等角色。
當然，並非矽谷的所有做法都可以直接複製，中國需要在借鑑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契合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發展之路。
寫在最後：
一箇舊時代的落幕，總會是另一個新時代的起點。面對持續變化的世界，無論是對於矽谷還是中國企業而言，創新都是離弦之箭。
而在張瑞敏看來，《中國能超越矽谷嗎？》正是一本可以“幫助全球企業找到新時代創新路徑的書籍”。
新時代是奮鬥者的時代。前路漫長，不管是坦途在望，還是狂風迎面，保持熱愛，持續創新，才能走過凜冬，走向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