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楚荊的慘敗對周朝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此，周人視漢水為畏途，再也不去問津了。反觀楚國，從熊繹到熊渠，五代十君，歷時約一個半世紀，楚人慘淡經營，境況大為改善。

熊渠在位其時正當周夷王之世，王室衰微，夷王已不敢坐受朝拜，始下堂會見諸侯。諸侯或不朝貢，互相攻伐，周王室也不能制止。熊渠抓住西周王朝衰弱之機大力擴張，長江、漢水之間的大小方國部落紛紛歸順，史稱“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然後楚國向西攻打庸國，向南攻打長江中游一帶的越人，又向東一直攻到鄂。熊渠為何不畏長江風濤之險，勞師遠出以伐鄂？這無疑是受了銅礦的誘惑。在青銅時代，銅多則國富，銅多則兵強。銅礦無疑是頭號戰略資源，是人們爭奪的首要目標。“對三代王室而言，青銅器不是宮廷中的奢侈品或點綴品，而是政治權力鬥爭上的必要手段。”我國的銅礦資源主要分佈在江南地區，即湖北的大冶至江西的瑞昌、德興和安徽銅陵一線，不在西周早期楚國的範圍之內。伐鄂的勝利使長江中游的銅礦不再是周朝的禁臠，而成為楚人得以染指之物了。

熊渠一生建樹的最輝煌的功業，莫過於伐鄂。熊渠之後第八代楚君為熊咢。

1993年，從山西的晉侯邦父墓中，出土了八件一套的編鐘，由銘文可知是楚國的匠師遵照“楚公逆”的命令鑄造的。“逆”字通“咢”。“楚公逆”就是楚公熊咢。據這套“楚公逆”編鐘的銘文說，“楚公逆”用九萬鈞銅鑄造了一百套鍾，雖說這大有誇大其詞的嫌疑，但從楚國有編鐘送給老遠的晉國這個事實來看，楚國自己的編鐘一定不少，銅料來源有所保障，自然也是不在話下。

熊渠晚年公開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一度以天子自居，封三個兒子為王。雖然不久後見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自去王號，卻是楚人僭越野心第一次公諸天下。到了熊通在位期間，楚國終於正式稱王，與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熊通在位51年，他決心稱王是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的事情。三十五年以前，他有什麼作為，不大清楚。我們只知道：當時的楚國已經很強大，中原國家（“諸夏”）對此極其驚恐（“始懼楚也”），公元前710年（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鄭莊公與蔡桓侯在鄧（蔡地，今河南漯河東南）相會，討論對付楚國的計策。

當時楚國的勢力，雖則已經跨過漢水，可是還不大牢固。西周王朝為了加強對荊楚的控制，陸續在漢水以東以北和江、淮間，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親諸侯國，即所謂“漢陽諸姬”，或“周之子孫之在漢川者”。“漢陽諸姬”以隨國（現在的湖北隨州）為中心，文獻說“漢東之國隨為大”。這些小國畏懼楚國的武力，有聯合起來抵抗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