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加坡殖民地的建立讓萊佛士很高興。1819年2月19日，他從檳榔嶼發出一封信，信中寫道：“它的建立打破了目前的魔咒，讓他們（荷蘭人）不再是東方海域的絕對主人。”而在登上新加坡島的第二天，他在寫給馬斯登的信中說：“這可能是我最後的努力了，現在，即使我被棄用，回到明古連只當一個哲學家也會感到滿足了。”
正如他所擔心的，荷蘭人的反對、公司在檳榔嶼的管理層的極度不贊同，這些都威脅著新加坡殖民地的存在。這塊初生的殖民地能夠存活下去的確是一個奇蹟，靠的是人們的勇氣和毅力、當時不順暢的通訊狀況，以及大量的運氣。占星家們聲稱，現代新加坡是在吉星高照的情況下誕生的。1819年2月，它也的確需要好運氣來渡過第一次難關。
天猛公和蘇丹侯賽因已經充分預料到，敵對派系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會有多麼憤怒。侯賽因首先向萊佛士提議，要謀殺在廖內的荷蘭人，讓萊佛士大吃一驚，但接下來他就開始採取措施要保住自己的地位。這位新蘇丹寫信給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布吉隱王，天猛公也寫信給廖內當局以及自己在馬六甲的荷蘭友人，聲稱是萊佛士逼迫他們簽下這個協議的。荷蘭人震怒，聲稱新加坡是廖內所轄領土的一部分，因此該歸他們控制。荷蘭在馬六甲的總督向檳榔嶼方面提出抗議，還打算用武力把英國人趕出新加坡。
如果他們當時馬上採取軍事行動的話，要把法夸爾一幫人趕出新加坡實在太容易，因為當時他手下只有30名歐洲官兵和平民，還有100個心懷不滿的印度兵，以及一艘根本不能下水的炮艦。因為聽到流言，說馬六甲方面馬上就會來攻打新加坡，法夸爾緊急向檳榔嶼請求增援，但毫不同情他的巴訥曼卻催促他立刻撤出新加坡，以免發生衝突，導致尷尬局面。巴訥曼還安撫荷蘭人說，萊佛士在新加坡的所作所為完全是自作主張，英國官方對此並不贊同。巴訥曼隨即向加爾各答方面上訴，批評萊佛士行動魯莽，而且使新殖民地毫無防禦能力，實在太不負責任，就像“一個人在一所房子裡放了一把火，然後卻跑掉了”。
荷蘭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國當局會否定萊佛士的冒險行為。1819年1月，就在萊佛士的船隊停靠在新加坡的前一天，倫敦的印度管理委員會向加爾各答發出指令，禁止派遣萊佛士前往東方。與此同時，英國外交部撫慰荷蘭政府說，萊佛士只是東印度公司的商業代表，無權作出政治方面的決定。
但這些指令發出得太晚了，根本來不及阻止萊佛士，可荷屬東印度的總督戈德·範德爾·卡佩綸卻指望加爾各答方面即使沒有得到來自倫敦的指令，也會迅速採取行動制止萊佛士。因為手裡握有巴訥曼的保證，以及來自侯賽因和天猛公的宣告，號稱自己是被脅迫簽約的範德爾·卡佩綸只以溫和的方式表示了抗議。然而，此時萊佛士的行動已經在加爾各答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1819年3月，《加爾各答週刊》對新加坡殖民地的成立表示了歡迎，稱其為“我們的商業想法和前景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巴訥曼實際上在無意中還促成了新加坡殖民地的保留。他一方面打消了人的疑慮，另一方面又激怒了印度大總督，促使總督支援萊佛士。萊佛士明知道荷蘭人已經重返廖內，卻還是執行了自己的計劃，這雖然讓黑斯廷斯很生氣，但更讓他生氣的，卻是巴訥曼不斷無視自己的權威，這使得他在面對倫敦的責難時，迫切地想要澄清自己的立場。
在1819年2月13日給加爾各答的覆函中，萊佛士就為什麼他要在新加坡建立一個據點作出瞭解釋。信中，他對這個“舊日的都城”大加吹捧，認為它的優越性超過了廖內以及任何一個地點。要說明新加坡位置優越很容易，因為它非常接近穿越新加坡海峽的主要航線，但要說明他與天猛公一派的交易的合法性就需要巧妙措辭了。法夸爾在廖內簽下的協議其實已經明確承認阿卜杜勒·拉赫曼是蘇丹，但萊佛士卻忽略了這個讓人有點尷尬的事實，聲稱阿卜杜勒·拉赫曼作為“廖內之王”，只控制著廖內一帶的領土，而侯賽因才是真正的蘇丹，天猛公則毫無爭議地擁有柔佛、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島嶼。
1819年8月，萊佛士建立新加坡殖民地的訊息傳到了倫敦。這讓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非常震驚，極度不快。他們擔心，萊佛士的舉動將使英荷在歐洲成功進行的談判陷入僵局。“如果荷蘭人用武力驅逐我方在新加坡的駐軍，我們必須無條件投降，否則就可能要對讓整個歐洲籠罩在戰爭陰雲裡負責。”儘管如此，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勳爵也認識到讓荷蘭人全面掌握“馬六甲海峽一帶的所有陸軍和海軍關鍵據點”，在商業和戰略意義上有多危險，他也清楚在其南部建立一個英國的據點所具有的價值。而且，雖然英國官方想要尋找一個沒那麼具有爭議性的據點，但事實上，其他各處都沒有新加坡那麼具有優勢。
英國佔有新加坡沒有什麼法律依據，但這個島嶼的潛在價值卻促使英國政府採取了拖延政策，把新加坡問題的處理加到了與海牙正在討論的一攬子事務當中。當時談判其實正處於擱置狀態，因為需要等待印度大總督提交一份全面的報告，但黑斯廷斯始終沒有提交這份報告。萊佛士一點也不擔心談判的拖延：談判拖延得越久，英國對新加坡的掌控就越牢固。
萊佛士囑咐法夸爾在當地清掃地面，建築簡單的防禦工事，並在聖約翰島上派駐一名有責任心的歐洲人，負責告訴過往船隻這裡新建了一塊殖民地，此外，為了鼓勵貿易，還將免徵關稅。他放出訊息到馬六甲，招募拓殖者，尋求給養。到新殖民地可以以成倍的價格販賣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利潤十分可觀，因此許多馬六甲商人蠢蠢欲動，毫不畏懼荷蘭人立下的禁令。
另外，法夸爾之前當過馬六甲的戰時駐紮官，人稱“馬六甲之王”。他養了一個當地的情婦，說得一口流利的馬來語。他個子很高，長相英武，令人肅然起敬，可他的性格卻十分隨和，很有人情味，總是願意聆聽民眾的苦痛，為他們排憂解難。大家都覺得他正直、公允，而且不偏袒權貴，關心窮人。這一切都讓他在當地口碑不錯，也因此吸引了許多拓殖者追隨他到新加坡。
新加坡河東北岸的平原很快就清理完畢，一個繁榮的市場漸漸形成，另外還有一個由臨時搭建的棚屋組成的居民區。馬六甲定期運來給養，使新加坡沒有像其他新建殖民地那樣，在早期經歷困苦和營養不良狀況。不到六個星期，就有一百多艘印度尼西亞小船到這個港口停靠，另外還有兩艘歐洲商船和一艘來自暹羅的舢板船。
1819年5月底，萊佛士帶著從檳榔嶼來的一批移民，以及木材，片和工具等給養回到新加坡。這裡發生的變化讓他非常興奮。他在給索默賽特公爵夫的信中，用一種我們也可以理解的帶些誇大成分的語氣說：“我的這塊新殖民地發展得非常訊速，它建立還不到四個月，就已經有5000多人口了，其中大多數是華人，而且這個數字每天都還在增長。”在寫給另一個人的信中，他激情染溢地寫道，新加坡“將極有可能成為僅次於加爾各答的港口……它將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東方站點。另外，從航海優勢和商業發展方面看，它比整塊半島大陸的價值更高。”
第二次造訪新加坡，萊佛士待了四個星期。他又與蘇丹侯賽因和天猛公簽訂了一個協議，規定了英國殖民地的疆界：西起丹戎瑪琅，東至丹戎加東，向內陸延伸的距離為一發炮彈的射程。他對城鎮的規劃有美學上的考慮，但主要是為了保證秩序和管控：各個社群分開聚居，分別由各自的頭人管理。除了天猛公的村莊外，新加坡河左岸以及平原地區，另外還包括河口對岸的土地主要為軍事區域和官署。歐洲人居住區處於軍事區域以東，華人區在河的右岸。他還下令讓法夸爾修建了一座橋，把華人區與馬來人村莊以及軍事區域連線起來。
兩位馬來領袖管理自己的隨員，其他亞洲族群則分別由各自的頭人管理。頭人負責維持社群內的秩序，解決爭端。每個星期法夸爾會和蘇丹及天猛公一道開庭一次，各社群的頭人在此時上庭陳情，普通民眾則可以趁機上訴，駁斥他們之前的決斷，駐紮官會根據常理作出最後的判決。
萊佛士於1819年6月離開了新加坡，此後三年裡，他都沒有再回去過。在這段時間裡，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在自力更生，因為當時的通訊條件非常糟糕。1820年3月，法夸爾向萊佛士抱怨說，他已經近七個星期都沒有從加爾各答收到任何訊息了，並且已經有近三個月沒有從明古連收到任何訊息了。
新加坡的貿易發展得非常迅猛。1820年6月，萊佛士從明古連給自己的侄子寫信說：“我的殖民地還在以令人異常欣喜的姿態繁榮發展著，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不遭遇到什麼噩運的話，它肯定將成為東方的商業中心，榮耀東方。”為了增強保留新加坡這塊殖民地的理由，他每次給英格蘭的通訊人寫信時都要濃墨重彩地描繪一番新加坡的成就。但實際上他無需刻意誇大，因為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對安定的社會秩序都使得它剛一建立就能取得成功。
新加坡能迅猛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這一帶的地區貿易本來就發展態勢良好，而它則為這些貿易提供了一個免除關稅的絕佳轉運港。除了免稅外，港口收取的其他費用也非常低。蘇丹和天猛公起初還向船長們施壓，要求他們給自己“送禮”，但1820年4月時，船務總管受命通知船主，他們無需向兩位馬來顯貴贈送任何禮物。
然而，侯賽因和天猛公住在新加坡，這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對吸引貿易還是有十分關鍵的作用的。在此之前，廖內一直是蘇門答臘南部與布吉人開展貿易的中心，也是華人生產甘密的重要中心地區，但此後，這些發展勢頭良好的貿易大部分轉去了新加坡。這個新港口還吸引了來自暹羅、柬埔寨和交趾支那的舢板船，還有來自印度的歐洲商船。1821年2月，首次有舢板船從廈門駛來，五個月後，第一艘歐洲對華貿易商船入港。
當時新加坡的進出口貿易額總計達80萬元，其中50萬元貨額由亞洲船隻帶來，30萬元由歐洲船隻帶來。在英國政府仍然對新加坡港口的未來沒有把握之時，私人商販們已經表明了他們對這個新港口的信心。
法夸爾鼓勵所有新來者到這裡定居，到1821年時，這個多元化的城鎮已經有了約5000名居民，其中有近3000名馬來人，1000多名華人，500至600名布吉人，另外還有印度人、阿拉伯人、亞美足江人、歐洲人、歐亞裔以及其他少數族群。兩位馬來顯貴新交的好運為他們吸引了更多的追隨者，這些人定居在天猛公建在河邊的村莊裡，或住在村子東面，蘇丹建在甘榜格南的官殿旁。這塊殖民地正式建立後不久，侯賽因就從廖內把自己的家眷和隨員全部都接了過來，浩浩蕩蕩坐了幾百條船。其他一些馬來人也大量從馬六甲、廖內群島和蘇門答臘湧來，其中也包括從明古連來的。這些明古連來的馬來人在勿拉士巴沙溪旁建立了甘榜明古連。
新加坡對南洋一帶的華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多年來，他們在廖內、馬六甲、檳榔嶼、曼谷、馬尼拉、巴達維亞以及其他一些爪哇港口苦心經營著一個商業網路，並在這個地區定居下來，成為商人、農民和礦工。這些華人得不到中國政府的官方支援，因為當時中國官方是禁止向外移民或私人從事海外貿易的。但他們努力聚集到各方面條件相對比較好的地方。可是，南洋早期的商業中心沒有一個環境特別理想。
檳榔嶼的地理位置不算太好，其他港口則向外國商人徵收重稅，法令朝令夕改，還有各種令人厭惡的限制和歧視。這些已經取得一定商業成功的華人們很快就發現，新加坡非常具有吸引力，它是東南亞貿易的天然中心，他們從南洋的其他港口紛紛移居到這裡。第一批華人移民來自廖內和馬六甲，他們中許多人都出自在南洋定居很久的家庭。這些家庭長期與馬來婦女通婚，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峇峇華人群體。
早期華人開拓者中最有名的是陳送。1778年，陳送15歲時就離開了家鄉廣東，來到廖內、檳榔嶼和馬六甲一帶闖蕩，1819年，他來到新加坡，建立了這裡的第一間貨倉，為早期來這裡的中國舢板船充當代理。他在馬六甲時就已經與法夸爾相識，到這裡後，陳送為那些需要賒賬購買貨物的新來者提供擔保，鼓勵他們到這裡定居。1836年，他在新加坡去世，據說當時有1萬至1。5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但其實他和這裡的統治階層很少有社交往來，他性情孤僻，嗜好賭博，愛錢如命，有人說他晚上睡覺都要抱著錢箱子。
閩南人蔡滄浪是早期新加坡唯一能夠在財富上與陳送匹敵的華人。他出生在荷屬馬六甲，父親是當地的華人頭領，他在新加坡成為來自福建的華人組成的“閩幫”的首領，也是當地第一個鴉片種植商。與陳送不同的是，蔡滄浪為人豪爽，性格外向，經常大手筆宴請歐洲人，比如他在1831年為了慶祝自己44歲生日，就曾大宴賓客。在1836年離開新加坡返回中國之前，他一直是當地政府最信任的與華人社群打交道的中間人。但他在澳門時被夜盜殺害。
結語
“從乞丐到富人”那類故事，描述的是一窮二白的年輕人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努力工作，最終功成名就。但最初來到新加坡定居的亞裔並不符合這種標準，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富人，並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