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10月，在寧錦防線連遇挫折的後金軍隊在皇太極的指揮下，繞道蒙古從龍井關一帶突入長城，一路殺到北京城下。此時，駐紮在寧遠的袁崇煥帶著九千精銳星夜兼程回師北京，與皇太極展開激戰，並將其擊退。可惜，崇禎卻以“通敵賣國”之罪將其凌遲處死，自毀了大明的最後一道長城。不過，崇禎並沒有搞株連九族，放了袁崇煥家人一條生路，只是將其流放邊疆而已。史載“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如果按照崇禎所言，袁崇煥確實是“通敵賣國”，那為何在其受到凌遲之後，不將其家人也一起殺掉呢？要知道，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可是要株連九族，不留後代一人啊？所以，袁崇煥之死，罪名不在“通敵賣國”，而是另有隱情，抑或說是崇禎的無奈。在筆者看來，崇禎之所以這樣做，有以下幾點緣由。

其一、皇太極繞道蒙古偷襲北京，和袁崇煥沒有必然關係。現在很多人都這麼認為，皇太極之所以敢冒著後路被抄襲之危險，是因為袁崇煥擅自殺掉皮島守將毛文龍，後金沒了牽制才敢這樣做。但是，這些說法不值一駁，根本就沒有任何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說明，崇禎不會不知道。就拿“毛文龍”牽制後金來說吧！皇太極攻略朝鮮和蒙古時，也沒見他出兵攻擊後金，起到多大的所謂牽制作用。蒙古投靠後金，可以理解，因為當時蒙古已經分裂，實力弱小，經常在兩邊搖擺不定，就算明朝曾經贊助，又如何。例如，明初的兀良哈三衛，到朱棣時期，不也一樣騷擾明朝邊境。此外，關內實際受遼東總督劉策管轄，不是袁崇煥所能插手得了，雖然名義上是督師薊遼登萊津五處要地。所以說，皇太極繞道蒙古南下攻擊中原，和袁崇煥沒有必然性關係。

其二、袁崇煥作戰方針正確，但卻害苦了有田產的朝廷官員。崇禎上臺之後，便立即解決魏忠賢，而後將袁崇煥召回朝廷，並在平臺與之對答。當時，袁崇煥認為，若想戰勝後金，除了實行“遼人守遼土，遼土養遼人”外，還需要輔之以“和談”，為大明編練軍隊、積蓄力量，贏得時間。這是明軍在野戰能力不足之情況下最好的戰略選擇。試想，如果沒有一支強有力的突擊部隊，想踏平女真，談何容易，典型事例便是後來的松錦會戰，若是有一支勁旅突擊，估計勝利就在明朝這一方了。道理很簡單，洪承疇的突擊力量是炮兵，推進速度慢，所以八旗才能在撤退之後慢悠悠地紮營，等待皇太極增援，而後截斷明軍糧道。

袁崇煥的策略，崇禎是答應的，也是認可的，但卻害慘了一幫在北京有大量田產的官員。要知道，袁崇煥能在北京擊退皇太極，除了將士們奮勇殺敵外，還是依託堅固城池和紅衣大炮。在沒有絕對把握之前，袁崇煥怎會冒著大軍損失慘重之危險與皇太極展開野戰呢？不過，如此一來，八旗兵卻得以肆意劫掠北京官員們的田產和家當，他們對袁崇煥自然是恨之入骨。這不是袁崇煥之錯，而是明軍野戰能力不強使然。要知道，于謙搞京師保衛戰時，明軍戰鬥力還是很強，但依然避免不了蒙古兵之劫掠。袁崇煥的戰略意圖是，等待各路援軍到達，尤其是自己在遼東的精銳之師全部抵達後，再搞全面合圍，即使不能全勝，也要將皇太極打得脫層皮。

其三、袁崇煥在危難之際寫信給祖大壽，其忠心可鑑。正當朝廷官員謠傳袁崇煥故意勾結金兵入關時，皇太極實施了所謂的反間計，崇禎一怒之下將袁崇煥逮捕入獄，這牢獄一呆就是九個月，直到被凌遲。左安門大戰之後，皇太極並沒有走遠，聞之袁督師被逮捕後，立刻回師，攻略永平、遷安、遵化、灤州四城，明軍不敢抵抗。於是崇禎想到了祖大壽，但此人聞之自己的上司被逮捕後，立刻率關寧兵北返，不再理會京師事務。但是，袁崇煥還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親手寫信給祖大壽，讓其立刻回師救援，收復失地。就此而言，崇禎不會不知道他是忠於朝廷，是一代良將。若不是祖大壽，河北四城，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收回來。

其四、袁崇煥給自己背鍋，當了冤大頭，崇禎心知肚明。在給予袁崇煥的罪名中還有這麼一條，說是他勾結女真，和敵人搞“議和”。這實在不是什麼罪名，因為平臺對策時，崇禎是認可“輔之以議和”之策的。那麼，為何崇禎此時又將其作為袁督師的一條罪狀呢？首先，崇禎是個好面子之人，從不肯背鍋，不願意承擔“議和”之罵名。典型事例就是因“議和”洩密，兵部尚書陳新甲之死，替崇禎背鍋了。其次，袁崇煥專權，“議和”之前不和自己打招呼。不可否認，袁崇煥專權是事實，其與皇太極之間的書信往來，從不告訴崇禎，這就犯了大忌，是典型的政治問題。不過，就算他告訴崇禎，只要“議和”洩露，他一樣得死，結局和後來的陳新甲一樣。

總而言之，袁崇煥之死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之需要，是政治大環境的產物。如果他真的謀反亦或是賣國求榮，崇禎估計會誅殺其九族，一個也不放過。順帶說下，袁崇煥之後，清兵入寇中原時，唯一的抵抗者盧象升也是被文官和皇帝坑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