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清談之風，始於魏之正始年間。
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流，是清談的祖師和提倡者。
他們的虛無主義全國觀，代表了當時表層士族們空玄的精力狀況，順應了這些門閥貴族驕奢淫逸的享樂請求，加上正始名流職位高、名聲大，如“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座”，遂使清談之風在表層團體中快伸張開來。
這一“正始玄風”，曲折到兩晉期間，更無以復加。
西晉後半期，王衍進一步把“祖述老莊”的清談之學大加首倡，並更加“玄虛”化。
他竟日清談，“口豈論世事，唯雅詠玄虛罷了，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因而，落伍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清談也成為一大習俗。
據關聯史料紀錄，兩晉之時，好清談者，有文人學者，也有王公貴戚，有文武官員，也有風騷天子，乃至連名門婦女也捲了進入，可見其風之烈。
到了南北朝期間，清談之風仍舊非常鋒利，乃至連當時相對有為的統治者宋武帝都不可以或許脫節其俗。
《南史·鄭鮮之傳》說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騷，時或討論，人皆依違不敢難。
”可知宋武帝關於清談還是非常喜悅湊熱烈、趕時興的。
魏晉期間，武將尚清談的還未幾見，到了南北朝也有了，“家世為將”的沈演之即是此中的一個，《宋書·沈演之傳》說他：“折節勤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出名。
”魏晉南北朝的這種清談之風，風險極大，在它的影響之下，士族階層中造成了一種只圖享樂、不負義務的壞民風：“立言籍其虛無，謂之微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奔放。
”云云民風，使得當時“朝經廢於上，職事隳（破壞之意）於下”，感冒敗俗，誤國誤政，莫此為甚。
01 立言微妙不求實作為頭腦家，清談家不妨非常差的頭腦家。
他們輕忽現實，兩眼朝天，從冥冥的夢想中去尋求安慰，因此，凡著書立說，無不主意以庸碌本，以玄為妙，脫離現實越遠越好，在頭腦平臺導致了一種尚玄虛不求實的民風。
於此，他們講哲理是大談虛無、玄而又玄，寫文章是無病呻吟、紙上談兵，清談那些“宇宙萬物皆以‘無’為本”，“宇宙以天然運，賢人以天然用”，“玄冥”、“獨化”的空事理。
他們以主意庸碌主義的《老子》、宣稱秘密主義的《周易》和不造短長的《莊子》，作為其立論的憑據，並在這一底子上加以發揚，確立起以庸碌本的魏晉形而上學頭腦系統。這種頭腦系統對當時頭腦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乃至導致“眾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的地勢，造成了一股長達幾百年的“玄風”熱。02 處官雅遠不事事魏晉南北朝時，清談之風險些伸張到全部政界，大片面表層仕宦都“尸祿耽寵，仕不事事”。《梁書》載有姚察的一段敘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跌宕，尚書承郎以上，簿領案牘，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指東晉），此道彌扇。”尚書丞郎以上的仕宦，都是朝廷的要員，是幫忙天子處分政務或主管中間政權某一部分的高檔仕宦。這些人身負云云重擔，但是卻都是些“簿領案牘，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的狗佔馬槽之徒。令史，魏晉之時是郎如下掌尺簡的官職，大約相配於現在的秘書。
當官不睬政，全部事件都由秘書來辦，豈有不出亂子的事理？《陳書·後主紀》論也指出：“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碎務，朝章大典，方商討焉，案牘薄領，鹹委公差，浸以成俗，迄至於陳，後主沿襲，未遑蛻變。”這是說，從魏的正始年間起，連續到南朝末了一個朝廷的末了一個天子陳後主止，三百多年裡，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連所謂治世能臣、都不體貼碎務，把他們應管的事都推給下邊的人去辦，更不用說那些隧道的碌碌蠢才了。這話說的難免有點太甚，但現實情況必定是非常緊張的。不事事則必敗露，不睬政則必失政，不經國則必誤國，這在魏晉南北朝時表現得非常為充裕。姚察曾非常感傷地說：“嗚呼！感冒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兵馬生郊，宜其然矣。”他覺得正因為有這種不知覺醒的清談，因而發現八王之亂，永嘉之難，導致烽煙四起，五胡亂國的地勢是勢所勢必的。南朝齊、梁時人陶弘景也曾作詩論及此事：“夷甫位跌宕，平叔坐談空，不料昭陽殿，化作單于宮。
”他也指出山河易主、西晉敗亡，義務在何晏（平叔）、王衍（夷甫）之流的清談家身上。這與東晉桓溫的觀點是同等的。桓溫指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乃至就連王衍本人在兵敗被俘，臨刑前也大喊：“吾曹雖不如前人，向如果不祖尚狡詐，勉力以匡全國，猶可不至本日！”可以或許說，西晉王朝是乾脆亡在這些在其位不謀其政、食其祿不盡其職的清談家們手裡的。幾十年後，南朝梁元帝又重蹈前轍，再次飽嘗了清談誤國的味道。公元554年9月，魏遣兵5萬伐梁，而此時“好玄談”的梁元帝正在龍光殿向其臣下報告《老子》，當武寧太守向他彙報了這一緊要軍情時，才停講；但過了幾天，竟又“復講”，並讓“百官軍裝以聽”，終究落得個兵敗被擒、受盡凌辱的了局。梁元帝失利前又是焚書，又是斷劍，又要尋短見，出盡了洋相。有人問他“何意焚書？”，他回覆說“唸書萬卷，猶有本日，故焚之”。真是置死活禍福、社稷安危於不顧，惟知清談了。
03 奉身放蕩不檢核魏晉南北朝士家富家的清談家們，多數是少許享樂至上的權要顯貴。他們在生存上尋求的是大肆浪費，盡興享樂，燈紅酒綠，無休無止的狂歡，不受管束的放蕩，名曰“奔放”。這種“奔放”，是清談家們所要到達的非常高目標。而清談，從某種作用上來說，也即是他們為了掩蓋享樂，彌補因為過度的物資享用而導致精力空洞之舉。因此，立言微妙，處官雅遠，奉身奔放，是三位一體、不行盤據的。怎樣晏縱慾好色，貪財荒淫，“食五色散”，舉動極端謬妄。王衍熱衷名利，貪鄙無恥。而全部士族團體則不僅尚清談、尚雅遠，並且比富鬥闊，糜費成風。立言微妙不求實，處官雅遠不事事，奉身放蕩不檢核，相互影響，互為因果，配合組成了魏晉南北朝清談之風的內外。04 清談之風何故能在魏晉南北朝的政界中相習成癖，耐久不衰？歸根究竟，清談之風的盛行固然是由當時表層士族衰退的素質決意的，但同時也和官制多弊、考課不力有乾脆干係。開始，府多官眾，機構繁蕪，設其位無其政，有其職無其責，是使清談之風可以或許在政界中存在的一個緊張前提。
魏晉以來，統治者廣置官府，多設仕宦，從中間到處所，其數目都大大跨越了秦漢之時。以晉武帝時為例，朝廷非常高檔的仕宦，除同兩漢同樣，設有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外，又加設太宰、太傅、太保“三師”，並且漢時大司馬、上將軍（“二大”）與太尉只能選設一職，不可以或許並設三職。晉武帝也都三職並設了。如許就導致“八公並置”（三公、三師、二大）。朝廷關於“八公”都容許他們設立本人巨大的府署。同這些職位非常高的仕宦相似乎的府署者（即所謂“開府議同三司”），另有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徵、四鎮、龍駿、典軍、上軍、輔國等諸位上將軍。別的，同上頭那些大員相似乎的府署者，另有光祿醫生等。這在晉過去是亙古未有的。官府這麼多，每府又不知要設立幾許府署的仕宦，僅從這些將相的情況看，就可知其官府之浩繁、重複與巨大了。還不止此，中間政權還設有九卿、三省等緊張構造，並且晉時中間大權由尚書行臺（三省之一）統轄。
如許一來，現實上那些三師、二大、三公、九卿及其府署就都沒有幾許政務可管了。中間是如許，處所也是如許，州、郡、縣行政區及軍政官員越設越多。據《晉書·傅玄傳》載，傅玄的兒子傅鹹曾在一封上書中指出：“舊都督有四，今並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使，幾向一倍。戶口比漢，非常之一，而笠郡縣更多。”為此，荀勖曾發起“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由此可知，當時至少有一半仕宦是多佘的。這還是晉初的情況，南北朝時就更不得了，徐陵曾形貌陳時的景遇說：“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入伍，市中多數。”此中的員外是定額之外的官員；常侍是天子擺佈的官員，諮議入伍是文武官員的幕僚。這些人普通不負有甚麼詳細義務，只是噹噹照料，做做照料罷了，可見當時閒職官員之多。各級軍政機構云云繁蕪，仕宦浩繁，一方面勢必給老庶民帶來極端慘重的累贅，從而激化階層衝突；另一方面則是為政界中的清談締造了前提，這在中高檔仕宦中闡揚得尤其彰著。
葛洪說：“三臺九列，紙上談兵，州牧郡守，操綱舉領，煩劇所重，其惟百里”他指出官越大，事越閒，官越小，事越煩。大官是泛論道，中官是抓綱要，惟有小官本領詳細事。所謂官多政煩，煩的是老庶民和小仕宦，上邊則是官多必閒，因為閒，因而就“紙上談兵”，“仕不事事”，只務虛不求實了。別的，因為機構重複，勢必導致職責不明，從而無法搜檢政務情況，窮究紕謬義務，這也為清談之官排除了後顧之憂。晉初劉頌在給壘帝的上疏中說：“秦漢以來，九列執事，承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並。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如果承相之為……年末，臺閣課功校簿罷了。於今親嘗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年末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他覺得尚書和九卿之間，如果不可以或許省並九卿，就應當明白其職責，不然九卿勢必瀆其職而又無法加其罪。因為尚書獨斷，而九卿沙門書機構又重複，乃至九卿的職責非常迷糊。相似這種情況，上高低下是許多的。
如許，沒事幹和不做事，就偶然間清談，無勢必職責，不怕窮究義務，就可以或許寧神清談。其兩提拔仕宦重家世，重資歷，不重德才，是清談之風在政界盛行的又一緊張緣故。先垂青家世。自魏文帝以來，到兩晉南北朝，連續執行九品官人法，劃定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由中正官把各處所的人物按門地大小分為九等，而後由吏部尚書同一選用。這種選官軌制認可士族有仕進的特權，因此所選的官多數是士家富家身世的人。好比，南梁有個楊通則，他出任湘州，所用之人“皆州郡著姓”。使人頗為恐慌的是，梁武帝卻非常瀏覽此種技巧：“班下諸州覺得法”，請求各地都要照著去做。如許，因為以家世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因此所選之官，多是用非其人，還是才非所用。正如晉人劉毅所指出的那樣：“凡官差別事，人差別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就才氣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氣之所畏，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這即是說，尚門地而輕人才，抑功實而隆浮名，是九品官人法的非常大弊害。
憑據這一選法，只如果世家身世，豈論怎樣無德窩囊，也還是有大官做。而非世族人家，即使怎樣才氣橫溢，也無法獲取重用。其後果即是“上品無寒門，低品無世族”，“舉資不降生族，用法不足顯貴”。而那些肥沃後輩，驕奢淫逸，目不識丁，唯憑靖談以成浮名，《顏氏家訓·勉學》就氣象地描寫了他們是少許怎樣的人物：“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後輩，多無學術，至於諺雲：‘上車不落則著述，體中奈何則秘書。’”因此，士族仕進的越多，清談家就勢必越多，政界中的清談之風也就勢必愈烈，而那些身世卑下，富裕才氣的精悍之士也就越沒有職位。正如左思在《詠史詩》中所說的那樣：“世胃涉高位，俊秀沉下游”“俊秀”上不去，無法轉變仕宦的成份，清談之風固然也就煞不住。再垂青資歷。關於世家和非世家、大世家和小世家按家世；關於世家而外和同為世家而又大小相似乎者則按資歷。以北魏為例，《魏書·崔亮傳》說：“亮遷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闢日月為斷。
雖復官須此人，停遙遠者，竟日不得。庸材低品，年代久者，灼然先用。”崔亮的這種“格制”，因此資歷用人的典範。繼崔亮往後的吏部尚書甄深、元修義、王徽等，也覺得這種技巧利便輕易而沿襲執行。以資歷用人，本來是當時士族階層調治其裡面衝突，防備在提拔仕宦中私運和奔競的一種設施，但是，這種設施，不僅關於私運和奔競來說是一種懦弱窩囊的設施，並且又帶來了另一緊張毛病：賢愚不分，徑渭無別。這就與清談之風有接洽了。西晉重臣劉寔在《崇讓論》中攻訐說：“能不混同，好壞不分，士無索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定，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遷之無已，不堪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根據他的說法，這種論資排輩的技巧，勢必導致用人欠妥，使不盡職的人還是升官、仕進，從而輕易給那些只知清談，不知治政者翻開政界的大門。並且，不執行照功行賞，唯才是舉，即使是有本領有才氣的人，也不肯賣命氣幹實事，而甘願圖從容講清談了。
固然，清談家中並非沒有治政之才，但卻不肯意理政，這與官重家世、重資歷，不重本領是大有干係的。其三、曠職誤政，最常見容恕，勤於政務卻遭諷刺，這也是導致清談之士有備無患，清談之風越刮越兇的一個緊張成分關於為官不睬事、翫忽職守者，如果要當真窮究、從重辦處的話，清談者必定會投鼠忌器，清談之風也就會有所收斂。但魏晉南北朝時，卻往往對此不予窮究，乃至清談不事事者，毫無所懼，毫無後顧之憂。如《晉書·阮孚傳》載：“阮孚避亂渡江，元帝覺得安東入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固然，不以事任處之，轉示相從事中郎，竟日酣縱，恆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這個每天就曉得飲酒，一點政務都不幹，並且還時常冒犯功令的阮孚，晉元帝並不懲罰他。另據《南史·王球傳》說王球：“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甚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現在乏才，群下宜加勉力，而王球放蕩云云，宜以法糾之。
’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或許案牘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長處。’帝曰：‘誠知云云，如果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竟日飲酒而居此位，蓋因此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從這段紀錄中可知，王球小病大養，雖身居要職但“朝直往少”，王義恭提出要對他逍遙法外，尚書和天子都差別意，因為他“有素譽”，浮名非常大，而天子是“崇素德”、重浮名的。清談則是可以或許造詣浮名的，清談好處之大就在這裡！像如許的例子是不堪羅列的。不事事有浮名的仕宦受到云云寵遇和饒恕，清談家們另有甚麼可駭的，清談之風又怎能不準？當時，清談家們不僅不受懲辦，並且還往往被“導之以高爵，授之以重擔”。怎樣晏官至尚書，王衍官至司徒、司空，都曾是權傾臨時、望而生畏的人物。為了使天子的寶座不受某些權臣的威逼，少許統治者乃至另有意招聘清談家來嘲弄平均。如東晉朝廷為防備桓溫篡權，特地援用浮名甚大的清談家殷浩介入朝政，與桓溫對立，殷浩確鑿沒少拆桓溫的臺，但付與如許的人以重權，固然搞不出甚麼花樣來，而只能使清談之風更加伸張滋生。
在這種情況下，魏晉南北朝統治團體裡面的民風非常廢弛，上高低下均“薄綜世之務，殘功勞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並以“口談狡詐，不遵禮制，尸祿耽寵，仕不事事”為榮，而小看那些明於政務，勤於職事的實幹之士，“望白署空，是稱清貴，烙勤匪懈，終滯陋俗。”像前方頻頻提到的何晏、夏侯玄、王弼、王衍之流，都是當時眾所敬慕的人物。而被有識者稱為得如兩三人“全國便治矣”的南朝王準之；“臺閣之務，頗欲綜經”的東晉卞壺，“勤於簿領，詰朝理事”的南朝梁之宰相何敬容等人，則不僅不為時流所重，反而還要每每遭到調侃。如阮孚就曾奚落過卞壺：“卿恆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何敬容也曾被“頗有浮滑才”的蕭巡“因制卦名聚散等詩以嘲之”。在這種天氣下，清談之風天然是“風騷相尚，其流遂遠”了。普通政界世風的影響是云云，許多深嗜清談的天子所導致影響就更大了。
如晉明帝“善玄言，嘗論賢人真假之意，王導等不可以或許屈”；晉簡文帝“清虛寡慾，尤善玄言”；魏高祖“善談老莊，尤精釋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清談之風遂成“如果決積水於萬切之高堤，而放猛火於雲夢之枯草”之勢，縱使這時有少許持正之士出來抵抗，也是窩囊為力的。面臨這種清談之風，少許有志有識之士也曾高聲疾呼，從各個方面舉行過批駁，提出過蛻變發起，此中也不乏遠見卓識。像裴頠就曾寫下了戰爭的《崇有論》，對虛無主義的形而上學作了有力的駁倒；荀勖、蘇綽就曾針對官多的徵象上書天子，力言省官；範寧不僅作《罪王何論》痛陳王弼、何晏清談之罪，並且還針對仕宦選法之弊，提出了“考其鄉黨，驗其業尚，試其能不”的嚴正考課的發起。但是魏晉南北朝的表層士族曾經不可救藥、不行救藥了。《崇有論》如石投深潭，省官議也只是說說罷了，考課軌制更可悲，竟導致了新的舞弊渠道，乃至清談誤國的徵象無可搶救地連續了三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