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袁崇煥》2005年在北京長安大戲院公演，由京劇表演藝術家於魁智（左一）飾演袁崇煥。（ICPhoto/圖）

王榮湟沒料到自己激起了一場“袁粉”與“袁黑”的論戰。

2020年11月，在某知識問答社群裡，王榮湟開了一個關於袁崇煥的問答專欄。“我是暨南大學文學院教師王榮湟，關於袁崇煥的功過是非，問我吧！”他在專欄裡自我介紹道。他也是2020年10月出版的《袁崇煥全傳》的作者。

在專欄留言板上，“袁粉”和“袁黑”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袁黑”的代表ID叫“東莞猱”——對袁崇煥祖籍東莞又身形矮小的蔑稱；“袁粉”的代表ID叫“袁督師千古”——古代很多崇拜袁崇煥的人都不直呼其名，而稱之為袁督師。

幾乎每一條問答的評論區，都有幾十乃至上百條留言在相互攻訐對方罔顧歷史事實。“兄臺始終成見太深，另外文獻讀太少了，建議你多讀一些歷史文獻，少看一些網文，那些並不是歷史真實。”王榮湟無奈地對一名“袁黑”說。

激辯百年，袁崇煥研究潮落潮起

網上的這些爭吵，只是一百多年來歷次袁崇煥熱潮中的一個小場面。

1903至1904年，梁啟超發表《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標誌著二十世紀現代史學界開始研究袁崇煥。在那個飽受外侮的年代，抗清英雄袁崇煥研究的興起，自有其社會心理的原因。“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研究工作是基礎性和開拓性的，在史料收集上成就很大。”王榮湟說。

進入1980年代之後，袁崇煥研究又一次進入高潮，相關研究成果汗牛充棟，關於其生平的各個方面，如與後金議和、斬殺毛文龍、受戮於極刑的原因等，都有重要的文章問世。

與此同時，袁崇煥的形象也進入了流行文化。金庸武俠小說《碧血劍》主人公就是虛構的袁崇煥之子袁承志——儘管“歷史上袁崇煥並無兒子，只有兩個女兒”，王榮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碧血劍》小說後附的金庸《袁崇煥評傳》，也曾是影響最大的袁崇煥傳記之一。

由於袁崇煥的特殊遭遇和明末人們對他的誤解，袁崇煥的是非功罪歷來引起各路專家的激烈辯論。以爭議最大的袁崇煥斬殺毛文龍為例，毛文龍之罪是否當誅，應該怎樣殺，幾十年來學者各執其詞，歧見紛呈。

孟昭信、尹韻公等學者認為毛文龍罪狀無實，在遼東海島上牽制後金功不可沒，斬帥是袁崇煥誤國之舉，是其一生中犯下的最不可饒恕的錯誤。孟森、李光濤、閻崇年等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毛文龍冒功糜餉，跋扈難制，通敵有跡，袁崇煥先斬後奏，是為了復遼大局的一樁壯舉，且袁崇煥所列毛文龍十二罪狀皆鑿鑿有據，毛文龍被殺乃咎由自取。

王榮湟最初關注袁崇煥是在他讀本科的時候。那時，央視《百家講壇》播出閻崇年主講的《明亡清興六十年》，帶動了民間研讀袁崇煥的又一次熱潮。有關袁崇煥的種種爭議吸引了王榮湟。大學四年級，他就完成了一篇研究袁崇煥主持明金議和的論文。

2010年，當王榮湟正式進入那段歷史的學術研究時，他發現現存的袁崇煥傳記大多難以令人滿意，或索然乏味，或錯誤百出，有些通俗讀物甚至充斥著虛構和想象，“不堪卒讀”。從那時起，他便想著寫作一部立足於全面總結前人成果但又通俗好讀的袁崇煥傳記。

與許多普通讀者一樣，王榮湟2010年也以為袁崇煥是一位有功無過的傑出英雄。但在與史料的互動過程中，他發現袁崇煥並非想象中那麼完美，而是性格瑕瑜互見，一生有功有過，“後人囿於英雄史觀的支配，往往高估其能力和歷史地位”。

十年後，當完成了袁崇煥的傳記，再回頭看他的生命軌跡時，王榮湟感到的是一陣悲涼。袁崇煥生活在吏治腐敗、黨爭激烈、宦官干政、軍備廢弛、財政崩潰、農民起義頻發的晚明，“他很難擺脫時代的限制取得更大成就。一個愛國志士不死於沙場，卻喪生於他所要維護的腐朽政權，如此結局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遼寧興城寧遠古城，袁崇煥曾在此鎮守邊關大勝努爾哈赤，隨後又大勝皇太極，被清軍視為前所未有的勁敵。（ICphoto/圖）

爭議焦點的敗仗

2020年8月12日，位於北京的袁崇煥墓的守墓人佘幼芝去世，享年81歲。據傳說，從1630年至2020年，佘氏家族為袁崇煥守墓整整390年，佘幼芝是這個家族的第十七代守墓人。

相傳，袁崇煥含冤受磔刑後，崇禎帝下令將他的頭顱懸掛在廣渠門外示眾。當晚，一位姓佘的義士冒死將首級偷出，掩埋在自家後院，從此佘家開始了隱姓埋名的守墓生涯。這個悲壯的故事很符合清朝中葉之後開始變得偉岸的袁崇煥的英雄形象，但是在王榮湟看來，儘管佘家的行為體現了“忠義精神”的傳承，但偷首級的故事虛構成分居多，北京的袁崇煥墓也只是衣冠冢。

王榮湟既不是“袁粉”也不是“袁黑”，他筆下的袁崇煥既有戰略得當，英勇抗敵的一面，也有指揮失誤，偏狹專斷的一面。

袁崇煥在天啟年間以“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贏得了滿朝文武的支援，崇禎即位之後，再次任命其督師遼東，主持抗（後）金大局。但在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中，袁崇煥犯下了致命的戰略失誤，直接導致了自己的悲慘結局。

當時，後金主力避開袁崇煥領導的“遼軍”鎮守的“山海關—寧遠”一線，繞道山後的蒙古，直插京師東面的重鎮遵化（今河北遵化）。袁崇煥不得不率領山海關的遼兵西撤，在遵化西面的薊州（今天津薊縣）駐紮，意圖攔截。袁崇煥認為後金勞師襲遠，人困馬疲且寡不敵眾，明軍只要集結援兵予以包圍夾擊並堵截其歸路，殲滅深入作戰的後金軍便指日可待，因此袁崇煥此前並沒有及時派兵救援遵化。

袁崇煥的盲目自信來自他對局勢的誤判。皇太極率領的後金軍隊善於野戰，吃過攻城的苦頭，他們布疑兵於薊州城外，佯裝攻城，卻讓主力繞過薊州，直奔北京。儘管袁崇煥得訊後立即馳援北京，並在京城保衛戰中立下戰功，但是他在防線上漏掉金軍的責任，卻是無可推卸的。而且漏過金軍、使其直搗闕下的行為，也讓多疑寡恩的崇禎起疑。再加上後金軍的犯闕，讓之前袁崇煥對崇禎許下的“五年復遼”諾言破產，讓崇禎徹底失去對他的信任。

袁崇煥此役雖有罪，但罪不至磔刑，且他鎮守遼東多年，勞苦功高，這讓他的冤情顯得更具悲劇色彩。當時為其鳴冤的袁崇煥門生程本直說：“崇煥而死於失機也，宜也；崇煥而死於叛逆也，非宜也。”王榮湟將其概括為“國法難容，刑浮於罪”八字。正是因為如此複雜的史實交錯，讓後世的“袁粉”與“袁黑”有了各自發揮的空間。

袁崇煥像。（視覺中國/圖）

“袁崇煥即便未死，也不可能扭轉敗局”？

南方週末：《袁崇煥全傳》的開篇是“東莞士子”，但袁崇煥的籍貫似乎有爭議，有說是東莞人，有說是廣西人？

王榮湟：袁崇煥籍貫爭議有東莞、廣西藤縣和平南三說，如今東莞說為學界普遍認可。袁崇煥出生於東莞水南，自小隨父母居住在廣西平南，後寄籍藤縣入學而出仕，這種移民、科舉活動導致的籍貫、住地、戶籍的不一致是爭議的根源。東莞石碣鎮水南村在袁崇煥故居遺址袁屋墩建成袁崇煥紀念園，現為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袁崇煥文武雙全，“以邊才自許”，天啟元年他邵武縣令任滿，到北京參加對地方官的考核，單騎巡閱山海關，並請纓守關，於是被明朝任命為山海關監軍，由此登上遼東戰場。

南方週末：袁崇煥最為人熟知的是先後打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當時明軍在明清戰爭中一敗塗地，袁崇煥為何能取得成功呢？

王榮湟：袁崇煥具備一位傑出軍事家應有的品質，如英勇無畏、堅強自信、剛毅果決、思想開明；其次，袁崇煥臨陣指揮出色，戰術運用得法；最後，袁崇煥提出一套系統科學的守遼策略，包括“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撫西虜以拒東夷”。袁崇煥的成功也有時代因素。晚明西學東漸，西洋火器、築城術傳入中國，為明軍抵禦清軍進攻創造了良好條件。

南方週末：全傳也寫了熊廷弼、孫承宗，他們同樣守遼有功，為何知名度遠遠沒有袁崇煥高？

王榮湟：熊廷弼、孫承宗都未在戰場上擊敗努爾哈赤；孫承宗第二次督師打敗阿敏，收復關內四城，後來大淩河之戰敗給皇太極，遭到奪職。袁崇煥與努爾哈赤、皇太極都有正面交鋒，寧遠之戰是明軍自明清戰爭以來的首次大捷，寧錦之戰則鞏固了寧錦防線。當時袁崇煥聲名顯赫，一度被明人視為無雙國士，也被清人視為前所未有的勁敵。

南方週末：有人說袁崇煥功績有限，清人出於政治目的過於推崇；反過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袁崇煥是影響明亡清興的關鍵人物，批評崇禎帝自毀長城，你怎麼看待這兩種觀點？

王榮湟：前者觀點可能受《明朝那些事兒》影響。作者認為清人為構建政權合法性刻意拔高袁崇煥，抹黑崇禎帝。崇禎帝之所以亡國，有個人責任，這是明遺民和清人的普遍看法。清朝君臣對崇禎帝還算尊重，並未故意貶抑，所以這種說法只是揣測，缺乏證據。第二種說法始於《明史》“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的評論，脫離了當時的歷史背景，高估了英雄人物的歷史作用。明末統治集團腐朽透頂，滿蒙漢聯合的清朝勢力日益壯大，在如此不利的形勢下，袁崇煥即便未死，也不可能扭轉敗局。“己巳之變”的發生便證明，以袁崇煥一人之力根本無法阻擋清軍攻略中原的步伐。

南方週末：乾隆帝曾下旨褒獎袁崇煥，查訪袁崇煥後裔做官，這當中有政治用意嗎？

王榮湟：袁崇煥被明末野史詆譭為“通敵叛徒”，清人修《明史》，為其洗刷“通敵”之誣，袁崇煥之冤才大白於天下。乾隆帝的做法有宣揚忠君價值觀的政治目的，對袁崇煥歷史評價確有影響。不過歷史評價歸根結底是由歷史人物自身的功過屬性和道德品質所決定，不應誇大外在政治因素。

南方週末：袁崇煥與清人議和、為魏忠賢建祠，都引起很大爭議，你怎麼看待“議和”以及“建祠”這樣所謂的政治汙點？

王榮湟：議和是袁崇煥用以輔助戰守的策略，用他的話說叫“款為旁著”。袁崇煥藉助議和爭取備戰時間，鞏固關寧錦防線，實是“假議和”。有些人認為袁崇煥為了結“五年復遼”之局而與清人議和，並斬殺東江總兵毛文龍履行“約定”，此即欽定罪狀中“斬帥踐約”一款。就現存雙方來往文書而言，袁崇煥始終堅決維護明朝利益，從未與清人達成任何喪權辱國的約定，因此學界早已否定這種荒謬之說。但是，崇禎初袁崇煥未得朝廷允許擅自與清人通使，是存在問題的。至於為魏忠賢建生祠，和當時政治環境有關。閹黨在輿論上神化魏忠賢，為其歌功頌德、建造生祠，並以此作為評判當朝官員政治立場的標尺。袁崇煥本與閹黨敵對，作為遼東明軍統帥，他若不調整政治立場，勢必會遭到清洗。為了躲避政治迫害、謀取遼東戰功，袁崇煥犧牲了個人尊嚴。由於袁崇煥非閹黨，與閹黨合作有苦衷，所以崇禎帝包容袁崇煥的政治錯誤，起用他督師薊遼。

南方週末：袁崇煥在崇禎帝召對時提出“五年復遼”，很多人認為袁崇煥說大話，也有人認為切實可行，你怎麼看？

王榮湟：袁崇煥提出“五年復遼”並非一時頭腦發熱，而是出於運籌已久的戰略方針，天啟七年他曾在奏疏中提出“四年”制勝的方略。“五年復遼”之說有袁崇煥對戰爭全域性的考慮，因為持久戰對明不利，故轉求速戰速決的方略。“五年復遼”也存在明顯侷限性，它錯估敵我力量對比，對戰場形勢變化缺乏考察，註定不可能實現。

遼寧興城寧遠古城，袁崇煥曾在此鎮守邊關大勝努爾哈赤，隨後又大勝皇太極，被清軍視為前所未有的勁敵。（ICphoto/圖）

“反間計不是袁被殺的主因”

南方週末：袁崇煥最為人詬病的是斬殺毛文龍，網路上討論很多，分歧很大，很多人認為毛文龍能牽制清軍，斬帥使牽制力量失去，導致發生“己巳之變”，你怎麼看待這些？

王榮湟：斬殺毛文龍屬千秋公案。我的觀點是，毛文龍天啟年間抗清有功，不法行為還不太嚴重；崇禎初則淪為跋扈悖逆的割據軍閥，在移鎮、裁軍、定餉、改運道等問題上強硬地與明廷對抗，擅自帶兵騷擾登州，又與清人秘密勾結，藉以要挾明廷，維持“東江王”的地位。因此，他被袁崇煥斬殺，也是“東江鎮”與明廷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毛文龍的“東江鎮”對後金的襲擾戰，無法構成嚴重軍事威脅，牽制作用很有限。天啟七年清軍攻朝，迫使朝鮮求和，毛文龍因此失去襲擊清軍的借道之地和重要的軍糧接濟地，處境愈發艱難，更不必談什麼牽制作用了。“己巳之變”是喀喇沁蒙古降清所致，與毛文龍之死毫無關係。清軍是在喀喇沁布林噶都臺吉引導下取道喀喇沁住牧地攻襲薊鎮。

也有人認為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導致東江發生內亂，促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毛文龍部將陸續投降清朝，但這種說法並不成立。袁崇煥殺毛文龍在崇禎二年，三將降清在崇禎六年、七年，怎能苛求崇禎三年已亡的袁崇煥承擔責任呢？孔有德、耿仲明反叛是因為他們所從事的不法勾當敗露鋌而走險，尚可喜降清是因為遭東江總兵沈世魁迫害，都和袁崇煥斬帥沒有直接關係。

南方週末：一般認為袁崇煥被殺是因為崇禎帝誤信皇太極所設反間計，但也有人認為反間計並不存在，你怎麼看？

王榮湟：反間計情節有點類似《三國演義》的“蔣幹盜書”，因此有人認為是清人為美化皇太極智慧而編造。這種說法看似有理，但只是臆測。老滿文原檔早就記載反間計，明人夏允彝從周延儒處也聽到反間計細節，兩相驗證，可知反間計屬實。皇太極酷愛《三國演義》，取計於書也很正常。反間計對袁崇煥下獄或許起過一定作用，但不能說是袁被殺的主因。持“中計誤殺”論者必然認為袁崇煥有功無罪，所以反間計的曝光客觀上起到為袁崇煥遮掩錯誤的作用。袁崇煥之死有個人因素，他承諾“五年復遼”未能實現，“己巳之變”接連指揮失誤，致使清軍犯闕，戰爭導致的破壞和政治震撼使民怨都指向主要責任人袁崇煥，袁崇煥下場好不了。另外，朝廷宵小別有用心地誣陷袁崇煥“通敵”，刻薄殘忍的崇禎帝出於對袁崇煥的仇恨決意用重典嚴懲，導致袁遭磔刑而死。所以袁崇煥案實質是“國法難容，刑浮於罪”。

南方週末：有一種說法，袁崇煥被磔，北京人爭食其肉，確有其事嗎？

王榮湟：明季野史描述袁崇煥死狀都說“都人”競食其肉。有的記載非常形象，甚至還有目擊者，令人難以置信。清人早懷疑此事不合情理。其實，用“眾人食肉”之類的話語來表達民眾仇恨以及史家個人好惡是史書普遍現象。所以這個記載與其說確有其事，不如說是執史筆的文人出於對袁崇煥的仇恨而構建出來的。

南方週末：袁崇煥之死與他的性格缺陷是不是有關係，你怎麼描述袁崇煥的個性和個人品行？

王榮湟：袁崇煥豪爽率直，堅強自信，剛毅果斷，勇於擔當，這些優良品質是他累獲戰功的個性因素。袁崇煥也有性格缺陷：過於自負，輕於料敵，謀事不周，輕率急躁，愛憎過於分明，胸懷嫌於褊狹。袁崇煥的悲劇和這些性格弱點有重要關係。一些明末野史受欽定罪狀誘導，極力抹黑袁崇煥，一筆抹殺其功勳，而這些抹黑早被研究者徹底推翻。袁崇煥雖然有過，但他的功是主要的，不失為明末優秀的軍事統帥，這是學界的共識。清末以來，民間和學界之所以紀念、研究袁崇煥，不僅因為他的歷史功勳，而且因為他廉潔奉公、勇於任事、甘願為國家犧牲奉獻的精神。這種道德品質是袁崇煥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遺產。

南方週末：你如何評價袁崇煥的軍事才能？

王榮湟：袁崇煥若是無能之輩，如何能接連打敗強大的清軍？藝高人膽大，他自恃才高，才敢提出“五年復遼”。袁崇煥具備一位出色軍事家的能力素養，比如膽識過人、治軍有方、能巧妙利用軍事地形、戰術素養深厚、頗具創新思維。不過也不能過分拔高袁崇煥。袁崇煥軍事素養的不足也很明顯，即謀略有所欠缺，比起戰場上運籌帷幄、料敵決勝，他更擅長打正面交鋒的陣地戰和守城戰。

袁崇煥像。（視覺中國/圖）

“袁粉”“袁黑”各自內部觀點並非一致

南方週末：全傳一個重要特色和創新是運用心理學理論分析袁崇煥性格和行為，這在傳記史學中比較少見，你是怎麼考慮的？

王榮湟：袁崇煥性格的研究向來是薄弱環節，學者筆下的袁崇煥多是臉譜化的刻板印象。袁崇煥個性鮮明，“五年復遼”便是極具個性色彩的主觀產物。只有深入研究性格，才能對袁崇煥的言行舉止做出合理解釋。若要了解袁崇煥性格，不能只憑對人性樸素的常識化認知，有必要借鑑心理學理論。不過，心理學理論的運用要有限度，不能違背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南方週末：北京有一些紀念袁崇煥的古蹟，廣東好像很少？

王榮湟：袁崇煥死後，水南村民在三界廟後堂懸掛袁崇煥《待漏圖》，後來增設塑像，進行祭奠。嘉慶三年，袁崇煥入祀廣東鄉賢祠，此後東莞也建有多所袁崇煥祠。現在三界廟和那些祠堂都已不存了。儲存較好的是北京袁督師故跡。袁督師墓在乾隆年間就已存在，是清人為紀念袁崇煥而在廣渠門內廣東舊義園建造的衣冠冢，今在東花市斜街。另外還有在今龍潭湖公園內的袁督師廟，以及所謂袁督師故居，都是民國年間東莞人張伯楨修建的。

南方週末：有關袁崇煥功過，網上言論兩極化很嚴重，有所謂“袁粉”和“袁黑”，你認為“袁粉”和“袁黑”爭論的焦點在哪裡？

王榮湟：清末以來民間和學界紀念、研究袁崇煥，有英雄崇拜傾向，至多是對斬帥有所微詞，並無所謂“袁黑”。2006年，閻崇年在中央電視臺講演《明亡清興六十年》，引起強烈反響。網際網路給網友提供論壇、貼吧等交流平臺，一些歷史愛好者紛紛展開熱烈討論。大眾看待歷史問題容易產生非此即彼的簡單化傾向，肯定、讚揚袁崇煥的就被視為“袁粉”，否定、批評袁崇煥者則被歸為“袁黑”。雙方爭論焦點在於袁崇煥的功過、個人能力以及道德品質。“袁粉”認為袁崇煥才能出眾、功勳卓著，同時赤心報國，有感人的人格魅力；“己巳之變”袁崇煥救援北京有功無罪，欽定罪狀都是“莫須有”，崇禎帝誤中反間計而自壞長城；袁崇煥若未死，完全有可能“五年復遼”。“袁黑”認為袁崇煥沒有多大才能，個人功績有限，“五年復遼”是說大話；袁崇煥為了議和錯殺為清人所忌的毛文龍，“己巳之變”又消極應戰，甚至“引導”清軍入犯，終因“通敵叛國”之罪被崇禎帝誅殺；反間計系清人所編造，清人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粉飾袁崇煥。應該指出，“袁粉”“袁黑”都成分複雜，各自內部有基本共識，但觀點並非完全一致。

南方週末：在你看來，“袁粉”和“袁黑”的觀點各有何可取和偏頗之處？

王榮湟：平心而論，“袁粉”接觸到的歷史文獻相對較多，他們覺察到朝廷宵小對袁崇煥的誣陷不可信、明末野史全盤否定袁崇煥的言論不可取，因而更加接近歷史真相；他們的問題在於脫離歷史背景看袁崇煥，高估袁崇煥的歷史作用，同時過於美化袁崇煥，多不承認其有不足和失誤之處。“袁黑”對袁崇煥的一些質疑和批評頗為中肯，袁崇煥的相關舉措確有問題；他們的偏頗在於受詆譭袁崇煥的明末野史誘導，頑固否認毛文龍的罪惡不法，一口咬定袁崇煥與清人議和“賣國”，為謀議和而“斬帥踐約”，又輕信宵小編造的謠言和口供，認定袁崇煥是“通敵叛徒”，導致判斷偏差。個別極端“袁黑”更歪曲歷史事實，極力謗毀袁崇煥，惡意抹黑袁崇煥形象，在民間影響惡劣。

南方週末：你認為普通大眾如何才能正確認識袁崇煥，不被某些人的言論帶偏？

王榮湟：學術是天下公器，每個人都可根據所掌握的資訊品評歷史人物。大眾有時不乏真知灼見，可作為學界有益的補充。然而術業有專攻，歷史研究畢竟要經專業學術訓練，遵循基本學術規範。個別歷史愛好者未經學術訓練，罔顧學術規範，視早被學界否定的明末野史為奇貨，著書造謗，貽誤大眾匪淺。普通讀者若想深入瞭解袁崇煥，應多閱讀專家學者的論著，增強判斷力，不為“假歷史”所惑。

南方週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