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禮記·月令》

古人對於自然的敬畏，決定了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天時為依據。西周時期就已經形成秋冬季節行刑的規則，秋冬意味著萬物凋零，進入一個生死輪迴的交替週期，即符合時令，又能夠縮短犯人輪迴轉世的時間。

這種思想在漢朝時進一步發展，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為理論依據，成為“天人感應”思想的集大成者。《春秋》中窮天人之變的精神，和儒家《洪範》的五行思想，都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相互感應的，董仲舒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天人感應”。

董仲舒認為，五行構成了宇宙，五行的相生相勝又完全對應了宇宙萬物的關係，所以自然界的變化就是五行主導的，五行對應著時節的變化，同樣對應著自然規律。

如木代表萌芽出生，對應春天；火代表生長，土代表養生，都對應夏天；金代表收穫，對應秋天，水代表隱藏，對應冬天。這就是天時與五行對應的規律。

而天時與人事也是對應的，或者說五行也對應了人事。所以木為春生，適合農事，作為君主要勸課農桑；火為夏長，適合選賢任能，作為君主，要廣開仕途之路和賞賜有功之人；土為養成，適合繁衍，君主要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延續繼承人的血脈；金為秋收，適合收攏有罪之人，伐無道以安天下；水為冬藏，適合祭祀。

“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春秋繁露·治亂五行》

董仲舒的思想就是讓人們遵守自然規律，在某種程度上講，君主就代表著規律，所以遵守規律的重要基礎就是絕對支援君主。只要按照這種規律行事，就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反之，災異的產生就是因為破壞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宇宙關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治亂五行》一章中，專門論述了災異產生的原因是破壞了合理的五行關係。

董仲舒的思想最終要歸結到君權神授上，所以提出的所有邏輯，都是為帝王服務的，這也就贏得了儒家唯我獨尊的地位。君主既然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那麼就會按照其邏輯規律施政。

所謂的秋決制度就是在“天人感應”思想下，由統治者預設的，符合五行推演規律的制度。往往有人將斬立決和秋決制度對立起來，其實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斬立決也是於漢代形成的處罰手段，但並非是立即處決的字面意思，它與絞立決差不多，都是在判刑當年的秋分過後再執行。與這個手段相對應的是“斬監候”，斬監候的意思就是待來年重新核對案件，進行終審定罪後，再進行秋決，所以有一年的緩衝時間。二者的差別就是案件是否能定論，證據確鑿則當年處斬，稱為斬立決；證據不足，則斬監候，待取證審理完成後，或宣佈無罪，或定罪秋決。

所以秋決並不是制度，而是針對所有處決案件的時間規定，只有斬立決、斬監候才是律法中的量刑制度，二者的處決時間大都在秋天霜降之後、冬至以前，這就叫做秋決。而對於謀反大逆的罪名，則要“決不待時”，所以謀逆沒有判為斬立決的，都會判處更高級別的刑罰，而且立即生效，無需等待秋天。

唐宋時期還尊崇道教的十直齋日，這屬於道教的戒律。道教規定的齋戒是為了淨化心靈、教化世人，以儀式的形式請求天神護佑，這樣會有求必應，心神感應。這種思想之所以被唐宋重視，是因為唐宋的開國、興國之君都信奉道教，其中唐朝太宗、宋朝太祖尤甚。

“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待日而違者，加二等”。——《宋刑統·斷獄律》

所以唐宋除了規定秋決，還要求每月的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得處決犯人，這就是大宋律法裡說的“禁殺日”。除此之外還包括：

八節齋日：立春日、春分日、立夏日、夏至日、立秋日、秋分日、立冬日、冬至日；

三元齋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

四始齋日：正月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

三會齋日：正月初七、七月初七、十月初五。

佛教也有齋戒日，統治者信仰佛教的也會頒佈相應的法律，在不可殺生的齋戒日裡，往往是不處決犯人的。

在司法程式上，秋決成為一個慣例，與此配套的判決複核制度也到明清形成體系。

當年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後，第一個要殺的就是徐致靖。慈禧認為他是“禍首”，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都是他保舉的，舉人不明在先，禍亂在後。而且在維新骨幹裡，徐致靖官拜從二品禮部侍郎，官職最高，上的摺子最多，因此成為慈禧眼中的“罪魁禍首”。但因其父親與李鴻章關係不一般，李鴻章就委託榮祿向慈禧求情，為徐致靖爭取到司法程式的機會，被判處斬監候，後來八國聯軍入京，打算釋放所有囚犯，徐致靖不敢擅自出獄，在向刑部尚書貴恆代奏請命後，慈禧在西安發來了赦旨，這才活著走出監獄。

綜上，秋決的形成在古代象徵著人們對自然的敬畏。不管是“天人感應”，還是宗教齋戒日的影響，封建社會的律法也要從維穩考慮，尤其是處決一事關乎人命，社會影響較大。故而決定了統治者的慎殺態度，秋決如此，秋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