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君權神授並不屬於原本的儒家思想，但也並非全然無關。同時秦漢兩代都沒有忽視儒家的學術地位！

董仲舒所提出的這一新的儒家思想是為迎合大統一王朝的思想統治而出現的，所以董仲舒是新儒學的代表。儒家思想的基本傳承和概念在孔子之前其實是封建貴族階層所有的一種教育和社會道德規範體系，也是禮樂制度的主幹，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後，這一主幹遭受嚴峻挑戰，尤其是社會的劇烈變化。原有的政治模式被打破，並重新建立。為此痛心疾首的孔子將禮樂制度的主幹重新融合自認為符合當下社會發展和政權穩定的邏輯，推出了所謂的儒家思想，並奔走呼嚎，希望得到諸位君王認可。

傳統儒家的問題

這一體系也在之後不斷擴充套件，並屢出新意，但是儒家學派其理論思想在春秋戰國的當下，並沒有受到任何君王的重視。最多也只尊重其尊師重教的簡單邏輯，在政治方面則完全將儒家思想排除在外。但對於儒家人士而言，一直自認為是傳統政治的正統思想，原有的儒家思想其實暴露了很多社會缺陷。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靠道德去約束人的行為，但是儒家思想也並非忽略人性。

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論是依靠人性當中好的一方面去克服不好的一方面，在相比於夏商周三代社會生產力初步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物質財富，土地，人口給人性所帶來的刺激，很難依靠沒有外力的情況之下，單單依靠人性趨善的本能而完全戰勝人性當中的慾望。當然把此作為自己的人生理論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社會上能夠做到的屈指可數。

儒法之別

但是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是顛倒過來的。充分利用人性當中不好的一面，充分利用趨利避害的一面，透過制度引導大家，也透過制度上的改革重新建立起一套有別於華夏5000年之前3000年的新的政治理論體系。並在各國得到充分實踐，其中最成功的便是秦國，秦統一六國的偉業也有由秦國完成。

說秦國焚書坑儒不重視儒家純屬捏造

相反秦國十分重視儒家，原因並不在於秦國喜歡儒家的一系列思想學說，而是儒家作為當時天下顯學，其對上古聖賢之言的總結，超過任何一個學派。而且秦國商鞅變法之後對六國人才，對六國民眾的包容，自然也會體現到學術上。秦國重視法家是因為其將法家作為政治統治理論，並非在學術等其他方面只有法家，否則各家各學派的人才也不會爭相入秦為相，為統一大業提供自己的學說理論。

同時傳統儒家到戰國後期也不被他人所重視甚至大多信奉陰陽怪論，尤其儒家各派對荀子之攻擊，更是其他各派議論紛紛大跌眼鏡。也正是所謂的傳統儒家對荀子的惡意攻擊，使得荀子多次辭任學宮祭酒，並最終到蘭陵，由春申君引薦掛名蘭陵縣令開辦講學。可見儒家到戰國後期的發展已經進入末路。

儒家在秦代的重視程度

但秦始皇對儒家一直是重視的，在秦國非軍功不得受爵的法規之下，依然任命孔苻為文通君，掌管文士。並在中央設立各學派的博士，而儒家博士佔其中近三分之一強。但儒家博士想把自己的傳統政治理論灌輸於這個新的統一王朝之中，在各個方面與早已確定的國策相違背，並惡意反對，最終遭致禍害。

漢的創新

對於漢朝統治者而言，從其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上不能承認法家獨大。從社會治理上又不能承認儒家獨大。所以暫且選擇了一個存在於道家和法家邊緣的黃老之學用於休養生息。而到了漢武帝之時，傳統的儒家和傳統法家和容易被我們後世所忽視的陰陽學派的基礎理論融合雜糅，進而形成了新儒家，董仲舒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新儒家的基本邏輯

以陰陽家的傳統理論宣揚天命，承認法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政治理念，以儒家作為社會規範和道德引領，形成的新儒家成為日後統治的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理論。雖然這一政治理論也遭到日後的道教佛教等其他思想理論的挑戰，但是其一直作為整個封建統治時期的一種社會倫理標準發揮自己的作用，並最終將對其挑戰的思想學說進行融合。

結果

但是隨著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發展，由中央集權逐漸過渡到君主專制。融合並一家獨大的新儒家逐漸陷入自己的衰落期，而由於其政治上的優勢使得其他學說備受打擊，無法為其提供新鮮血液。這一政治理論逐漸腐化落後，變成服務於君主專制的工具，成為社會不可動搖的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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