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西漢與後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樣。它不僅是一個朝代，更是中國儒家文化首次實現立法的新階段。同時，西漢也是一個迷信天人感應的時代，在不到兩百年的歷史中，充斥著讖緯之學。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災異變化、祥瑞譴告就與現實政治運動緊密相連。
生於西漢末年的王莽，幼年喪父，並沒有得到作為外戚家族成員的優待。他從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為人處世之道，一躍成為家族寄予厚望的後起之秀。他藉助“祥瑞”之說，重返朝堂；又在眾人的歡呼聲中步步高昇，最終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裡，就從“天下歸心”的“哲人王”成為了一個“天人共棄”的篡漢者？
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儒家理論的實踐者王莽勤勞王事，建辟雍、制禮樂，恢復井田，贏得了同時代其他儒士的認可。那麼王莽稱帝的真正動力又是什麼？王莽到底是邪惡無道的簒奪者，還是復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國的決定者，還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擷取漢宣帝到新莽這一歷史片段，從“祥瑞”這個視角切入，剖析王莽的個人、家族和政權相關的人物事件，再現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劉姓皇室家族、儒家經師、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漢末年政治舞臺的角力，進而重新審視旋渦中心的王莽，以窺他和時代的真貌。
《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
張向榮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樣，長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漢律，即使官府也不許在夜間捉拿嫌犯。路上除了巡夜的衛兵，絕無閒雜人等。雖是溫熱的夏季，寧靜的氣氛裡透出肅殺。
此時，一個從長樂宮，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處出來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曉了他的身份，巡夜的衛兵們不敢阻攔，只偷偷猜測宮廷中又發生了什麼事。
此人匆忙趕到一處閭里，穿過閭里和宅第的重門，很快見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經擔任大司馬，但在六年前被免職，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長安遣回封國。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長安照顧姑媽王政君，眼下正賦閒在家。
使者傳達了王政君的旨意：儘快收拾準備，立即趕去未央宮。
未央宮是皇帝所居的宮殿，漢家天下的心臟。
王莽雖屬外戚貴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沒有任何職務，皇帝也沒有賜予他能夠進入內廷宮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見，王莽沒有資格進入未央宮。當然，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
使者說出一個令王莽極為震驚的訊息：剛剛，皇帝晏駕了！
王莽的震驚，一是訊息來得太突然。這位名諱劉欣，後人稱為漢哀帝的年輕帝王，早已將王莽徹底趕出權力場。王莽44歲，皇帝才25歲，只要他活著，王莽註定將老死於戶牖之下。二是漢廷必已陷入嚴重的統治危機。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劉欣是否有遺言？倘若有，安排誰繼承帝位？姑媽急召自己入宮是真是假？是吉是兇？……
大約一兩個時辰之前，未央宮。
皇帝劉欣覺察自己即將大行，命令掌管玉璽的官員符璽郎取來傳國玉璽和綬帶——這是皇帝佔有大位的標誌——交給了陪伴在龍床前的23歲寵臣董賢，並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無妄以與人。
就是“不要隨便交給別人”的意思。
說完不久，劉欣就晏駕了。他沒有子嗣，也沒有指定繼承人。按理說，如此重大的訊息應當儘快稟報太皇太后。天下沒了皇帝，她的資格最為尊貴，而且她居住的長樂宮與未央宮並不遠。
但訊息被董賢有意無意封鎖了。
董賢原本籍籍無名，是劉欣當太子時的太子舍人，為劉欣所愛慕。劉欣即位兩年後，藉故將他召回到身邊擔任侍從職務黃門郎。此後，兩人朝夕相伴，形影不離。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定襄郡發生了一件災異，有匹母馬生了一隻三足的馬駒。《漢書》後來認為，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馬怎麼打仗呢？這就意味著將有一個不堪此任的人當上大司馬。果然此後不久，二十幾歲的董賢被拜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頭銜包括高安侯、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成為帝國的二號人物，家人也迅速飛黃騰達，印證了三足馬的災異。
但這是他人眼中的董賢，劉欣可未必這麼看。細察劉欣晏駕當日之情形，他雖然沒有選定劉姓繼承人，但把傳國玉璽和印綬交給董賢的動作以及囑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後事的政治遺囑，說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賢當天子，最起碼也是要董賢來主持選擇繼位者。
這不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一來因為傳國玉璽不是一個只具有形式意義的印璽，而是高皇帝從秦帝手中繼承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劉氏家族合法統治天下的證物。二來，這已經不是劉欣第一次表達禪讓的意思了。
最初，董賢剛被拜為大司馬時，冊文裡使用了“允執其中”，這句話出自《尚書》，是堯禪位給舜時說的。用在拜董賢為大司馬的冊文裡，顯得非常扎眼。當時就有勳舊私下裡議論，“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就是說用這四個字冊立三公，別有意味。
第二次，是劉欣在未央宮麒麟殿與董賢父子等近臣飲酒宴樂，或許是出於試探，或許是借酒發揮，他看著董賢，從容一笑說：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堯舜禪讓，把皇位讓給你，怎樣？”這比起在冊文裡隱晦使用“允執其中”，當然更進了一步。
劉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禪讓的願望，在後世看來頗不尋常。東漢、曹魏、東晉末年的禪讓，都是因為皇帝早已成為傀儡，大權已成權臣的囊中之物。但劉欣卻是牢牢把控著皇權，既沒有霍光這樣僭越的權臣，也沒有呂后這類越軌的外戚，更沒有反叛的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個大權獨攬的皇帝要將繁盛的帝國拱手相讓給異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嚴重的精神危機。
帝制時代，皇帝的精神危機就是帝國統治危機的表徵。
於是問題來了，劉欣的精神危機是什麼？來自哪裡？
從後人的視角看，劉欣死後不到十年，西漢就被新朝取代，演繹中國帝制時代的第二次改朝換代。這說明，劉欣的精神危機的確不是他個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漢朝陷入了空前危機。
但是，一般來說，王朝的覆滅往往與政治的敗壞、經濟的崩潰、文化的腐朽、版圖的分裂、御外的失敗相關聯。而劉欣晏駕時的漢朝，基本沒有上述問題，至少程度遠沒有那麼嚴重。諸如土地兼併、貧富分化、自然災害之類的社會問題當然存在，但對比東漢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西晉的“八王之亂”、唐末的藩鎮與黃巢、明末的叛亂與後金旁伺……西漢末年的時勢根本達不到崩壞的程度。
從大的方面看，自漢景帝治內“七國之亂”以來，已經約150年沒有發生過大規模內亂了，稱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擾了漢朝多年的匈奴問題也已緩和，從漢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漢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漢朝與匈奴已經和平共處了30多年，說起匈奴和自家親戚的感覺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穩定。
生活在此時的西漢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雖然不宜誇張，但也絕沒有要天下大亂的慘淡：戰爭的平息、社會的穩定帶來經濟增長，人口臻於極盛。據《漢書》記載，到漢哀帝的繼任者漢平帝元始二年，漢朝的在籍人口達5959。5萬人，墾田約827萬頃，在兩漢最為阜盛。
從劉氏的統治看，漢朝開國以來經歷過多次皇權交接時的統治危機，多數看上去更嚴重。高皇帝死後呂后秉政、呂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勳舊功臣和劉姓諸侯發動政變，才得以扭轉局勢；漢武帝好大喜功，極度壓榨民力，晚年的“巫蠱之亂”更是釀成皇太子自殺、漢昭帝八歲即位的危亡局面；漢昭帝死後昌邑王只當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廢掉，改立漢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於是另一個問題來了：以往更嚴重的局面都能有驚無險地度過，為什麼劉欣之死會導致漢朝統治的空前危機，並且漢朝最終沒能挺過去？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一個籠統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機只是權力危機，而此時的危機是合法性危機。所謂合法性，就是“天意”。權力危機不出長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宮；而合法性危機則遍於天下。
劉欣的精神危機，其實就是漢室的合法性危機。
漢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劍取天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政權要長治久安，就不能純粹以武力這種粗鄙野蠻的方式作為合法性來源，需要設計一套文雅、仁義、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說政教倫理才能行穩致遠。在當時，關於政教倫理的解釋權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德性”。
漢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著它能否具備統治的合法性。
而漢朝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應。天上、人間、地下是一個渾然的世界。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滅。地理對應著星圖，星宿對應著君臣。上天不語，但會透過地震、水旱、蝗蟲等“災”和日食、隕石、謠言等“異”，抑或雉鳥、嘉木、彩雲、甘露等“祥瑞”來表達意志。
這些災異和祥瑞，有對未來的預兆，有對過去的褒貶，體現了上天對統治者的真實態度。儒生透過儒學的“理論”和數術的“科技”，掌握著解答災異和祥瑞寓意的鑰匙。由此，漢朝的統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體現在災異和祥瑞上。
其實，漢朝的合法性危機，早在漢昭帝時期已有徵兆，朝野流傳起劉姓皇室即將失去天命的可怕預言。那是距劉欣晏駕77年前的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霍光掌權時期。泰山、萊蕪山的南邊有塊巨石自己豎了起來，石頭旁邊還有數千白色的烏鴉聚集。與此同時，皇家園林上林苑裡有一棵枯斷在地上許久的大柳樹忽然復活，也立了起來，有蟲子把樹葉吃成文字，是五個字的讖語：
公孫病已立。
此時，漢廷有個擔任符節令的中央官員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據《春秋》推斷：這些災異意味著“王者易姓告代”“匹夫為天子”，也就是要改朝換代；鑑於“漢家堯後”，漢室是堯的後代，所以漢昭帝應該主動退位，禪讓給舜的後代“公孫氏”。
霍光見此，認為“妖言惑眾，大逆不道”，將眭弘殺了。
這件事情的後續，一方面，漢昭帝死，昌邑王被廢，霍光改立漢宣帝。漢宣帝原名劉病已，又是漢武帝的曾孫，正好符合“公孫病已”的讖語。所以，眭弘的大膽進言被證明是真的，原以為預示漢朝滅亡的災異，實際是漢宣帝登基的祥瑞。漢宣帝后來徵眭弘的兒子入朝為郎，有報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這次預言被證實，又強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漢室必定退位自此成為一股暗流，湧動在朝野之間。其實，眭弘當時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讓霍光稱帝，因為推演族譜，霍氏被認為能追溯到舜。
於是，漢昭帝的繼承人漢宣帝為了對沖這種輿論，積極迴應執政期間出現的地震、日食等災異，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懷和化解危機的能力；同時大力宣傳各種祥瑞，略略統計一下，漢宣帝時期不斷有鳳凰在全國各地出現，甘露頻繁降臨未央宮、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現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鳥鋪天蓋地飛過，更罕見的是出現了黃龍。漢宣帝一共只有七個年號，至少有四個來自祥瑞：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縱覽漢宣帝時期出現的祥瑞，數量幾乎可與王莽時期相媲美。
事實上，災異和祥瑞本質而言是一回事，漢宣帝的做法一時鞏固了天下對劉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對災異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瀾，使得朝野對異象蘊含的預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機的種子一旦種下，就會生根發芽。
到了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孫子漢成帝時期，這類預言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一些儒家信徒根據“五德終始”“漢家堯後”等說法，篤信只要繼任者的祥瑞不斷出現，堯的後代劉姓一定會禪讓給舜的後代，火德終究被土德取代，這是不可違的天命。
這就好比“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當時的人們恰恰因為和平穩定太久了，才會盼望天命轉移，認定漢室讓賢將會帶來更美好、更公平正義的明天。
在這一“客觀規律”的“歷史必然性”下，扮演“歷史偶然性”的就是劉欣的突然晏駕，以及我們的主角王莽倉促登上歷史舞臺。因此本書並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傳記，而是考察帝制時代人們追求並“實現”儒家版“理想國”的一段歷史，並在接下來的細節裡窺探舞臺上誰是玩偶、誰是主人，有何教訓、有何經驗，以及看罷這場戲劇後是感到充實抑或虛無？
讓我們從巍巍漢室說起……
——摘自《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張向榮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