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字夷吾，是我國春秋時期著名的大政治家。管仲身為齊相，窮其大半生的精力輔佐齊桓公，為齊國創立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業，齊桓公成為第一個霸主立下了汗馬功勞。管仲做了41年齊相。他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動，幫助齊桓公把齊國由弱變強，當上了春秋時期的首位霸主。管仲對於土地制度的改革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趨勢，他的一些經濟措施，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的“三選”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西周的等級制，為新興的貴族和下層士民進入仕途開闢了道路。但是，管仲的改革正像他自己說的是“修舊法而業用之”他所推行的改革，其內容還包含有奴隸制社會的一些重要制度。

比如，士農工商各業有嚴格的區別，居住有各自的地域範圍，不準雜居，這就體現出奴隸制社會中對人身的限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奴隸制度開始動搖，這種對人身的限制要求被打破。管仲卻在整頓內政中，大力推行這種制度，竭力想要恢復奴隸制下的舊秩序。管仲在軍事上以“國”人為主體，居住在農村的“野”人沒有當兵權，都表現出他的改革思想具有保守性的一面。當然，管仲所處的春秋初年，雖然奴隸制度已經開始瓦解，但畢竟還處在量變的積累過程中，他的改革具有時代的鮮明烙印，也是在所難免的。

我們更應該強調的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客觀上加快了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成長，對歷史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管仲不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思想家。管仲是法家學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主張“法治”：上下貴賤，都要守法；君主與臣民，應該同樣受法的限制和約束；刑賞功過，都要依據法律來考核；選賢任才，要遵照法令去行事。他還主張法令如果不立也就罷了，一旦立了法就必須堅決地去執行。強調法治是管仲治理好齊國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管仲所主張的法，是為統治階級壓迫剝削人民著想的。君主的話，往往就成為法。同時，在封建時代，要想讓貴族高官們也和平民百姓一樣守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管仲的經濟思想對後世也有深刻的影響。他認為治理好國家的根本方法，最終還在於富民。他提出的“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著名論斷。被後世、現今的人們廣為熟知。他說人民富裕了，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才能夠懂得榮辱，才好管理；而百姓貧窮，甚至難以果腹，就不容易管理。這道理淺顯而深刻。管仲在治理齊國的過程中，極力主張鼓勵生產，認為“一農不耕，民或之飢；一女不織，民或之寒”。同時，他也重視手工業和工業。在他的經濟政策中，既注意到不忽視以農業為根本，也不忘大興工商漁鹽之利。

他還號召人民要勤儉和積儲。管仲的對外經濟政策也十分高明，其重心是鼓勵發展本國有優勢的特產，人為地壟斷市場，獨佔價格，最大量地賺取其它諸侯國的錢。例如他對漁鹽業給予的免稅政策等。應該說，管仲能使齊國稱霸，除了靠武力南征北討外，主要依靠的是齊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管仲政治思想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知道要尊重民意，知道以“順民心”為本。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又說：“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有這樣的思想為指導，他對齊國進行的經濟改革，包含有要促進人民生產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用意。客觀效果也正是如此。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管仲所講的“順民心”，從其出發點來說還是為了教導君王如何才能統治好百姓的。管仲號召別人節儉，他自己卻並不節儉。拜相之始，他就對齊桓公說：“窮人不能治理富人。”桓公就送給他土地、住宅和許多財物。他的富有可與齊國的王室相比，生活也十分奢侈。所以，對於管仲這些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來說，什麼法治也好、“順民心”的說教也好，根本上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教化百姓。讓他們安於被統治的地位。儘管如此。管仲治齊的措施，尤其是“尊王攘夷”的政策，在歷史上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大國爭霸，兼併周圍小國，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爭霸戰爭和“朝會聘盟”雖然加重了當時人民的負擔，破壞了人民的安定生活，但在我國曆史的整體發展中起了不小的進步作用。具體表現在：諸侯國的數目減少，趨向於兼併和統一，廣大邊遠地區得到了開發，各民族的融合加速等等。春秋時期的大國爭霸，拉開了戰國時期統一戰爭的序幕，為秦最終完成天下一統的大業打下了基礎。總之，管仲是我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有作為的政治家。他還為後人留下了《管子》一書。現存76篇，其中除了管仲的著作外，還儲存有齊國的歷史檔案和後人對管仲思想言行的記載、解釋和發揮，是我們研究春秋史和管仲思想的一部極為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