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掃六合，為何為秦？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橫掃六合以後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那麼為何在戰國七雄之中是秦最終勝利呢？

不錯，秦國是透過商鞅變法迅速富強，但是其他國家並不是作壁上觀的。在趙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從北邊的匈奴那裡學來了騎射的技術，趙國騎兵一度稱霸戰場。無獨有偶，魏國也任用吳起進行改革，魏武卒也一度縱橫疆場。

關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資治通鑑》記載如是：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繫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由此不難看出，趙國的改革是比較片面的，和商鞅變法近乎全面的改革比起來，儘管趙國軍事上短時間強大了，但是沒有強大的綜合國力作為支撐，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還是會敗給秦國了。

再來看看魏國的吳起改革：

首先就是“明法審令”，實行法治。吳起總結了李悝在魏國變法的經驗，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變法中制定法令，公佈於眾。為確立法治的權威性，吳起還採取“倚車轅”（《韓非子·內儲》）的辦法，即立一車轅，有能夠搬動的予以獎賞。

為使思想認識和輿論一致，還禁止縱橫家進行遊說，“破橫散從（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戰國策·秦策三》）。

減爵祿，進而廢除貴族世卿世祿制。

《淮南子·泰族訓》說：“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

《說苑·指武》說：“（吳起）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

對無功勞的貴族及其後代，實行均其爵、平其祿政策，對立有軍功和其他有功人員，則授予爵祿，以解決分配不公，提高將士和新興封建勢力的積極性。

在此同時，進而廢除貴族世卿世祿制，“使封君子孫三世而收爵祿”（《韓非子·和氏》），即解決“封君太眾”的問題，“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史記·吳起列傳》） 。

“卑減大臣之威重”（《史記·蔡澤列傳》），整頓吏治。

吳起認為，“大臣太重”與“封君太眾”是楚國政治兩大弊端，故在廢除貴族特權的同時，又削弱大臣威權，“禁明黨以勵百姓”，禁止大吏結黨營私，獎勵百官盡忠守職，不超越所規定的權力。

同時，吳起還著手整頓吏治。

一是“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戰國策·秦策三》），杜絕權門請託之風，廓清吏治。

二是“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譭譽”（《戰國策·秦策三》），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計較個人得失，立志為變法的新興政權效力。

三是“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裁減冗官，選賢任能，罷除無能無用之輩。徙貴族於邊境，以實廣虛之地。

據《呂氏春秋·貴卒》載，吳起對楚悼王說：

“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餘，臣不得而為也。”

加強軍事訓練，提高軍隊戰鬥力。

吳起變法“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史記·吳起列傳》），以“爭利於天下”（《說苑·指武》）。所以，在變法中，“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史記·蔡澤列傳》），即注意耕戰並重，亦兵亦農，禁止丁民遊手好閒，不務耕作。

在此同時，收減百官和封君子孫的俸祿，以保證軍隊得到給養，加強訓練。

改“兩版垣”為四版築城法（《呂氏春秋·義賞》），提高了築城工程的質量，加強了郢都的建設。

那麼如此全面的改革，為何任然敵不過秦國呢？其實這裡的原因在於統治者了。商鞅和吳起的下場很類似，都是變法觸犯了貴族利益以後被殺。但是“商君雖死，卒行其法”，也就是說商鞅死了以後，其變法內容得到了保留，也就保證了秦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一帆風順，反觀魏國，吳起死後，新發廢改，其封建化的程序走到一半就被迫停止了。所以說，秦掃六合，實質上是封建社會戰勝奴隸社會的必然。

赳赳老秦兮！秦起於西戎，而終霸中原，晉位華夏，這種進取精神，對於今日，依舊具有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