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姜女”並不姓孟。按照當時的語言習慣，“孟”是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的意思，“姜”才是其姓氏，即“孟姜女”實際的意思是“姜家大女兒”。換做人們現在習慣的叫法，或可稱她為“姜家大小姐”。在先秦時期，“孟姜”的稱呼，既可以用來代稱齊國國君之長女，亦可通指世族婦女。括而言之，“孟姜”這個稱呼，可以用來稱呼許多齊國貴族女性。
事實上，孟姜女的原型，是春秋時期齊國大夫杞梁（名殖）之妻。但她的丈夫卻並非死於徭役，而是戰死沙場，並且杞梁妻原也不是因“哭”聞名，而是因為亡夫爭禮而被載入史冊的。關於此事的記載，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大致是說：齊莊公姜光率軍征伐衛、晉兩國，一度奪取了晉國的朝歌（今河南省淇縣）。從晉國還師時，未至齊都臨淄，便突襲莒國（今山東莒縣）。在襲莒之戰中，齊國將領杞梁不幸犧牲，齊侯還師途中在城郊道旁遇到了杞梁妻，便立刻派人前去弔唁。但杞梁妻卻說：“如果君上認為杞梁有罪，又何必勞駕您屈尊紆貴，到路邊弔唁他呢？如果君上認為杞梁無罪（有功），就該去杞家正式弔唁他。郊吊不合禮法，妾身實在無法接受。”
根據春秋禮制，賤者受郊吊。杞梁身為齊國將領，又為國捐軀，其妻拒絕郊吊也是合乎禮制的。於是，齊莊公親自到杞梁家中弔唁。
可見，歷史上這位“孟姜女”的丈夫，既非死於數百年後的秦國，也非死於徭役，其屍更未被砌入長城，而是為齊國沙場捐軀的。妻子也並未擂天倒地哭個城崩牆坼，而是為亡夫爭得了國君廬中親奠的禮遇，使其得享身後哀榮。
那麼，春秋時期齊國的“孟姜女”，是怎麼穿越了三百多年時光、橫跨了整個中原大地，隔空哭崩了秦長城的呢？
成篇於戰國時期的《禮記·檀弓》中，曾子在提起此事時，增加了一點潤色，寫道：“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為這則故事增添了一抹感情色彩。而在後世所流傳的無數“加強”版本中，其“哭之哀”由淡入濃，奏響了後世“以哀聲悲泣奪人”的主旋律。
如《孟子》一書中，大筆一揮，引用淳于攪所言的“華周（與杞梁並肩作戰的齊國將領，《左傳》原文中並未記載他是否一同戰死）、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直接將“善哭”冠為齊國國俗，以致杞梁妻也變成“哭”的代名詞。
到了西漢，韓嬰在《韓詩外傳》中提起此事，忍不住也在前作的基礎上加了點料，說“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兩漢時期的文人詩《西北有高樓》中，更是頗有文采地寫道：“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
……
當然，若只停留於“善哭成詠”的層面，還遠不夠傳奇和神化。畢竟在大眾心目中，關乎“孟姜女”印象最為重要的一點，乃是她“哭崩長城”的“驚世壯舉”。
最初在故事中新增“崩城”情節的，是西漢劉向的《說苑·善說篇》：“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陁。”文中寫華周妻和杞梁妻一起哭夫，竟將齊城牆哭得“為之崩”“為之陁”。至此，劉向似乎仍不滿意，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列女傳·貞順傳》中，平添了：“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女傳》中劉向去掉了華周妻的戲份，使杞梁妻的個人存在感得以強化，並首次增加了其“無子無親”的設定。由此，開啟了杞梁妻從最初歷史記載中“出身貴族的將軍夫人”到日後民間傳說中“孤苦無依的可憐民女”的身份變換歷程。
後來，東漢王充的《論衡》和邯鄲淳的《曹娥碑》將故事進一步演義化，說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還把數值具體化到“五丈之城”；西晉時期崔豹的《古今注》則更誇張，寫“杞都城感之而頹”；再有，魏人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又說杞梁妻所哭崩的城是莒城：“沭水……東南過莒縣東……《列女傳》曰：‘……妻乃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雲：‘……哀感皇天，城為之墜。’即是城也。”然而，杞城在今河南的杞縣，莒城卻在今山東的莒縣，杞、莒二城相距千里，杞梁妻莫不是有通天之能，竟使“兩城齊頹”？
顯而易見，以上對於杞梁妻“哭崩城牆”的種種描述偏離事實，是以一種誇張化的手段打造的藝術加工品。那麼，為什麼古代文人們對“以哭崩城”的情節設定如此執著呢？不妨看看下面這兩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精微篇》曹植
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李白
此兩首詩概由大名鼎鼎的浪漫主義詩人寫就，所成年代不同，內涵卻異曲同工，“精誠所至，天地可撼、金石為開”——正是中國古代風骨型文人們一貫秉持的信念，至於究竟是“杞城”還是“莒城”，“城崩”抑或“山崩”，反倒都不那麼重要了。
可見此時，這則原本取自《左傳》的故事，已經在流傳和加工中逐漸偏移了重點。但不管如何改編和演繹，杞梁夫婦總還是春秋時期齊國的臣民，大體文藝框架與史實記載間的關係，尚屬於一種“雖不中，亦不遠矣”的狀態。
那麼，這樣一個始自春秋齊國的故事，又是怎麼讓三百多年後的秦始皇背了黑鍋呢？
這還要從唐代說起，唐代佚名所撰的《琱玉集》中，引《同賢記》的記載，與史冊出入極大。在這個故事中，時間地點從春秋時期的齊國城牆變為了秦始皇時期的秦長城，杞梁的身份也由戰死沙場的齊國將軍，變成了因逃避徭役辛苦而被殺的燕地民夫，女主角則成了有名有姓的孟仲姿。只因在院中沐浴時被躲於樹上的杞梁偶然所見，便以“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為由，提出以身相許“請為君妻”。與孟仲姿婚後，杞梁又重回抗役現場幹活，卻因出逃一事被包工頭怒而打殺並砌入城牆之內，孟仲姿聞之，悲哽而往，向城而泣，哭倒了長城卻只見白骨累累無從分辨，便刺破手指滴血認夫，最終得以辨出亡夫遺骨，收斂回鄉安葬。
這也是“杞梁妻”的故事被轉化為“孟姜女”傳說的第一則文獻記載，由此不難推定，“孟姜女”傳說由春秋齊國至秦朝跨越時空的雙重移花接木，最晚是在唐代加工完成，並流傳開來的。從此之後，春秋時期齊國的杞梁夫婦和三百多年後的秦長城與秦始皇算是正式結下了不解“孽緣”。
到了唐末，詩僧貫休在《樂府詩集·雜曲歌辭》中作《杞梁妻》篇：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
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
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
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
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此詩所述的故事，已然具備後世所流傳廣泛的版本中的絕大多數特徵了。三國時陳琳所作的《飲馬長城窟行》詩云：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生男慎莫舉，生女不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此詩雖未註明所寫朝代與確切人名，但劇情性頗強，很適合作為故事構架——“死人骸骨相撐拄”可能就演變出了後世謠傳中頗具代表性的秦朝經典黑料之一。後來，唐人王翰再作此曲，更是直接將背景放到了秦時：
回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旁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雲是秦王築城卒。
至此，這口跨時空的黑鍋終於被明確地扣到秦始皇頭上了。再往後以此題作此歌者，如詩僧子蘭等，無不是將前作中包含著的情緒發揮至新的高度。若將這幾首與貫休的《杞梁妻》一併串聯，不正是“孟姜女”傳說故事的主線麼？
那麼，這些從三國至唐末的樂府詩人們，所寫題材內容，又何故如此相似呢？
其一，是因古時的樂府，正如當下的填詞翻唱歌曲，一首曲子流傳越廣，便越容易催生出不同版本、意境相近的填詞作品一樣。就像辭風悲苦、本無實指之人的《飲馬長城窟行》，與有著“善哭崩城”傳說的杞梁妻恰好相撞，交匯合流，醞釀幾百年，終於誕生出了後世傳說中那位跨時空“哭倒長城”的孟姜女。
其二，便是因為詩人們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了。從三國、魏晉至唐代——前者群雄逐鹿、百姓生靈塗炭；中段政治高壓黑暗、腥風血雨；後者雖盛世宏大，卻也前期武功極盛、後期因抵禦外藩而烽火連年。長久處於這種大環境下，人們產生託古喻今、一抒胸臆的願望，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明代，世情小說的發展日趨成熟，人們又在前作基礎上添加了諸如招親、夫妻恩愛、新婚驟別、千里送寒衣，乃至拒婚秦皇投海而死等情節，即現在最常見到的幾版。明代小說家馮夢龍所著的《東周列國志》中，對以前的傳說進行了系統整理和進一步的藝術加工，讓其更加細緻和具體化，並說：“後世傳秦人範杞梁差築長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痛哭，城為之崩。蓋即齊將杞梁之事，而誤傳之耳。”
其實，秦始皇帝這口鍋背得很冤。畢竟，長城的修築由來已久，絕非秦一朝一世之功。特別是進入春秋戰國以來，在諸夏列國爭霸、匈奴等外夷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長城的存在，顯得尤為重要。戰國時，七雄皆在邊關修有長城，秦統一之後所做的，只是將之前列國所築的長城連為一體而已，工程量雖然不小，但極有必要。歸根結底，修築長城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帝王自身的安逸和享樂，而是為了邊關之內，千千萬萬的百姓能免遭外敵侵擾、得以安寧生活。而“為民所慮，遭民所怨”的現象，則是君民的立場和眼界不同所導致的無奈。
如上文所述，孟姜女的傳說是後世之人借春秋齊國“杞梁妻為夫爭禮”的故事，假託於秦逐步演化而來。他們真正想要斥責的，其實從來都不是歷史上真正的秦始皇帝和秦帝國，而是想要“託古諷今”，來申斥自身所處的當下世情。只是如此一來，卻讓原本毫不相干的秦始皇，跨時代地背上了這口“飛來黑鍋”。
誠如南宋人鄭樵所言：“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正謂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