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理法合一和以人治國，是國家機器運轉的重要特徵。所謂的禮法合一，是將維護綱常倫理的禮，與維護王權政治的法合二為一；所謂以人治國，實質上是君權治國和君主操縱下的官員治國。這是專制政權所決定的統治和管理模式，並沒有真正發揮法律和人民的作用。

清末時期，西方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天賦人權論、人民主權說、自由、平等、法治等理念也隨著西方的法文化逐漸傳入中國，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理念也逐漸被國內的開明官僚、知識分子所接受和理解，成為他們革舊鼎新的思想源泉。

在西方這些先進的法治思想影響之下，中國也湧現出了少數啟蒙思想家，他們接受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提出了以法治國、主權在民的進步政治理念，自然對傳統的人治和禮制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嚴復、梁啟超、章太炎和孫中山等人，則是這批啟蒙者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官箴主張和法律理念，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嚴復不僅是清末民初時期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也是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反對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中的，有治人無治法的觀念，認為人治有很大的偶然性，只能依靠君主自己的聖明裁斷和嚴格操守，中國歷史上也不過只有漢武帝、漢光武帝、唐太宗等數人而已。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社會，亂世居多，盛世很少。所以，嚴復提出，如果要想國家長治久安、國富民強、獨立自主，就一定要重視以法治國、法律至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並且讓上下各級、君臣百姓都要遵從，不能逾越。想要建立如此的法律機制，就需要借鑑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體系。

在嚴復看來，法律是保護國民人權，和維護人類社會正常秩序的重要基石，無論國家、人民，都應該皆待法而後有一日之安，國家的主要任務不外乎明刑、治兵兩件大事而已。他非常贊同西方法學理論的奠基人、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法治學說，認為法律是治國之經制，君主只有懂得以法治國，才能算得上知治之要。

在嚴復看來，如果要讓法律在實際運用中，發揮更好的治國理政作用，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式進行制定，所有上下之人都必須嚴格執行，這是維護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他說：法律如果得不到遵守和執行，就會造成貪官汙吏藐視法律、貪贓枉法的腐敗現象，普通百姓也會抗法不遵。

在著手立法的時候，不能違背常規的人情事理，也就是要將法律的權威性與社會的常識、常情、常理結合起來，這樣的制定的法律條文才能切實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嚴復還強調，要推行法治，必須和醫療、教育、生計等各方面的措施相配合，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解決百姓大眾的生存問題和發展問題，才能真正將法治貫徹到底。

梁啟超是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梁啟超看來，19世紀末的中國，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他把為民定法律看作是神聖教主，明君賢相的最大事業。他認為近代中國要想實現自強、獨立的願望，就必須要加強法制建設，施行依法治國才行。

因此，他強調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梁啟超雖然傾向於法治，但是他透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現實社會的體驗，認識到如果要法律真正發揮作用，必須還要依靠道德、教育等與之配合，還需要有議院監督他的施行，否則單純依靠法律，施行的效果並不明顯。

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在面對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上，也是贊同重法治輕人治。他認為，只要統治者和平民大眾都不違反固定的法律，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

他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出發，對傳統社會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制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出這是食肉者所以自謀的法律，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如果因為身份的高低貴賤而適用法律不同，一事而進退於二律，那麼這對於百姓來講並無益處。

孫中山先生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不僅是近代法治的鼓吹者，更是實踐者。清光緒三十二年，他明確提出要在推翻滿清王朝之後，建立一套民主、進步的法制，以便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

辛亥革命之後，以孫中山先生為核心的南京臨時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制定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檔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在此期間，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也以人權民主為核心，制定出一系列反映近代法治精神的單行法和行政法規，邁出了近代中國以法治國、人民至上的重要一步。

綜上所述，在清末時期，由於西方啟蒙思想的傳入，和在中國本土的理論傳播、社會實踐，法治理念深入民心。法治和人治是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產物，二者的對立實質上是權力與法律誰居第一位的矛盾。以法治國是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治國理政的主要方法，同時也是對傳統官箴思想的發展和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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