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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府秘藏的最大一件寶物，當屬毛公鼎。毛公鼎是中國青銅器中的扛鼎之作，現收藏於臺北故宮。這件寶貝19世紀50年代在陝西出土，在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陳氏病故後，陳氏後人又繼藏了20年。

五十年代中期，著名錢幣學家馬定祥赴京，在紙幣收藏家沙伯泉處見到一張湖北官錢局銀兩票，面值為“憑票取估平寶銀拾兩整”，發行時間為“光緒三十年正月吉日”。

銀兩票正面四周花框十分精緻，左右兩側的雙龍搶珠圖尚屬常見，而上部有並列著的兩個橢圓形人像。右邊為張之洞半身像，左邊為端方半身像，這兩位是當年督鄂的漢、滿封疆大臣。

中國嘉德2008春季拍賣會上，這張湖北官錢局張之洞、端方“雙像”銀兩票以117萬元人民幣的成交價重新整理了中國單枚紙幣世界紀錄，這也是中國單枚紙成交價首次突破百萬元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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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此票時，張之洞任湖廣總督之時，既是他廣開新學、改革軍政、振興實業的時候，也是他辦企業鬧笑話的時候，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張大人辦企業都做了那些“面子工程”的糊塗事。

首先以創辦漢陽鋼鐵廠為例，既然是辦鋼鐵企業，就該把廠址選在臨近煤、鐵等原料產地的煤礦或鐵礦附近，這樣才便於就地取材冶煉。

然而張之洞任湖廣總督開府武昌，為了煙囪裡冒的濃煙，機器的轟鳴聲，讓朝廷和全天下都看得見、聽得見，把工廠設在總督府門口，工廠實際運轉成本奇高。

把企業當成個人形象工程來辦，自然要受到市場經濟的懲罰，實際運營效益當然無從談起。但張大人的聲望、仕途和這些官企綁在一起，所以又不能快刀斬亂麻，讓廠礦結業關停。更何況還有一個潛在社會風險問題，鋼廠、礦山、煤礦那麼多礦工等等，整條產業鏈上牽涉到無數人，如果倒閉清盤，大規模失業問題會立馬浮現。

廠子不能倒，可單靠一些財政上技術性的拆東牆補西牆，又很難補上這個財政黑洞。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快速解決眼下困境？

當時國際金融大環境，東、西方列強在19世紀已紛紛改行金本位，客觀上造成了國際市場上銀價下跌，失去貨幣地位的海外白銀以貨物的形式，大量湧入當時還是銀本位的大清國，同時期市場銅價卻維持相對穩定，於是大清國內市場上出現了銀賤銅貴的格局。

張之洞看準這點，便以機制銅元取代通行了上千年的圓形方孔銅錢。從材質上看，舊銅錢和新銅元，雖都是用銅，可重量不同，一箇舊銅錢重1錢2分，一個新銅元重2錢7分，在官定幣值兌換牌價上，規定一個新銅元等於十個舊銅錢。實質上等於以兩個舊銅錢鑄出的一枚新銅元，在價值上卻等於原先十個舊銅錢。而回爐後剩下的那重9錢8分的銅塊（原先八個舊銅錢），就成了官府火耗餘利，收入地方財政囊中。

官府看見銅元推行順暢，市場價值看漲，於是把手頭截餘的那八成舊銅，乾脆也鑄成銅元投放市場，牟取暴利。

可同一時期，國際銀價卻開始回升，超額投放的銅元加上市場銀價回升，形成銀貴銅賤的新金融格局，黑市上要120個銅元換1個銀圓，這叫貼水。之後銅元比價一路狂跌，最後貼水變成跳水，不僅餘利泡沫破滅，而且背上更大的財政包袱，通脹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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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湖北巡撫的端方，字午橋，託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排行老四，人稱“端老四”。端方的曾祖父為鄭親王，九門提督烏爾棍布，祖父文雅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端方自幼過繼給伯父桂清為子，桂清是慈禧的親信，同治帝的老師，先後做過內閣學士、工部侍郎和內務府大臣。

如果你以為這位出身名門的巡撫大人是酒囊飯袋之人就大錯特錯了，清末京師的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旗下三才子，大榮、小那、端老四。”大榮是學部尚書榮慶，小那是軍機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

《清史稿》中也說：“端方性通脫，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尤好客，建節江、鄂，燕集無虛日，一時文采几上畢、阮雲。”把他比為清朝集顯宦、宿儒於一身的兩大代表畢沅、阮元。

在光緒變法之前，太后老佛爺曾經打算讓張之洞入值軍機，招他從湖廣到北京，可因為帝師翁同龢不喜歡張大人，正好當時湖廣出了亂子，翁同龢藉口非張之洞不可，張之洞興沖沖到了上海，結果又被攔下。在這期間，就是端方代理鄂督。可不久張大人又回任湖廣總督，端方由代理扶正的願望落空，非常的尷尬。

端方是一個極要面子的人，其實他很不滿意自己作為二把手要和一把手張之洞同時並列於鈔票之上，於是在他日後成為兩江總督，開府南京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同時並列於鈔票之上，於是在他日後成為兩江總督，開府南京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的頭像單獨印在江寧官錢局發行的鈔票上，這才算對得起自己多年的政治奮鬥，圓了一個獨佔票面舞臺的夢。

他起步時本是工部小郎官，機緣巧合，當年在他建設部小司員的任上正好經手兩件大工程，一是光緒皇帝大婚典禮的籌辦，一是太后老佛爺萬年吉地的選址勘測。

端方為人機靈，紅白事都來得，大婚司儀搞得體面，吉地堪輿，又選準了普陀峪。喜事辦得漂亮，受到帝師翁同龢賞識，後事準備得穩妥，讓軍機大臣剛毅滿意，於是在帝后兩邊同時討巧。之後論功行賞，獲得自工部外放張家口擔任稅監的機會。這個職位可是晚清八大肥缺之一，北方的四個肥缺是崇文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南方是粵滬江浙四海關。

戊戌風潮前後，尋機得到出巡陝西的機會，遠離了是非中心，沒受到太大牽累。更巧的是，沒幾年又趕巧碰上庚子西狩，他正好是陝西巡撫，功高莫過於接駕，於是乎更上一層樓，就此成為太后心腹，著力培養，於是才有了日後外放巡撫、總督一路高升的好運。

端方好收藏且收藏面很廣，中國傳統士大夫收藏的各種門類，諸如青銅器、碑刻、古印、古磚、泉範，甚至井欄、田券、墳券，只要有文字、飾紋、有考訂價值者，皆兼收幷蓄。

據陳氏後人回憶：“本世紀初，兩江總督端方倚仗權勢派人至陳家，限三日交鼎，強行買走。”後來端方之女出嫁袁世凱第五子袁克權，端府欲以此鼎為陪嫁，而袁家不敢接受。

端方不光是在古玩收集上頗有眼光，在政治經營上也是下了一番苦功。

宣統初年，端方站在隆裕太后，以及隆裕的妹夫，時任度支（財政）部大臣，鎮國公載澤的一邊，串聯滿洲宗室八大臣上書，要求隆裕太后仿效當年西太后老佛爺舊例，垂簾聽政，而讓攝政王載灃退歸藩邸，結果觸怒了載灃，找了個藉口把他罷免，但不久，他又借鐵路國有的機會，在載澤的力挺下強勢復出，出任鐵路督辦大臣。

端方在去四川赴任的路上，他對西南地方政情人事一無所知，手下又是最激進的湖北新軍，走到資州時，率領的鄂軍謀變，他非常驚恐。

端方召來諸將，自述身世，謂其母本為漢臣陶澍的通房大丫頭，後懷他時被轉送旗員。由此推論，他是買一送一的受害者，從血統上來說是純漢人云雲，此時他願意認祖歸宗，棄旗籍，改本姓。並印名帖，轉送諸人，上寫“陶方”二字，以求脫旗歸漢。但是在座諸將只是竊笑，終沒有放過他，端方和曾留學日本研究鐵路的弟弟端錦均被殺，兩人的首級在上海的博物館內對社會公眾公開展覽了一個月。

端方是辛亥年被殺的清政府最高等級朝廷命官，當時主流輿論時評對他的死都很惋惜。清末鄭孝胥在評論時人說：“岑春煊不學無術，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端方有學有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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