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也好，中國政治也好，很早就走出了宗教的羈絆。和其他國家歷史一樣，中國原始社會的政治是和宗教、和神靈糾纏在一起的。神裁是一種常見的政治形式。很多制度，依據宗教而建，帶有濃厚的“神彩”。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政治中的宗教色彩開始急劇淡化。這從從當時的

"禮崩樂壞"，"道德淪喪"

等描述中，就能看到這種趨勢。宗教官主要發揮禮儀性的作用，很少參與實質決策。到秦朝立政，政治和宗教在形式上幾乎是徹底分離了。這個時期的中國，已經是政教分離的體制。但是，只要皇權還要從神靈和迷信中尋求合法性，只要宗教繼續影響人們的心靈和生活，政治就不可能和宗教、和鬼神徹底地一刀兩斷。皇帝說自己是神龍天子，有人就說自己見過真正的龍，皇帝能說他是胡說八道，說龍根本不存在嗎？不能。既然皇帝標榜自己是龍，他怎麼能否認龍的存在呢？這是政治不能否定宗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宗教對古代政治的影響始終存在。

幾千年來，宗教在中國社會的痕跡無所不在。現在的城市，有很多地名是以什麼寺、什麼廟，或者什麼庵、什麼觀之類來命名的。比如北京有白雲觀、白雲路、隆福寺街，杭州有香積寺街。古代宗教建築散落在社會各個角落，宗教力量在基層社會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以西門豹治水的故事為例子，西門豹治水當中有兩股力量在鬥爭。西門豹代表的官府要治水，以巫婆為代表的宗教不同意治水。巫婆認為這樣會惹怒河神，而老百姓也更願意相信巫婆，寧願獻少女，把很多財富扔到河裡去，也不願意治理河道。西門豹治水最大的困難，就是讓老百姓相信並不存在什麼河神。在這裡，有一股力量跟官府是並行的，跟官府展開博弈。這股力量，就是宗教。

縣城也好，府城也好，一般都有一座廟，叫作

"城隍廟"

，顧名思義就是保護這個城市的神明所在的廟。城隍廟在傳統社會中有特殊意義，官府和老百姓都預設城隍廟是不受官府權力制約的，是中立的。城市裡面出了一些難事、疑事或者是一些惡劣大案，官民都可以聚集在城隍廟裡商量著解決。這個問題沒有預定的立場，沒有說必須怎麼辦，在城隍廟裡一切可以商量；或者，一個人覺得自己有什麼冤屈，也可以跑到城隍廟去，衙役輕易不能在城隍廟抓人、打人；要告狀，可以去城隍廟告狀，為什麼呢？因為大家潛意識裡就有這麼一個觀念∶ 神靈超然於官府和社會之上。這就好像西方有一些宗教色彩比較濃重的地區，教堂是上帝所在，教堂裡禁止暴力和殺戮。所以，軍警不能進入教堂執法。中國的城隍廟類似於西方教堂的角色，在清朝的筆記小說裡面，就有死囚鳴冤城隍廟、城隍夜審疑案等傳奇情節。現在上海著名景點

"城隍廟"

，以城隍廟為核心發展出了很多社會景象，儼然就是一個民間社會的集合。

官民的思維、言行都有宗教的印記，信鬼神、重報應、盼神佑；官員們還在支援宗教場所的運轉，利用宗教的力量來教化百姓、安定地方。地方官往往立碑，保護寺廟道觀財產；地方上要舉辦一些宗教活動，地方官也願意拋頭露面，表示支援。北京城和各省大一些的宗教場所，往往標明

"敕建"

二字，不見得就是皇帝掏的錢，這麼寫更多的是表明立場，拉近和官府的關係。官府意識到，宗教可以用來維持統治，穩定人心，這是官府和宗教相安無事的根本原因。宗教勢力也樂意與官府合作，藉助世俗的權威來穩定神明的地位。

同時，官府也意識到，宗教有著造反滋事的潛在威脅。歷史上有很多起義、騷亂，就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參加白蓮教策動的紅巾軍起義，他真真切切看到了民間宗教的巨大力量，這股力量強大到足以威脅朝廷的生命。所以，官府對正常宗教勢力、合法宗教場所是支援的，還禮遇有加，但是對民間宗教力量、地下宗教場所警惕性很高，一概嚴禁，一露頭生事就嚴厲鎮壓。朱元璋就嚴禁旁門左道，《大明律》設定了

"禁止師巫邪術"

條款∶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相、燒香聚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清朝繼承了這條法律，嚴禁旁門左道。同時，雍正皇帝懷疑正常的宗教派別中也隱藏著反叛的力量∶

"僧道、醫卜、星相之類，往往為奸究之所潛藏，不可不慎也。"

鑑於謠言讖語蠱惑人心、煽動造反，《大清律》刑律還有

"造妖書妖言"

一條∶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監侯，被惑人不坐。不及眾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傳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官府對待平行的其他力量，利用他們有利於統治的一面，對威脅統治的潛在可能，都會嚴厲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