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8年，奧斯曼帝國土崩瓦解，歐洲列強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之上人為催生了一批中東民族國家，並強行劃分了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給這一地區的產生了複雜深遠的影響。奧斯曼帝國瓦解後，英國人佔領摩蘇爾時已經與土耳其簽署了停戰協議，而將摩蘇爾併入伊拉克違反了該協議。此外，他們還認為，庫爾德人在文化上接近土耳其人，呼籲用一場公民複決來解決這一問題。
新政府所面臨的任務是真正困難的，因為縱觀伊拉克的全部歷史，多種族的伊拉克從未成為一個易於統治的國家。作為中東之一部分，這個新興國家品嚐了戰後影響整個地區的混亂的苦果。
對費薩爾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他不得不在建設這個國家時，一隻眼既要緊盯著英國保護者，另一隻眼又要緊盯著對屈從於外國強權深表不滿的民眾。為這個新興國家劃定邊界也是極為困難的。
1929年之前，來的禮薩沙巴列維領導下的伊朗復興國家，拒不承認伊拉克。兩國之間的根本衝突在於對地區霸權的爭奪，但下述三個問題是兩國亟待解決的。
首先，雙方都在爭奪兩國邊界上的庫爾德斯坦。崎嶇的地形和經常性的部落移民，使得在這裡劃定兩國邊界極為困難。其次，1925年伊朗對庫爾德斯坦地區的軍事佔領，進一步惡化了兩國關係，因為那裡的多數居民都是阿拉伯人，邊界兩端的部落間的聯絡亦很密切。最後，伊朗仍然不承認伊拉克對整個阿拉伯河的統治權，反而要求兩國的邊界從河中間穿過。儘管雙方之間互派大使，其中費薩爾還訪問過德黑蘭，但在委任政府期間，這些問題都未能得到解決。
1922年，珀西考克斯組織召開了烏凱爾會議，將伊拉克與其南部鄰國的邊界確定了下來。
參加會議的雙方是伊拉克國王的代表阿卜杜勒-阿齊茲沙特（後來的沙特國王），以及一位代表科威特酋長的英國101官員。最後的決議實際上是在考克斯的授意下作出的，邊界在有利於伊拉克的情況下在阿拉伯半島上作岀劃分。但在另一方面，伊拉克提出對科威特（當時是一個貧困的國家）擁有主權的要求卻被拒絕。伊拉克國王沒有得到科威特，意味著這個國家幾乎成為一個內陸國，這就給它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困難。
不過，當時最棘手的是與土耳其的邊界問題。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新共和國一致認為，要獲得對摩蘇爾的控制權。
許多庫爾德人都擔心他們的民族會被分裂到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等國中，就支援土耳其人的主張，儘管他們也知道其不可能成為一個占人口多數的群體。英國人的理由則建立在摩蘇爾與巴格達的歷史及行政淵源上。雖然也有所謂的合法性問題，但問題最終還是要由實際的現實情況所決定。英軍當時佔領著摩蘇爾省，而土耳其人因為剛從一場與希臘的可怕的戰爭中走出，因此不願意再次作戰。對英國人來說，摩蘇爾的重要性在於它的石油，且有助於年輕的伊拉克國家的生存。
巴格達和巴士拉有影響的遜尼派顯貴同樣渴望把摩蘇爾併入伊拉克，因為那裡的遜尼派人口可以平衡南部什葉派的力量。
摩蘇爾問題的最終解決是同伊拉克與英國的關係糾結在一起的。伊拉克的者，如什葉派大臣賈法爾艾布提曼，堅決要為實際的獨立而戰。即便是費薩爾，儘管他是靠著英國人才當上國王，且嚴重依賴葛楚德貝爾這樣的英國顧問，但也並不總是按照英國領事的意願行事。不過，摩蘇爾問題的目的是要加強英國人的力量。英國人要求伊拉克同意其控制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後來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獲得75年的採油權，以此作為英國幫助伊拉克的回報。伊拉克政府一直以來就擁有該公司20%的股份，但害怕會失去摩蘇爾，便最終屈服了，並讓出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經濟財產的股份。1925年，在英國的壓力下，國聯將摩蘇爾判給了伊拉克，條件是保證庫爾德人能夠控制他們自己的地方政府以及擁有使用他們自己語言的權利。
巴格達雖然經常漠視這些權利，但只有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才享有這些權利，土耳其和伊朗的庫爾德人是沒有這些權利的。從此刻起.伊拉克政府開始傾向於與英國人完全合作。
可是伊拉克早期的一些政治家，有時又目睹了太多的人民不斷增長的欲求與政府不願挑戰英國霸權之間的矛盾。一位來102自著名的賽義德家族的強權人物阿卜杜勒-穆赫辛薩頓，不堪忍受如此之絕望，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說明他為何自殺時，他哀嘆了這個國家無力獲得獨立而人們卻仍希望政府有所作為的事實。
在這個國家之內，沒有人會懷疑為伊拉克眾多的族群塑造一種民族認同的困難性。費薩爾在1933年晚些時候寫道：我要滿懷悲傷地說，伊拉克至今仍不存在伊拉克人，那裡只有你不能想象到的烏合大眾，他們缺乏任何愛國思想，深深沉浸在各種宗教傳統和荒誕不經之中。沒有一個共同的紐帶將他們聯絡在一起，他們聽到的只是邪惡，心向混亂，時刻準備著起來反抗任何形式的政府。我們希望在這些群氓之外塑造一個民族，讓我們能夠培養它、教育它和改進它……
根據1925年的憲法——該憲法在整個君主制期間基本未作改變——伊拉克有了一個包括兩院的議會和獨立的司法系統。
國王擁有可以否決任何法規、解散議會以及要求重新選舉議會等重要權力。但選舉實際上是被控制的，軍事管制法則定期宣佈保證國家牢牢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手中。1922-1958年間，在君主制被推翻之前，伊拉克的議會共進行了10次選舉，內閣更換了59次。
不過，這些中斷只不過代表了國家職位的重新洗牌而已。在君主制期間，政治精英是非常穩定的，他們多是前奧斯曼時期的官員和一些城市顯貴。
君主制期間任職最長的政治家是出類拔萃的實用主義者努裡賽義德，他在幾屆內閣中都擔任職位。曾任國家首相。由於意識到需要擴充套件自己的政治基礎，費薩爾在象徵性地使用猶太人和基督徒官員的同時，決心提拔一些什葉派和庫爾德人，將之納入自己的政府。遜尼派和英國人卻都反對這一主張，他們需要確保什葉派在議會中只能保持少得可憐的人數。遜尼派所佔的統治地位在省區政府，甚至在什葉派控制的地區裡也十分明顯。
為了幫助國家培養一種民族感，費薩爾任命出身敘利亞的熱心的泛阿拉伯主義者薩提胡斯里為教育總長。胡斯里制定的學校課程提升了伊拉克的愛國主義，同時也為人們注入了一種從屬於以遜尼派為主的更寬廣的阿拉伯世界的意識。
阿拉伯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一種抵抗殖民主義和分裂的意識形態。它尋求的是提升對光輝歷史的自103豪感，對民族的發展作出了必要的貢獻。但是，由於強調了國家的阿拉伯認同意識，胡斯里漸漸疏離了庫爾德人和什葉派。對庫爾德人來說，他們擔心的是在一個擴大了的阿拉伯國家中喪失本民族的認同對什葉派來說，他們同樣擔心會在一個遜尼派的國家中成為少數分子。在費薩爾看來，建構民族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軍隊。他認為，與各部落擁有10萬步槍隊相比，一個只擁有數量為15000人步槍隊的政府是什麼也幹不了的。但英國人卻擔心的影響會愈來愈大，他們無視費薩爾建立足夠軍力的不斷請求，堅持在整個委任統治期間，伊拉克的部隊只能保持在7500人這個可笑的、極低的數量上。
透過顧問和皇家空軍，英國人得以控制伊拉克政府。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意識地提高對英國人抱有忠心的部落首領的力量。
1916年的《部落犯罪和市民爭端法》被併入憲法之中，這極大地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國家選舉讓人懷疑的本質和各省部落首領近乎絕對主義的權力，確保了大地主對議會的控制。在君主制期間，議會通過了幾項法律，目的都在於提高農村的半封建關係，強化地主的所有權以及以損害工業為代價的支援農業的傾斜發展。在城市裡，家庭和個人的法律地位（包括財產繼承）繼續由法庭來解決。遜尼派法庭和什葉派法庭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則依據各自不同的傳統，它們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
1929年，英國新成立的工黨政府邀請伊拉克代表前來就一項保證獨立的條約談判。在首相努裡賽義德的強硬領導下,1930年兩國簽署了《英伊條約》。這項條約在兩年之內就得到了批准，但伊拉克獲得獨立卻要再用去25年。條約同時也尋求重建兩國之間的“緊密聯盟”，這主要還是為了保護英國對伊拉克的支配作用。
條約的確達到了這個目的，因為它賦予英國人否決伊拉克一切外交決策的權力，並使英國人可以壟斷軍隊的訓練及裝備的購買，以及戰時使用伊拉克領土的權力。皇家空軍將在巴格達附近的哈巴尼亞，以及巴士拉附近的舒艾巴擁有兩座空軍基地。伊拉克同時也要支援北部庫爾德人的民族權利。條約遭到了者的堅104決反對，他們認為這損害了伊拉克的主權，而同時許多庫爾德人和宗教少數群體卻擔心，英國人的撤離或許會使他們失去保護。這種擔心在現實中也確實發生了，因為政府開始替換庫爾德官員，並強迫學校使用阿拉伯語。
此時，穆罕默德巴拉贊齊再次出現，他於1930年領導了一次起義，英國人也再一次幫助伊拉克進行鎮壓。這一次，巴拉贊齊的領導地位遭到了致命一擊，後來的人們則開始將目光轉向謝赫艾哈邁德巴拉贊尼和他的兄弟，即與巴拉贊齊形成競爭的蘇非派納克沙班底亞教團的穆拉穆斯塔法。
儘管存在上述挑戰，議會還是通過了這項條約，1932年10月，伊拉克正式獲得獨立。
獨立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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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伊拉克的獨立以及同一年伊拉克加入國聯,無疑是這個現代國家歷史上的重要一步。不過，政府依然經受著合法化危機,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對國家屈從於英國十分不滿。
對這一代人來說，問題不僅在於愛國主義的自豪。他們認為英國對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和農村部落首領階層的支援，削弱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國家虛弱和落後。什葉派和庫爾德人則特別擔心阿拉伯遜尼派會繼續控制中央權力。
獨立之後最重要的制度變遷就是軍隊的增長。新王國所做的最早的決定之一就是於1934年頒佈徵兵法，以擴充軍隊。
軍隊是思想的天然港灣。軍隊的軍官幾乎都是遜尼派，他們視自己為阿拉伯世界的普魯士人，羨慕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同時對自己的獨立精神非常自豪。
1933年，在巴克爾西德基將軍的領導下，軍
隊要求遏制北部的亞述武裝團伙。該武裝團伙中的大多數人都屬於所謂的“伊拉克軍團”，他們是由英國控制的獨立於伊拉克軍隊的亞述人部隊。
雖然他們已被政府解散，但他們反對巴格達的控制，拒不交出軍隊。這場軍事行動的後果是300名手無寸鐵的亞述村民被，但它卻被編造成針對英國僱傭軍的愛國主義勝利。1933年，費薩爾病逝，他的年輕幼稚的兒子加齊繼位，君主制由此開始衰弱，這就為軍隊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更多機會。1936年，西德基發動了其一系列軍事行動中的第一次。由於軍隊還不夠強大，它並沒有去直接控制政府，但卻在內閣的更迭中起到了政治仲裁者的作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裡，伊拉克的政治變得更具分裂性和更加動盪，各種派別都與不同的軍官結盟。政治上的分歧總是透過宮廷陰謀得到解決，最具危害性的是，對解決分歧所採用的辦法仍是老一套的挑起部落反叛的伎倆。
對英國人和他們在伊拉克的同盟者來說,許多因素都要考慮。與軍隊勢力的崛起及其所導致的政治上的動盪相比，英國人更擔心的是君主制本身的地位。
國王加齊被認為性情魯莽、脾氣暴躁。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加齊明確表達了他對泛阿拉伯分子的支援，如他明確宣告支援巴勒斯坦人的反英起義，不斷宣稱對科威特擁有主權。當英國與希特勒的戰爭愈發臨近時，加齊卻支援親納粹分子，以顯示與德國的親近。據信，努裡賽義德這位伊英聯盟的堅定支持者曾調查過廢除加齊，支援另一位哈桑家族成員的可能性。
1939年，加齊死於車禍,許多伊拉克人懷疑英國人曾介入此事。由於加齊的兒子費薩爾二世年紀尚幼，他的叔父阿卜杜勒-伊拉赫被任命為攝政。
雖然努裡賽義德與阿卜杜勒-伊拉赫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相左，但他們還是聯合形成了一個穩固而親英的領導權，以便控制伊拉克的政治，維持這個殘留的君主制。
儘管困難重重，這個積弱的政府最終同意於1937年與伊朗解決邊界問題。《伊拉克-伊朗邊界條約》也被稱作《薩德巴德條約》，該條約承認伊拉克對整個阿拉伯河擁有主權，但要讓出伊朗石油出口港阿巴丹附近的水域。
此時取得的重要成就還包括伊拉克-敘利亞邊界爭端問題的解決，底格里斯河沿岸灌溉工程的完成，通向地中海港口海法的石油管道的開通，以及連線波斯灣與歐洲鐵路最後一段的竣工。
反抗君主制的特別失敗之處是它無力為這個新國家的認同創造一種願景。在兩種相互競爭的意願之爭中,伊拉克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精英中岀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
第一種是阿拉伯，它主要是對殖民統治的反應。阿拉伯認為，現代伊拉克與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都是一種人為的創造。其天然屬性不能與一個從摩洛哥延伸至波斯灣的單一的阿拉伯國家相分離。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特性是它的語言和共同的歷史經驗。阿拉伯者所看重的是團結所有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目標，這是帶來進步的關鍵環節。
阿拉伯人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衝突的發展，引起了伊拉克的熱切關注，為阿拉伯者提供了支援阿拉伯團結的有力論據。
不過，阿拉伯傾向於疏離庫爾德人和什葉派。它同樣忽視了國家內部的迫切問題，因為所有其他問題都低於支援阿拉伯統一這一更高目標。這一觀念是與伊拉克獨特的相違背的。伊拉克認為，伊拉克國家不僅僅是殖民主義的產物，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以及人類歷史的初曙。
伊拉克者並不反對更大的地區統合甚至阿拉伯人的政治統一，但他們更為關注這個國家的內部問題,如城市的發展和農村的受壓迫狀況。
伊拉克更能成功地得到遜尼派阿拉伯民眾之外的支援，但它也因為接受殖民者強加的邊界以及忽視阿拉伯人的團結而受到批評。但這兩種傾向都批評了政府的精英主義以及它對英國人的依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歲月，政黨只不過是各個顯貴追求各自利益的工具。直到二戰結束，意識形態上的考量才真正開始形成政治政黨的基礎。
縱觀20世紀20年代,君主制統治下歷史最悠久的組織是那些分佈在巴格達、摩蘇爾和巴士拉的各種各樣的俱樂部。其中巴格達泛阿拉伯主義者的“穆泰納俱樂部”，由於吸引了數量眾多的軍官而尤為重要。
它同時也是二戰後成立的“獨立黨”的前身。獨立黨的領導人是什葉派，但大部分黨員卻是城市裡的遜尼派阿拉伯人。其他重要的泛阿拉伯主義政黨還有最初成立於敘利亞的“復興黨”。該黨於20世紀50年代在伊拉克出現，吸引了許多教師和學生，不過它在君主制垮臺之前規模一直很小。在這些政治團體之中，強調伊拉克和社會改革綱領的是“國家民主黨”，該黨成立於1946年，由極具領袖魅力的卡米爾查迪爾奇領導。國家民主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阿哈里俱樂部”，具有要求獨立、民主、和建立社會安全系統的基本107的社會民主思想。而組織性最強的是“伊拉克”，簡稱ICP，該黨成立於1934年，它是伊拉克最具歷史的政黨，直到今天依然活躍。伊拉克紮根於有知識的社會主義者，以及20世紀20年代晚期較早發動的勞工運動之中。當時伊拉克社會由大地主所控制，無地農民和城市貧民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因此人們尤其願意接受階級鬥爭和社會正義等觀念。
許多伊拉克人不僅被反英的所鼓舞，也深受蘇聯影響，後者的岀現被認為是挑戰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的一種力量。此外，伊拉克高舉平等主義和社會正義的旗幟，它把與伊拉克密切相關的大眾運動文化調動了起來，這在勢力特別強大的南部尤為明顯。由於強調了世俗主義和國際主義,它吸引了包括庫爾德人在內的伊拉克全體人民。
在1941年擔任領導職務的半傳奇人物法赫德領導下，以其嚴格的組織和具有獻身精神的領導能力成為伊拉克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反對力量。
在庫爾德運動中形成的各個團體，最初是遠離伊拉克者的，但後來卻開始支援他們。多數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庫爾德運動是由諸如穆罕默德巴拉贊齊這樣的部落或宗教領袖領導的。
但在20世紀30年代，領導權卻轉到了蘇非派納克沙班底亞教團的巴拉贊尼家族手中。該家族最重要的人物是穆拉穆斯塔法巴拉贊尼，他在1945年組織了一場反對政府幹涉庫爾德省政府的部落反叛。英國皇家空軍又一次來營救巴格達了，他們將穆拉穆斯塔法和他的戰士驅逐到邊界另一邊的伊朗。
這些人在建立庫爾德馬哈巴德共和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該共和國1946年被伊朗軍隊摧毀。穆拉穆斯塔法四處尋求庇護，最後得到蘇聯的收留,但許多城市知識分子還是反對由部落首領組成的“庫爾德斯坦民主黨”。
該黨起初規模有限且侷限在北部的城市中心裡，但後來它在反對君主制的鬥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某種程度上，當1939年二戰爆發時，所有這些趨勢都已經十分明顯了。對軍隊裡的軍官集團來說,二戰是一個極佳的擺脫英國人的機會。
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反抗運動被英國人挫敗，之後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阿明胡賽尼來到巴格達，兩件事都激發了公眾的輿論且促使軍隊採取行動。在抗英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薩拉丁薩巴格上校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許多軍官的阿拉伯觀點，他這樣寫道：我既不相信英國人的民主，也不相信德國人的納粹主義，同樣也不相信俄國人的布林什維克主義。我是一名阿拉伯穆斯林。在自我權利和人生哲學上，我不需要任何替代物。
1941年4月，在軍隊的大力支援下，著名的阿拉伯者拉希德阿里蓋拉尼成為伊拉克首相。
拉希德阿里蓋拉尼希望得到軸心國的軍事支援，當伊拉克政府拒絕英國按照1930年《英伊條約》的規定讓軍隊穿過伊拉克領土時，他驟然發起了一場行動。隨著與英國關係的惡化並走向武裝衝突，努裡賽義德和攝政阿卜杜勒-伊拉赫逃離伊拉克。在軸心國不能或許也不願提供承諾的支援的情況下，英國軍隊在5月輕鬆地擊敗了伊拉克軍隊，再次佔領這個國家。
“拉希德運動”儘管短命而且徹底失敗了，但卻為軍隊獲得了鬥爭衛士的聲望。之後薩巴格的被害也賦予軍隊一個象徵性的殉國者形象，這贏得了包括伊拉克未來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的叔父和養父在內的許多伊拉克人的心。
而努裡賽義德和阿卜杜勒-伊拉赫在英國保護下的歸來，
也只會進一步加劇人們對君主制的疏離感。1934年，好像要強調其親英傾向的證據似的.新政府對德國宣戰，伊拉克也因此成為聯合國的建立國之一。拉希德運動除了沒能結束英國人的再次佔領外，還有另外一個不好的影響。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裡，伊拉克的猶太人逐漸變得繁盛起來，許多猶太人都接受了猶太人學校的良好教育，他們成為這個年輕國家新的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的重要部分。猶太醫生、律師和教師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與猶太工匠、店主和商人的成就一樣明顯。在許多阿拉伯者的圈子中，特別在巴勒斯坦當時的局勢下，猶太人被認為是英國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同謀者，是伊拉克社會的第五縱隊。在19世紀30年代末期，猶太人不斷受到單獨對之採取的攻擊，但這並沒有讓他們感到巨大的恐慌。不過，隨著拉希德阿里政府的垮臺，巴格達街頭的反英情緒空前高漲。
一些四處遊蕩的準軍事集團，此時湧入巴格達支援拉希德政府，他們希望利用英軍來臨之前的這段權力真空期，發動以“法胡德”著稱的。秩序在兩天後得到恢復，但在這兩天的時間裡，150到180名猶太人被。
值得注意的是，有更多的穆斯林在保護他們的猶太鄰居時也被殺害。巴格達著名的什葉派領袖賽義德艾布哈桑穆薩維譴責了對猶太人的攻擊，並禁止其信徒危害猶太人和掠奪他們的財物。
1941年的大開啟了對伊拉克最古老和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進行清除的序幕，它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在這一事件之後的日子裡，伊拉克政府受到了巴勒斯坦對其違背阿拉伯團結的指控，並因此變得孤立和敏感起來，進而趨向制定鼓勵反猶的法規。由於大多數反抗行為都受到壓制，阿拉伯者便因為可以在公開場合自由提出伊拉克猶太問題而獲益。
結語
委任統治對伊拉克的民族國家構建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同時也產生了相當的負面作用。但從長遠來說，委任統治下的伊拉克民族國家構建是失敗的，其原因在於委任統治和民族國家構建的內在矛盾使得雜湊姆王朝的社會整合工程具有極大的保守性，而且英國的委任統治未能建立一套切合伊拉克的實際情況，符合國家長遠發展利益的社會機制和權力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