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英宗時期母子不和,曹太后還政後,重臣富弼不得已只能隱退

英宗趙曙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登上了皇帝位,雖然趙曙一直處於生病的狀態中,但是國家還在運轉,朝政還需要處理,朝中雖有韓琦、歐陽修等人輔國,但也還需一位地位尊貴的人來統領大局,畢竟趙氏家族的最高權力是不容外人侵犯的。於是,繼劉娥之後,宋朝第二位垂簾聽政的太后站到了前面,這就是宋仁宗的皇后,現在的太后曹氏。

宋朝英宗時期母子不和,曹太后還政後,重臣富弼不得已只能隱退

歷史在漸漸向前發展,宋英宗的病隨著時間也逐漸好轉起來。為了使英宗明白他所犯的錯誤,重新以正確的態度治理國家,盡好一個皇帝的職責,朝中大臣們開始了對他的勸說。他們開始向皇帝詳述“孝”的含義,自古以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何況父母之恩;縱然父母不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何況當今皇太后有恩於他。

宋朝英宗時期母子不和,曹太后還政後,重臣富弼不得已只能隱退

首先,仁宗立皇太子之時曹太后有居中之助,其次,仁宗駕崩之時,是曹太后緊封鎖訊息,皇位才未旁落。太后如今為朝政垂簾,怎能說太后對陛下無恩呢?在眾人的苦心勸說中,趙曙似乎終於有所悟了。大臣們考慮是時候到了新皇親政之時了。但是權力自古來都是放之容易收之難,現在太后垂簾聽政,大權在握,把這治國大權收回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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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卻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曹太后並不像之前的太后劉娥一樣,對皇權有留戀之意,垂簾聽證是當時的朝政所需,這時還政於英宗她也覺得是理所應當,並不需要發生太大的爭端。關於這個還政的過程,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實際上無需把事情看得太過於複雜,以曹太后溫婉和順的性格,她也不會留戀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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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英宗身體逐漸好轉,公元1064年,也就是宋英宗治平元年的春天,英宗皇帝乘輦到相國天清寺、醴泉觀祈雨,他這一舉動在獲取民心的方面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祈雨之後,他又慢慢開始處理一些簡單的政事,他對這些奏章的處理也得到了垂簾聽政的曹太后的認可。大臣們意識到,還政的時機開始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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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記載裡的還政過程非常簡單。一次朝會之後,首相韓琦向曹太后辭相,希望太后允許他到外地任職。這只是一種委婉勸她撤簾還政的方式,曹太后身處宮廷多年,以她的政治經驗豈能不知,於是她對韓琦說:“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遂將朝政歸還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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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曙親政之後,開始大肆封賞周圍的人。他讓自己的親屬搬入皇宮,給自己親近的臣子加官晉爵,並開始打擊以前對他不利的官員。除此之外,他對曹太后的態度也沒有絲毫改變,兩宮一直都處在不和的狀態之中,這對國家十分不利,更讓朝臣們尤其是以韓琦為首的宰執集團非常擔憂。

面對英宗朝的這種狀態,朝臣們分流了。這時,許多朝臣卻選擇了沉默,他們雖然對皇帝的行為頗為不滿,但又不想因為這件事觸怒龍威影響自己的政治前程,沉默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韓琦、歐陽修等人還是選擇了無條件支援英宗,畢竟皇帝是他們擁立的,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只有盡力輔佐他,否則他們不僅前程會受到影響,還會在史書上留下罵名,這也和他們當初勸諫曹太后的初衷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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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宰相富弼已經服完母喪回到了朝廷,富弼的一生都清醒地保持了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謙謙君子之風,即使在後來王安石變法時期,他雖然不支援新政也沒有選擇加入黨派鬥爭的行列,而是選擇了默默地離開權力爭奪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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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回來了,但朝政已經和仁宗朝時的大相徑庭,他只能選擇獨自鬥爭。在他服母喪之間,韓琦已經從他離開時的樞密使晉升為首相,大權在握,再加之他獨斷專行的性格,遲早有天會建立“一言堂”。

此時身為樞密使的富弼並沒有接受皇帝的恩賞,而是接連上書求皇上以“孝”為先,善待曹太后,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支援,才能獲得民心,即使英宗置之不理,他還是始終堅持著自己心中的信念。在後來發生的任守忠事件中,他與司馬光沒有站在皇帝的一邊,而是據理力爭,最終戰勝了韓琦等人,英宗和曹太后的關係才趨於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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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元年的十一月,首相韓琦上書英宗,希望在陝西路招募義勇來抵抗西夏的入侵,這次招募的規模加大,幾乎三個青壯年男子就要有一個去西北邊疆服役,很明顯這個決定是不明智的,宋朝自從在西北同西夏開戰以來,民生凋敝,仁宗末年又水旱災不斷,這時給百姓雪上加霜很容易激生民變。

除此之外,這也侵犯了以富弼為首的樞密院的權利,這樣看來,首相韓琦是想利用這次機會來確立自己的權威,鞏固自己首相的地位。宋朝在皇帝以下,中央行政體制主要包括宰輔和中央行政機構,這個系統非常龐大和複雜,目的為了權利之間的相互制約,防止一人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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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相領導,副宰相和樞密院的正副長官合稱“執政官”,共同輔佐皇帝,在宋朝這個系統稱為“宰執”。在神宗改制之前,宰執大臣的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合稱二府。而樞密院是宋朝軍事權利最高機構,韓坷這麼做很明顯是侵犯了樞密院的權利。

即使如此,最後韓琦的這個募軍計劃還是實行了,無數的百姓作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走向了西北戰場。面對如此混亂的朝政,富弼隱退了,因為權力會讓人失去理智,而富弼為朝政著想也不想在這個權力場所鬥爭下去,富弼一連上了二十餘疏辭官,最後失望地離開了京城開封這個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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